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专稿
当前位置:首页>互动>本站专稿

荣剑:从启蒙知识分子到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时代选择与身份转换

作者:荣剑   来源:中美印象  已有 2339人浏览 放大  缩小

【导读:本文以中国知识人的命运以及身份转换为中心线索,将晚近四十年划分为三个年代:八十年代是思想的年代,知识人的主要工作是思想启蒙,知识人的身份可以称之为启蒙知识分子。九十年代是学术的年代,以学术性和知识性建构为主,知识人身份发生了重大变化,启蒙知识分子转化为专业知识分子,启蒙主义转化为专业主义。新世纪以来是主义的年代,思想和学术之争,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之争,公共知识分子出场了。启蒙知识分子是思想导向,专业知识分子是知识或者学术导向,公共知识分子主要还是价值导向,但三个导向并不是彼此割裂或对立的,公共知识分子有可能出现三重身份的重叠,或者说,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有效知识供给和影响力取决于三重身份的重叠:必须同时具有思想的、专业的和价值的三重构成,这三重身份重叠在一起后,才可能有效地对公共领域发生影响。本文首发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19年六月号(总第173期)。作者授权本站发布。】

知识分子的时代选择:投降还是沉默?

自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知识分子的命运实际构成了思想史的一条主线,思想产品的生产与供给和特定时代下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有着极大的关联,是否能够秉持独立的自由的处世状态从根本上决定着思想学术传播的有效性和正当性。时代如何构成知识分子的思想前提和约束条件,以及知识分子如何在时代的约束条件下脱颖而出,就不能不成为思想史研究中的首要问题。

2018年年底,北京一个以“重新省视知识分子”为主题的探讨会,因应于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戊戌维新变法120周年和即将到来的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这三个重要时间节点,重点探讨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三次历史变革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1]与会专家基于他们各自的理念和知识背景,展开论述了他们对于这个主题的不同看法。对笔者来说,感触最深的是两位专家分别谈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北京师范大学郑师渠教授所讲述的何兹全先生,一个是厦门大学谢泳教授所讲述的陈寅恪先生。何陈两位都是中国思想史上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人生际遇不一样,思想状态亦是不一样。在听了郑师渠教授的发言之后,先不做价值判断,只是从事实判断出发,笔者仍然感到非常震惊,郑师渠教授用赞赏的口吻转述了何先生自己的话,他在中共建政之后自觉地向党“投降”了。原来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中用的比较多的是“改造”这个概念,现在笔者认为,“投降”这个概念是能够更准确地反映这类知识人的立场和他们当时的感受以及遭遇。

像何先生这样的知识人[2]在当时来讲并不是个别的,至少笔者在八十年代读书的时候,比如说笔者非常欣赏的老学者如童书业先生、胡如雷先生,他们都是在解放后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式来重新表述他们的史学观和经济史观,对笔者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过了十多年之后他们的书基本上就没法看了。童先生的女儿后来编过一本书来纪念她的父亲的学术著述,说实话,书中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东西。这对一个学者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代学者,大多数都是从国统区进入到中共建政的时代,他们的智慧和学术的创作力就这么被耗竭掉了。这里还可以提一下人们都很熟悉的朱光潜先生,他在解放后大概始终处在检讨甚至忏悔之中,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国统区的知识人和解放区的知识人相比,他们在道德上有低人一等的感觉,觉得醒悟得晚、参加革命晚,没法占据一个知识和思想生产的道德高度。朱光潜先生解放后就没有再进行任何原创性的创作,他的主要贡献就是翻译了国外的一些美学著作。和他的情况相似的是贺麟先生,贺先生在“解放前”治西学和中学都有极大的建树,但一旦进入了“解放后”,他除了翻译德国古典哲学,其他领域的思想创作一概停顿下来了。在文学创作领域也有这样的情况,曹禺、茅盾、巴金、沈从文这些民国期间的文学大师,在进入新中国之后,几乎在小说创作上不著一字。老舍还在写,他在1950年写了《龙须沟》,演出时钟惦棐去看,他把钟拉倒一边说:你来看这戏干嘛!他可能是因为写了这个戏而自惭形秽。当然,还有更极端的情况,那就是“罗稷南之问”——1957年,中国大规模“反右”前夜,毛在上海召集一个小型聚会,罗应邀参加,席间罗问毛: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沉思片刻,非常认真地回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3]毛的这个回答语惊四座,可以说是高度概括了中共建政之后知识分子的基本生存状态和他们的言论环境。在毛的时代,知识分子只有这两种命运:要么是选择投降,要么是选择沉默,如果选择抵抗,那只能是在牢狱里度过余生。

