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犀说】近期，“北溪”天然气管道蹊跷被毁事件惊动全球。事实上，因俄乌战争而在全球引发的联动反应，正愈演愈烈。本文作者、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马修·科勒尼西认为，基于当前全球局势，根据国际关系理论，大国冲突即将降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要素正在积聚。他指出，过去几十年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总认为大国关系以合作为基调，可以在不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解决分歧。然而遗憾的是，现如今，有利于和平的因素都在瓦解。当前国际政治的主要驱动因素表明，几个主要大国之间的新型冷战，不大可能是和平的。在不稳定的多极体系下，很容易引发大规模的误判战争，因为每个国家都担心多个潜在对手，而误判战争往往会在一国低估其对手的情况下爆发。此外，国际力量平衡正在转移，传统霸主的衰落和挑战者的崛起，可能点燃战争;即便核威慑有效，新一代技术的出现，也会赋予进攻方优势，更可能引发战争。而过去那种把经济依赖关系作为防止冲突的“压舱石”的理论，已被大大削弱。作者认为，我们又回到了类似20世纪的争论：哪种制度能更好地造福人民?这一争论，使得两种世界秩序的竞争，包含了更加危险的意识形态因素。文章原载美国《外交政策》网站(8月27日)，原题为《基于国际关系理论，大国之战即将到来》兰犀研究院特此摘译。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全文转发请注明转自“兰犀君”公众号(lanxijunshuo0707)。

基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国之战即将到来

作者 | [美]马修·科勒尼西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

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编译 | 李加巍

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大学新生正首次进入国际关系导论的课堂。如果他们的大学教授对近年来世界局势之变有所洞察，就会告诉学生，基于国际关系理论，大国冲突即将到来。

过去几十年来，通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往往乐观地认为，大国关系以合作为主，可以在不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解决利益分歧。

例如，现实主义理论从实力出发，认为冷战时代的两极世界和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都是相对简单的体系，不容易发生误判，因而不容易引发战争。而且核武器的存在，意味着冲突的代价极高，因而大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

而自由主义理论家则认为，制度、相互依赖、民主这三大因素，有利于促进国际合作，减少国际冲突。特别是二战后建立、冷战后扩大的许多国际机构和协议(例如联合国、世贸组织、《不扩散和武器条约》等)，也为解决大国分歧、维护大国和平提供了平台。

此外，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军事冲突代价极高。既然大家一起做生意、一起发财，为什么要争吵?根据这种说法，民主国家更不可能发生战争，而更可能相互合作，过去70年来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使世界更和平了。

与此同时，建构主义学者解释了，一些新思想、新规范和新身份如何推动国际政治的积极转向。历史上，海盗、奴役、酷刑和侵略战争，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人权保护的强调，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禁用，都为国际冲突提供了护栏。

然而遗憾的是，现如今，这些有利于和平的因素，似乎都正在瓦解。根据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的主要驱动因素表明，美、中、俄之间的新型冷战，不大可能是和平的。

先从强权政治开始分析。我们正进入一个更为多极化的世界。美国仍是世界头号强国，但中国已经崛起，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成为世界第二。欧洲是一个强大的经济和监管力量。咄咄逼人的俄罗斯则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诸如印度、印尼、南非和巴西之类的发展中大国，则采取不结盟策略。

现实主义者认为，多极体系是不稳定的，很容易引发大规模的误判战争，一战就是典型。多极体系之所以不稳定，部分是因为每个国家都担心多个潜在对手。今天的美国，就担心和俄罗斯、中国同时发生冲突。此外，美国总统拜登还重申，武力仍是应对伊朗核计划的最后手段。可见三条战线的战争并非毫无可能。

而误判战争往往会在一国低估其对手的情况下爆发。当一国怀疑对手的战斗实力或决心时，就会发起挑战。若对手只是虚张声势，那么挑战便成功了。但如果对手决心捍卫其利益，那就有可能引发大规模战争。俄罗斯总统普京很可能误判了俄乌形势，误以为可以轻易地拿下对乌战争。一些现实主义者曾多次警告，俄罗斯可能进攻乌克兰，而战火可能烧过北约边界，最终冲突升级为美俄之战。

另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政策，也加剧了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性。在多位美国总统扬言“保留所有选择”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的情况下，伊朗可能会低估拜登的决心，认为制造核弹不会引起美国的反应，这可能会爆发战争。

现实主义者也非常看重国际力量平衡的转移，他们尤其担心中国崛起而美国相对衰落。按照权力转移理论的说法，传统霸主的衰落和挑战者的崛起，往往会点燃战争，华盛顿和北京就可能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有人可能会说，核威慑依然有用。但今天的军事技术日新月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通信、增材制造(3D打印)、机器人、高超音速导弹、定向能等新技术的出现，将改变世界经济、社会与战争，这是世界正在经历的“第4次工业革命”。不少防务专家指出，世界正处于一场新军事革命的前夜。类似于二战前出现的坦克和飞机，新技术赋予进攻方优势，更可能引发战争。新的武器系统可能会影响各国对力量平衡的清醒判断，加重误判战争风险。

即使从较为乐观的自由主义理论来看，情况也是悲观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制度、经济相互依赖和民主促进了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内部的合作，美国及其民主盟友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但同样的因素，也正在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和非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之间断裂带上引发更多冲突。至于经济依赖能缓解冲突的说法，这种说法一直都存在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到底是经济贸易促进了良好关系，还是良好关系推动了贸易?答案正在浮现。自由主义阵营意识到，它在经济上过于依赖俄罗斯和中国，如今正设法尽快“脱钩”。西方企业一夜之间撤出俄罗斯，而美、欧、日正出台新的法规，限制对中国的经贸和投资。因此，过去那种把经济依赖关系作为防止冲突的“压舱石”的理论，今天正受到侵蚀。

的确，美国与沙特等一些非民主国家，仍保持友好关系。但世界秩序正在分裂，一边是美国及北约、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友，另一边是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家。二战前夕的矛盾结构正发出回响。此外，建构主义者还会认为，国际政治中民主与专制的裂痕，不仅是治理问题，也是生活方式问题。无论人们喜欢与否，我们又回到了类似20世纪的争论：哪种制度能更好地造福人民?这一争论，使得两种世界秩序的竞争，包含了更加危险的意识形态因素。

但愿我们今天的新生，不会在他们未来的毕业典礼上，回忆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情形。但根据国际关系理论，我们没法不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