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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止“第四次台海危机”引发中美冲突?

作者:   来源:中美聚焦  已有 825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作者:

邵育群(Shao Yuqun)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所长

吴莼思(Wu Chunsi)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

季伊昕(Ji Yixin)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美国众议长佩洛西访台直接引发“第四次台海危机”,令台湾问题重新成为中美关系中最紧迫的问题。政策界和研究界高度关注中美是否会因台湾问题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这使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以下简称“上研院”)团队和美国和平研究所(以下简称“和平所”)团队的一项联合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虽然这项研究的成果实际上完成于佩洛西访台之前。

这项名为“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信号释放与‘行动—反应’”的研究,以拜登政府上台后十周内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信号释放与行动为研究对象。研究的起因就是想了解中美如何解读对方关于台湾问题的信号,并做出反应,以帮助避免无心的矛盾升级和双方都不想要的冲突发生。

这项联合研究的具体方法可参考上研院与和平所各自发布的报告[1],我们团队在此想结合项目研究成果与佩洛西访台,进一步提出几个观点。

首先,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双方在解读对方关于台湾问题的信号时,都将其与对方在其它领域的政策和行动相结合。中方强调,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其它方面,如人权政策、对香港的政策、对“一带一路”倡议相关项目的态度等,不仅加大了两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且这些政策同拜登政府的台海政策是相互关联、互相补充的,是拜登整个对华“遏制政策”的有机组成,让中方受访者进一步确信拜登政府台海政策的实质是“以台遏华”。而美方也强调,理解中美关系中的信号传递和反应需要超越一个特定的议题领域,因为在一个领域(或针对另一个国家)的行动会影响两国在其它政策领域内对对方的看法。美国如何应对中国,包括如何评估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行动,也受到中方其它行动,如对香港、欧洲和其它行动的影响。

第二,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双方在接收和解读对方信号方面都面临复杂局面。中方认为,双方有些行动虽然从时间上看紧密相连,但并非一定是对对方特定行动的回应。有些是执行例行政策,不宜做过度解读。美方也对过度解读提出了警告。与此同时对同一个政策行动,双方内部都有不同解读。如2021年3月9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在国会作证时表示,中国大陆可能在未来十年甚至是六年内“入侵”台湾,对此,中美各自内部都有不同解读,中方有人认为这很重要,代表美国军方的判断,有人则认为这只是戴维森个人的判断,且与军方试图争取更多预算有关,因此并不重要;美方有人认为这是“例行的情况介绍”,有人则坚称这是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首次给出关于中国 “入侵台湾”的时间推测,所以非常重要。

第三,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双方在如何看待美国与“第三方”的联合行动上存在巨大分歧。如就2021年3月16日美日“2+2”联合声明中提及台海,中方认为,这一举动至少说明几个问题:第一,拜登政府要让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如果拜登团队足够熟悉中国近代史,就应了解北京对中日关系和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的敏感性。拜登政府意图让日本在涉台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举动在北京看来,要么是拜登政府没有把中美关系拉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要么则是拜登对华团队中根本没有真正的“中国通”,从而对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敏感度和重要性缺乏清醒的认知。而美方则认为,美国与其盟友关于台湾发生意外情况的讨论,如美日“2+2”声明中涉及台海,是对北京对台施压的反应,与负责任的联盟行为一致。

第四,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双方对政策信号的解读存在较大差异,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使两国政策信号传递和接收的过程更加困难。美国国会对外交安全政策的影响力上升,尤其是近年来美国国会对华政策同10年前相比,出现了空前一致的强硬,国会对台湾支持也空前增强,国会不断突破行政当局的限制,加强与台湾关系,美国国会破坏两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达成的有限共识的风险不断加大,已经引起北京的高度不安。此外,当前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拜登政府在对内关键议程上高度有求于国会、以及由特朗普政府造成的对总统外交安全权力方面的不信任,使国会在干预美国外交安全事务方面将获得更大权力。而国会的决策方式显然与行政部门有很大不同,其释放的政策信号历来多元、模糊而且更加激进,这对于处理十分敏感和危险的台湾问题不是什么好消息。佩洛西访台对中美关系的严重冲击印证了我们的这一观点。

基于上述观点,我们在报告中提出了三点政策启示。首先,深度对话对于保持两个大国关系的稳定和可预期非常重要[2]。不能因为一次或多次对话没有达到一方的预期效果就认为不需要对话。对话机制的建立很辛苦,但废弃则很容易。目前,两国政府间几十个对话机制停摆,不仅是浪费资源,而且对双边关系的总体稳定发展非常不利。建议尽快重启相关对话机制。

其次,为了降低中美两国在台海发生冲突的风险,双方应在各层级就台湾问题进行定期深度对话。两国元首峰会具有战略意义,并不只针对台湾问题,但对防止双方误判有关键作用。除此之外,双方应尽快开启关于地区安全的战略对话和围绕台湾问题的工作层对话,并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困难,增加智库专家涉台的“二轨”和“一点五轨”的对话。

第三,双方应高度关注公众舆论对自身及对方决策环境的影响,对新媒体对决策环境的影响予以充分重视。信息来源多样化和“信息茧房”现象同时对民意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如何应对“假消息”、“信息战”,同时准确评估民意,是决策者需要高度关注的课题。

很遗憾我们的报告未能在佩洛西访台前发布,但目前看来,由佩洛西访台引发的“第四次台海危机”可能只是刚刚开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避免由于信号接收和解读而发生战略和战术层面的误判,并导致中美在台海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对中美双方都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了。希望我们的报告对两国政策界和研究界都有参考价值。

备注:

[1] 上研院报告全文请点击下载:

中文版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信号释放与“行动—反应”—— 一项初步研究.pdf

EnglishUS-China Signaling, ActionReaction Dynamics, and Taiwan: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2] 该建议提出于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前。这一访问极大改变了两国间政治氛围。“第四次台海危机”一方面印证了我们先前所提建议十分必要,另一方面,也给双方重新接触增加了新的困难。



发布时间:2022年09月13日 来源时间:2022年0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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