沉默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一种抵抗,这至少是表达了一种不合作的态度,所以,在毛的时代,很少有学者选择了沉默。谢泳教授讲到的陈寅恪先生,是中共建政之后另一类知识人,确切地说,他可能是中共建政以来少数几个能够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并抵制当时知识生产体制的学者,甚至可以说是当时绝无仅有的学者。陈先生能够坚守这种独立的立场,其中的文化和政治意义对于后人来说当然是值得不断地去挖掘,需要问的是:他究竟是那个时代的知识人的榜样还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在知识人普遍选择了“投降”之后,坚守沉默式的“抵抗”可能也是意味着学术生命的提前终止。陈先生的学术成就应该说还没有被充分开发出来,他的创作力是被时代埋没的。对于何兹全和陈寅恪这两个不同类型的知识人的命运,在过去了40年之后,史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了。

在评价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过程包括投降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政治正确:知识分子要努力成为无产阶级一分子,这是对知识人最高的道德肯定或奖赏。改革开放40年了,加上前面的近30年,在历史反复比较的时间之流中,作为史家应该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作出比较准确的估计。岳南先生提到一个问题:大师以后为什么没有大师了?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可以在上述两个知识人的命运中得出一个答案,在这样的国家控制的条件下,在这样的思想生产体制中,怎么可能会出现大师级的人物?!民国时代大师涌现,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在进入中共建政时期以后,知识人以两种方式来延续他们的学术生命。一种像陈寅恪先生那样,成为那个时代最稀缺的思想资源,最后因为没有传承而自然枯竭了,在他死后再也没有人能来继续他的传统;大多数知识人像何兹全先生一样——其中有许许多多我们非常尊敬的老先生,比如侯外庐先生,他们都自愿选择“投降”,或者是努力地按照国家的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延续他们的学术生命。在国家控制知识生产的体制下,恐怕很少有人能够脱颖而出。这是时代施加于知识人的一个无法超越的限制,是不是犹如法国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克引用一个阿拉伯谚语所说——人像自己的时代,有甚于像他的父亲?知识人的思想生产或供给只能被时代所定位?超越时代的思想创造有无可能?在讨论知识分子的思想定位、身份转换和命运时,不能也无法回避知识生产和时代的关系问题。

有心回天,无力杀贼:思想与实践的断裂

2014年,笔者受邀在日本明治大学作了一个演讲,演讲的题目是《有心回天,无力杀贼》,这个略显标题党的说法其实是有针对性的,就是针对戊戌维新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六君子在菜市口受刑时,谭嗣同所发出的一个无奈的感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戊戌维新变法失败,最后导致晚清王朝覆亡,这是晚清士人“无力回天”的一个自然结果,改革对一个腐朽的王朝已无济于事。自晚清终结之后,中国知识人一直“有心回天”。所谓“回天”的概念,表达的是一个价值追求,一个理想化的目标,希望通过“回天”来彻底改变一个旧制度、建立一个新制度。然而,中国知识人徒有回天之心,却没有杀贼之力。这里所说的杀贼,并不是要求知识人上战场去打仗杀人,而是说知识人必须要有现实做功的能力,能够致力于将政治理想转化为政治实践,并通过政治实践来安排政治制度。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构成了笔者观察中国思想界的一条基本线索,沿着这条线索来观察中国知识人自戊戌维新以来的思想变迁,从知识人的身份转换来看中国的思想、学术和意识形态的生产及其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4]

