编者按

美国政治暴力的历史正在重演，保罗·佩洛西遇袭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在过去的五年里，右翼政治暴力急剧上升。美国面临的问题不仅是暴力事件数量的增长，还有暴力在右翼中已经成为主流，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很多共和党人的政治工具。为了减少美国政治暴力，需要缓和两极分化，使主流共和党人不再支持暴力派别。《政客》杂志(Politico)网站近日登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雷切尔·克莱因菲尔德(Rachel Kleinfeld)的文章，梳理了美国政治暴力的演变，并就如何解决政治暴力和两极分化问题提出了建议。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雷切尔·克莱因菲尔德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民主、冲突和治理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她专注于冲突后国家、脆弱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法治、安全和治理问题。

美国政治暴力的演变

与其他相似的高收入民主国家相比，美国的政治暴力水平一直很高。20世纪60-70年代，暴力活动主要由左翼边缘团体实施，直到20世纪80-90年代，右翼的极端主义边缘群体才开始增长。虽然当时的暴力具有意识形态性，但从左翼的环保事业到右翼的反堕胎活动，都不具有党派性质。此外，支持政治暴力只会伤害主流政客，与选举日程也没有任何关系。

如今，左翼支持暴力的仍然是边缘群体，支持暴力的进步人士与民主党脱节，一般不被政治领袖所接受。而在右翼，支持暴力活动已不再是边缘立场。不仅仅是失业、未婚、没有子女的年轻男子会参加暴力活动，有工作和孩子的已婚中年男子也有可能加入了1月6日国会暴乱这类事件。美国政治科学研究项目“Bright Line Watch”去年11月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那些最有可能支持右翼暴力的民众感觉自己与共和党的联系最紧密，这不是一场边缘运动，暴力成为捍卫其价值观的一种手段，是政治活动的延伸。

政治暴力为何成为主流?

特朗普并不完全是这种转变的罪魁祸首，但他显然带来了巨大的动力。自2016年以来，右翼的暴力行为一直伴随着选举日程，MAGA政客用暴力的言论巩固竞选结果。

虽然民主党人没有推动目前的政治暴力，但他们至少要对驱使许多民众投入极右翼的怀抱负部分责任。恐惧是暴力的一个主要原因。随着美国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从第四次工业革命到重塑性别概念，许多美国人正在努力弄明白为什么他们感到无依无靠、焦虑和落后。某些右翼人士将“大替代”理论(Great Replacement Theory，认为欧洲的本土白人正逐渐被非白人移民所取代，终将导致白人种族的灭绝。该理论符合“白人种族即将毁灭”的阴谋论，得到白人至上主义运动的推广)作为解释。左翼进步派则没有一个更好的回答，反而责怪那些没能紧跟时代潮流前进的民众。这难怪即使是有色人种在2020年也向提供理解和社区感的右翼靠拢。

政治暴力影响美国民主

根据2022年春季进行的一项民调，大约有300至500万美国人愿意考虑实施政治暴力。诸如此类的数字意味着，美国现在正处于专家们所说的“随机恐怖主义”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无法预测谁会实施暴力，也无法确定时间和地点，但可以预计的是，在某个地方，有人会上钩，会对目标采取行动。

中期选举期间，暴力的竞选广告不仅仅针对民主党人，而且针对许多共和党人，妇女和少数族裔以及党派领导人都会受到攻击。如今，对国会议员的死亡威胁比五年前高出10倍，有时还会付诸实施。共和党众议员史蒂夫·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在2017年差点被枪杀丧命。

对美国民主更有害的是，暴力目标现在还包括邻居、地方领导人、选举志愿者、学校董事会成员、公共卫生官员、市长等，他们的生活可能会被一条推特毁掉。

普通美国人也会受到政治暴力的伤害，当政治敌意增加，人们认为政府的合法性下降时，谋杀率就会上升。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的政治暴力时期，谋杀率翻了一番，2020年美国谋杀案增长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不论是在农村地区还是城市，谋杀案在“红州”的增长率都超过了“蓝州”。

如何化解政治暴力

要化解政治暴力，就需要放弃相互指责和挑剔的满足感，把观点分歧放在一边，团结社会共同面对暴力。政治暴力是由政治激发的，为了减少暴力，美国人需要抑制政治对暴力的激励作用。作者认为，美国需要放弃初选，转而采用“优先排序投票”(ranked-choice voting)和其他投票系统，迫使候选人迎合全体选民的要求。

但是，如果普通共和党人把票投给支持暴力正常化的MAGA候选人，那么制度上的改变就无济于事。选民过于极化，导致大多数人都只为自己的政党投票，无法投票给民主党人，尤其是进步派。因此普通共和党人需要划定一条反对暴力的界线，创造一个支持民主的保守派身份，以对抗MAGA派。而且，商界从法治中受益，它更应该支持保守的、非暴力的共和党。

文章摘译自政客网站文章HowPolitical Violence Went Mainstreamonthe 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