在此,有必要看一下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经验。中日两国是差不多同时进入近代转型时期,都是因应于西方国家从典章制度到“船坚炮利”的巨大挑战,由此迫使从国家统治者到知识人形成共同的危机意识和改革意识。日本明治维新终结幕府统治、实行“大政奉还”和确立削藩置县之新的国家体制之后,即以“五条誓文”作为立国之策: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2,上下一心,大展经纶;3,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4,破旧来之陋习,基天地之公道;5,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五条誓文规划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核心诉求——宪制建设、富国强兵、置产兴业、文明开化,其中最关键的是文明开化。而文明开化的事业则主要是由知识人所开创,首当其冲者莫过于福泽谕吉的《文明论》,由《文明论》奠定了日本“脱亚入欧”的制度转型之路。从日本制度转型的经验来看,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是比较好地解决了从“回天”到“杀贼”的转化问题,概括地说,就是从知识人的思想供给到思想动员,再从思想动员到政治动员,然后通过政治动员到政治实践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安排,这条线索是一以贯之的,知识人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回到中国语境,可以看到中国知识人在从思想到实践再到政治制度安排的发展序列中,只能完成从思想供给、思想动员到政治动员这个环节,也就是说只能停留在思想层面而无法真正进入到政治实践层面。康有为主导戊戌维新,推动士人“公车上书”,以光绪皇帝的改革意志为动力,试图将今文经学再次转化为帝国内部改制更化的政治实践。而皇帝的行动不可不谓勇猛决绝,百日里连下132道圣旨,可惜,在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晚清保守势力的围剿下,维新派功败垂成,“六君子”血祭轩辕,康梁亡命日本。这是中国知识人在近代政治转型中思想和实践断裂的第一波。知识人问政的第二波当属梁启超主张“新民”说,该学说在民国初年如狂飙突进,势如破竹,横扫政坛,其一支笔胜过千军万马,鼓动开启“二次革命”,为终结袁世凯复辟称帝立下不世之功。然而,梁启超的笔下风云也仅仅持续不过两年时间便烟消云散,武夫当国,军阀崛起,议会共和被各路政客弃之如敝履,文人骚客只能在妓馆酒肆仰观城头变幻大王旗。

中国知识人的政治动员的最高峰在什么时候?大概就是在1945-1946年期间,他们打开了中国民主宪政的一个最接近于实现的窗口期。这个时期的理论动员和政治动员到了什么程度?在国共两党包括第三方势力的范围里都达到了一个共识,以中共提出的《共同纲领》——和平建国共同纲领来看,现在即使不改一个字,仍然对制度建设有指导意义。当时国民党没有提出关于宪政改革的方案,国共共同委托了第三方的代表张君劢起草了宪法草案,该草案充分采纳了中共共同纲领的基本要求,在1947年被国民大会所通过,至今仍在台湾地区实行。可以这么说,在1946年的时间节点上,中国自晚晴以来的制度转型进程,从康梁开始,经过民国初年的梁启超、陈独秀和胡适这些人的努力,包括中共后来在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每天发表一篇社论讲宪政,国共两党和第三方力量,围绕着宪政所展开的思想动员以及各个党派所进行的政治动员已经到了顺理成章的程度,随之而来的工作就是预备立宪、立宪和行宪了。就预备立宪来说,中国人开创的政治协商制度,已经就现实的政治制度安排进行了各方协商,并大致达成了各党派的共识。但是,由于国共两党的内战,导致了从政治动员走向政治实践的过程中再一次发生了断裂。1949年,国共之争因为中共的胜出而告终结,之后就是中国知识人的集体出局,出现了中共建政之后知识人的两种命运,绝大多数知识人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投降,少数人选择了沉默,他们由此都彻底退出了政治实践。[5]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士人的基本传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虽大话炎炎,却在历代历朝不绝如缕,问学从道,志在经世致用,已经成为千百年来士人的普遍信仰和入世之道。期间虽有崖山之后无中华,有明末亡国亡天下,有清代专制主义之文字狱,士人受尽屈辱,随王朝颠覆而风雨飘摇,但斯文还在,文明尚存,文化人的精神总是能够在灰烬中再燃星火。惟独晚近70年里,马克思主义凯歌行进,自由主义和儒家一并抱头鼠窜,知识人遭遇反右、文革、五七干校、上山下乡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经历世界观改造、批判和自我批判、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连续不断的洗脑或灌输,从肉体到精神均在国家权力机器中被全面重塑。在国家的思想控制之下,知识人除了选择投降就是沉默,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是成了陈寅恪的一个历史记忆。可以有所庆幸的是,20世纪强加于中国知识人的思想铁幕是在其最后的20年里,才被掀开一角,最先照射进来的自然是启蒙的阳光,由此催生出一代启蒙知识分子。

思想与学术:从启蒙主义到专业主义

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编年史,实际上可以视为知识人的代际成长或身份转换史。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代表着晚清政治转型中旧式文人的思想转型——以儒学为帝国道统向以“新学”(主流是西学的思想和方法)作为民族国家公理的转变,由此构成了第一代面向现代国家建设而非王朝更替的知识人。这一代人的思想贡献在新文化运动来临之际即宣告终结,他们无可挽回地被以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人所取代,“五四知识分子”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因为积极参与了党派政治而分裂为两个大相径庭的路向: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最终在国共的武力较量中经由中共胜出而定于国家主义之一尊。这是中国近代转型以来的第二代知识人,不管他们置身于何种思想和知识背景,在中共建政之后长达30年的时间,他们只能匍匐在马克思主义的脚下,命运一如前文提到的何慈全先生和陈寅恪先生,或者是投降,或者是沉默。

中国知识人命运转换的第三个阶段,毫无疑问地是来自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笔者发表在FT中文网上的长篇访谈:道术为改革裂——中国改革以来的思想、学术和主义,试图全景式地描述在晚近40年里中国思想界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一统天下中,经由思想解放和新启蒙,重新开启了思想生长和裂变的进程,从一个主义——马克思主义,至少分裂出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家以及作为国家主义附庸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些不同的思想派别。这个丰富而又互相冲突的思想图景,皆源于道术(思想、学术)为改革而裂。因此,现代思想编年史仍然是以晚近40年里中国知识人的命运以及身份转换为中心线索,笔者据此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把这40年划分为三个年代:

八十年代是思想的年代,知识人的主要工作是思想启蒙,知识人的身份可以称之为“启蒙知识分子”,启蒙是思想解放的同义语。在启蒙的旗帜下面,知识界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不分左右,无问东西。启蒙的重点和焦点都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革新和改革,以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为标志,知识界和党内改革派在试图重新确立人的历史主体地位时达成了某种共识。但这个共识持续的时间极为短暂,最后是因为党内改革派在“六四”风波中集体出局而彻底破裂。

到了九十年代,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之后,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发生了裂变,这个裂变使得知识人的思想方式有了一个重大转换,这是一个思想退出政治动员而转向学术性和知识性生产的过程。以李泽厚先生的说法,九十年代是思想家退出、学问家出场的时代。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九十年代的学术化生产和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具有显著的不同,如果说八十年代是思想的年代,以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为标志,那么,九十年代就是学术的年代,以学术性和知识性建构为主,知识人和政治权力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甚至有部分自由主义学者对政治权力秉持着“精神上不合作”和“话语上不抵抗”的立场。从思想的年代走向学术的年代,知识人身份发生了重大变化,启蒙知识分子转化为专业知识分子,启蒙主义转化为专业主义。

专业主义主要是在经济学、法学和历史学三大领域里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三大领域遵循了共同的路径:专业主义。专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工具理性、实证主义、经验论、程序正义、逻辑学、形式主义话语、去意识形态化等等。九十年代作为学术的年代以及专业主义的建构和清朝乾嘉之学的繁荣有一定的可比性,乾嘉之学以考据学为核心,建构起来的是一整套形式主义和程序正义的话语,不求经世致用,而是致力于追问儒学文本的“程序”合法性。当然,九十年代的专业主义学术性发展还是有其时代的特点,专业主义的发展和这个时期政治技术精英逐渐占据政府的主导地位是有关系的。专业主义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一个知识领域的建构问题,还涉及到政府治理系统的专业化管理问题。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的关系除了基于共同的利益关系之外——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在学理上是基于专业主义而不是启蒙主义。启蒙主义所主张的普世价值对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是有影响的,但是,启蒙主义主要的价值追求,比如自由、民主、宪政、人权,在大多数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那里都不具有现实性,他们认为这些普世价值要在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才有可能实现,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现实状况。因此,专业主义的建构不光是目前学术界一个主流的思维方法或一个治学传统,而是成为了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学理性基础。

按照专业主义路径前行,似乎是知识精英、商业精英、政治精英的共同选择,但是这条路径目前遇到了挑战。一方面精英的利益共同体在现实中发生了异化。在近20年里,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对体制内的学术生产提供了巨大的财力支持。在经济领域,商业精英们的财富增长更是令人无法想象,中国的亿万富翁之多在全世界排名第一。利益的高度集中实际导致了阶层固化的问题,从而引发了精英和底层的脱节,精英日趋和底层处在对立或冲突状态。另一方面,精英共同体现在也受到了来自“上面”的压力,一个日趋庞大的国家主义权力体正在试图瓦解精英共同体的专业主义基础,不仅是政府系统内的技术官僚重新被政治官僚所取代,而且是知识精英的专业主义又被重新纳入到一个意识形态的系统里,原来在专业主义框架内已经差不多实现了的意识形态的“祛魅”化又“再魅”化,重新回到了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年代。这个意识形态主导的年代,可以说是晚近40年里自思想的年代和学术的年代之后所出现的第三个年代:主义的年代。

主义和互联网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

主义的年代,大致是从新世纪开始以来的十年——2012年之后的时间可以用另外一个概念进行表述[6]。主义的年代标志着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的重大分裂,思想和学术之争,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之争,不是以事实判断为先,而是以价值判断为先,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不问是非,只问立场”。基于共同的思想和学术背景的知识人,因为秉持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立场而形同陌路,势如水火。不同主义的知识人已经无法构建基于共同游戏规则的学术共同体,他们的各自代言人在公共场域发表意见时,使得他们的身份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换:公共知识分子出场了。

如果说思想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启蒙知识分子,学术年代的知识分子是专业知识分子,那么,到了主义的年代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出场了。公共知识分子出场主要是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的广泛普及,以笔者的分析框架来看,启蒙知识分子是思想导向,专业知识分子是知识或者学术导向,公共知识分子主要还是价值导向,也可以视为是意识形态导向。但三个导向并不是彼此割裂或对立的,公共知识分子有可能出现三重身份的重叠,或者说,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有效知识供给和影响力取决于三重身份的重叠:必须同时具有思想的、专业的和价值的三重构成,这三重身份重叠在一起后,才可能有效地对公共领域发生影响。

比如,任小米的公共影响力非常大,可以说他在房地产领域所表达的意见,专业化程度非常高,超过了许多房地产专家,他这些年来发出的关于房地产的预言都被验证了,这是他之所以广受国民认可的一个重要的专业基础。公共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是通过他的网络身份的优势来对公众施加影响,也不仅仅是通过“网红”而成为所谓的意见领袖。基于常识的传播来扩大个人的影响,其实是一个比较偏颇的判断,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员力仍然取决于思想和学术的力量。当然,这里涉及到一个传播的问题,也就是知识如何形成有效的公共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传播决定了知识的生产。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由于技术条件的变化使得知识和思想的传播发生了在以往印刷时代所没有的重要特点。

第一个特点,互联网时代是海量的信息供给,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被生产出来,知识始终处在不断地更新中,这使得传统的知识生产者,也就是知识分子传统的优势地位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知识由少数精英垄断的状态被彻底打破了。

第二个特点,在海量信息供给的条件下,思想和知识的国家定制几乎不可能,知识生产的人为控制面临着难以克服的技术障碍。在秦始皇时代,知识生产的国家定制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在竹简的传播条件下,全国只要消灭四百个儒生就可以统一全国的意见市场。到了印刷时代,仍然可以通过消灭印刷出版物来统一全国的思想。但是,在互联网时代,思想的国家定制和知识生产的国家控制面临着技术上的挑战,因为涉及到海量信息供给,技术上已经无法完全控制了。再加上信息传播速度,一条信息只要在网上能够持续20分钟就可以得到有效和广泛的传播。因此,在互联网时代要形成全国统一的思想或意见市场几乎没有可能性。

第三个特点,即使在海量信息迅速传播的条件下,原有的知识生产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知识生产的一个核心要素仍然没有被改变——这就涉及到了知识人的价值,知识生产和传播仍然是内容决定论。如同刚才所讲到的,任志强之所以比其他专家具有更广泛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完全是因为他传播的内容所决定的。以公共知识分子的有效知识供给来看,他的知识内容构成依然取决于思想、学术和价值的含量。

第四个特点,互联网时代可以是网红的时代、大V的时代或话语霸权的时代,但绝不可能是一个赢者通吃的时代,这是一个思想和知识多元供给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这个思想市场里面的一个赢家,即使一个非常小众的领域,比如考古或一个漆器的制作,如果通过一个特定的传播方式,它仍然能够让一个非常小众的信息供给获得最大范围的传播,这种可能性在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在纸媒时代或印刷时代,一本非常专业的读物可能只有几十个或者几百个读者,现在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未必不能被广为所知。互联网时代,让草根能够成为英雄,多元就是主流。

从思想的年代到学术的年代再到主义的年代,这是笔者大致对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的变迁所做的一个基本判断,涉及到知识人身份的转换,从启蒙知识分子到专业知识分子再到公共知识分子。

很显然,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所有专业学者都能担当的,在中国的十几万个教授中,究竟有多少个教授能够把他们的专业性知识转化为公共产品?是不是只有万分之一?因此,关于知识人身份转换的这个分析框架,并不是针对个人来说的,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分析框架,用来观察中国在互联网时代所出现的一些重大变化,从思想、知识和学术的生产、传播到消费,出现了在以往技术条件下所没有出现过的新的情况。至少知识人必须意识到,在这样一个时代,知识人身份的转换,或许并不意味着个人的学习方式或授业方式的转变,而一定是知识生产和传播观念的转变。即使个人不能完成从专业知识分子转向公共知识分子,也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意识:我的知识究竟是为谁而生产?就传播决定知识生产而言,如果知识人生产的知识没有市场,不能被知识消费者所消费时,这种知识生产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一个无效的知识供给。因此,当前的形势对很多专业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笔者注意到前几天文学批评家李陀写了一篇文章,他提到了一个观点,也就是许纪霖教授曾经提到的问题,知识分子是不是已经死了?知识分子是不是已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7]这大概就是一个老派知识人的问题,一个80后的新闻记者就对李陀的问题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的评论,她认为李陀的发问太自恋了。现在80后和90这两代人,更不用说是00后了,谁还会在乎知识人是否已经死了的问题?知识的生产和传承的的最终决定权一定是在年轻人那里,如果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不能勇于面对当下的挑战,那就是主动或被动地被历史所淘汰。

中国在很多方面仍然处在前现代,但中国在时代上和西方的后现代是同时代人,中国面临的问题既是现代性的,也是全球性的,互联网时代新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的革命,在美国、欧洲或者日本这些发达国家也引发了它们以前难以想象的一系列问题。中国既然已经借助于互联网这个技术条件获得了在某些方面超越现代性而直达后现代的“后发”优势,那就必须承受与互联网与身俱来的那些问题。当信息和知识共生时,当信息的制造和传播有了比传统知识生产和传授更大的效力时,关于“知识分子已死”的感慨岂不就是旧时代的一曲挽歌?在中国的主义时代,在公共知识分子需要出场说话的时代,知识人传统的安身立命的方式以及言说方式不得不做出重大改变时,知识人的唯一选择或许就是汇入到这个时代洪流中去,即使是身不由己。


本文注释:

[1]2018年12月8日,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举办“坐标2018——重新省视知识分子”名家圆桌会议,参加会议的学者有:郑师渠、李德顺、许纪霖、尤西林、岳南、谢泳、陈嘉映、高力克、雷颐、荣剑、孙郁、张曙光等,本文引述的相关观点均来自本次研讨会的学者发言,出处参阅京师文化研究微信公众号2018年12月8日。本文的基本思想和叙事展开亦是基于在这次研讨会上的发言,特此说明。

[2] 本文在叙述过程中分别使用了“知识分子”和“知识人”这两个概念,前者一般是就知识人的整体而言,后者一般是指个体。

[3] “罗稷南之问”是笔者的概括,罗之问和毛之答,相关引文可参阅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和黄宗英的相关回忆录《鲁迅活着会怎么样——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陈明远所著《假如鲁迅活着》(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收录了包括黄宗英等多位学者关于毛罗对话的考证和不同见解。

[4] 2018年8月笔者在FT中文网上发表了长达三万字的对话:《道术为改革裂——中国改革以来的思想、学术和主义》,这篇对话的基本思想来源于在日本明治大学的演讲,本文是对这篇对话的进一步展开,在思想、学术和主义这三个不同年代的演化进程中,来观察“从启蒙知识分子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和思想定位。

[5] 1957年,章伯均、罗隆基等提出政治设计院,以此推动中共践行1946年期间所作出的政治承诺,既是高估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也是低估了中共垄断政治权力的意志和决心,最后是在“反右”运动中,整个第三方政治势力彻底土崩瓦解。

[6] 2012年以来以新时代为标志,其独特性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新的权力结构的形成,究竟会对中国知识人的思想、学术和价值观造成何种影响,尚有待继续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又重新出现了前启蒙时期的思想症候,国家主义将其他所有主义都统摄起来,这将是一个新的思想一律的时代。

[7] 李陀:“手机社会”里,谁是知识分子?谁是大众?参阅凤凰网2018年11月15日的相关报道。

发布时间:2021年11月17日 来源时间:2021年11月17日
分享到:

留 言

本站专稿
微博WEIBO

中美印象
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