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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双子塔到国会暴乱,反恐战争强化了极右翼势力

作者:辛西娅·米勒-伊德里斯(Cynthia Miller-Idriss)   来源:法意读书  已有 89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法意导言

在9/11袭击之后,暴力圣战主义的兴起重塑了美国政治。反恐战争中,情报、安全和执法部门几乎完全将注意力转向伊斯兰威胁,让极右翼极端主义不受约束地发展。籍此背景,美国大学两极分化与极端主义研究与创新实验室主任辛西娅·米勒-伊德里斯(Cynthia Miller-Idriss)于外《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21年9/10月刊发表了《从双子塔到国会暴乱,反恐战争强化了极右翼势力》(From 9/11 to 1/6, The War on Terror Supercharged the Far Right)一文。本文分析了美国极右翼势力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认为,美国和欧洲国家将注意力集中于恐怖主义,而对极右翼势力的发展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是导致极右翼势力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并提出,基于极右翼运动的特点,以往的反恐措施无法有效地控制极右翼势力的发展,同时,可能在未来会以更多的形式出现,政府需要建立专家队伍,学术界和研究中心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以此实现对极右翼势力的有效控制。

如今,人们认为右翼观点(白人至上主义、暴力反政府自由主义、基督教极端主义)从一开始就在美国的语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极右翼势力大多处于地下,处于美国社会的边缘。当然,它也从来不会消失,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一系列当局与反政府民兵组织和宗教极端主义者的对抗之后(这一阶段,以1995年由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反政府极端主义者组成的恐怖分子爆炸袭击俄克拉荷马城市政厅为顶峰,这次爆炸致使168人死亡),极右翼势力好像在准备死灰复燃。

然而,在新千年来临之际,这些似乎已成为过去。在俄克拉荷马城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几年里,并未实际形成令人恐惧的右翼暴力浪潮。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流血事件似乎进一步边缘化了极右翼势力。

又过了20年,情况看起来大不相同。过去几年见证了极右暴力的爆发,以及驱使极右翼势力的极端主义思想逐渐正常化。2019年,美国有48人在国内暴力极端分子发动的袭击中丧生,其中39人是被白人至上主义者杀害,这是自1995年以来美国此类恐怖主义最严重的一年。202020年,美国国内恐怖主义阴谋和袭击的数量达到199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三分之二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其他极右翼极端分子发动的。今年3月,联邦调查局(FBI)对国内暴力极端主义展开了2000多项调查,大约是2017年夏天调查数量的两倍。同样是在2020年,全国各地当局逮捕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人数是2017年的近三倍。去年,反诽谤白人至上主义宣传联盟(Anti Defamation League of white supremacist)收到的报告(以传单、海报、横幅和贴在公园或大学摄像头等地点的贴纸的形式)达到了5000多份,几乎是前一年报告的两倍,创下了历史新高。这种趋势并不仅限于美国。尽管圣战分子仍然是欧洲最大的恐怖主义威胁,但极右翼暴力活动正在增加。英国最高反恐官员尼尔·巴苏(Neil Basu)最近称右翼极端主义是英国“增长最快的威胁”,而在德国,由右翼极端主义引发的暴力犯罪从2019年到2020年上升了10%。

随着暴力活动的增加,极右翼思想逐渐成为主流,并逐渐呈现常态化,极右翼政党在30多个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中获得了代表席位。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的成功选举为美国总统,既是这一趋势的原因,也是其结果。他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以及随后的总统任期内充斥着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言论,极右翼将这些言论视为自己观点的合法性的佐证。当“停止偷窃”运动(“Stop the Steal” )试图推翻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合法结果时(在特朗普的明确鼓励下),极端主义思想已经占据了美国政治的中心舞台。极右翼暴力活动的增加和右翼极端主义呈现常态化在1月6日对美国国会大厦的袭击事件中达到了顶峰:这场残忍的袭击是由已经成为主流的极右翼思想推动的。

许多因素推动了极右翼势力的壮大,包括对人口结构变化的反应,以及人们日益相信阴谋论。社交媒体的扩音器效应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因为作为放大和传播思想的新的在线渠道,大大扩大了极右翼宣传虚假信息的影响,他们建立了跨团体和运动的全球链接,极端主义渗入主流有了新途径。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另一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以及华盛顿对这种极端主义的反应——在许多方面推动了极右翼势力的复苏。在9/11袭击之后,暴力圣战主义(violent jihadism)的兴起重塑了美国政治,为右翼极端主义创造了肥沃的土壤。这次袭击是给那些兜售仇外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人的礼物:就像黑皮肤的外国人穆斯林决意杀害美国人一样,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和他们的同类似乎也是如此走出极右狂热的梦想。几乎在一夜之间,美国和欧洲国家充满了恐惧,而这种恐惧,正是极右翼几十年来一直试图煽动的。

但是,推动右翼极端分子的不仅仅是恐怖分子: 在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中,情报、安全和执法部门几乎完全将注意力转向伊斯兰威胁,让极右翼极端主义不受约束地发展。

近年来,美国和欧洲的右翼激进分子已经明确表示,他们愿意也有能力接受恐怖主义的策略;在某些方面,他们已经成为他们所鄙视的圣战分子的镜像。

西方国家政府必须果断行动,打击这一威胁。然而,发动一场新的“反恐战争”并不是该有的方法。打击圣战暴力的斗争在许多方面都出了差错,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包括支持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后者现在构成了最严重的恐怖主义风险。在应对这一新的威胁的斗争中,政策制定者需要避免重复导致这一危险的新现实的错误。

欧拉伯骑士(EURABIAN KNIGHTS)

现代极右翼势力范围很广,包括新纳粹分子、白人至上主义者、反对联邦政府的民兵、“骄傲男孩”(Proud Boys)等自称“西方沙文主义”的团体、“另类右翼”煽动者、阴谋论者,以及自称“incels”(“非自愿独身主义者”的简称)的厌女者。将这些迥然不同的元素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阴谋论的世界观,以及对民主的反对和狭隘的思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至少在理论上还支持对平民和政府目标使用大规模暴力。

尽管他们的思想和形象从邦联、三k党、纳粹和其他已死或奄奄一息的运动中可以寻到蛛丝马迹,但今天的美国和欧洲极右团体更坚定地植根于其近期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初,极右翼恐怖主义袭击了法国、意大利和德国,成为西欧兴起的新法西斯主义和新纳粹运动的一部分。在这些袭击之后,在1990年代铁幕瓦解和德国统一后,德国和东欧发生了快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新纳粹主义活动浪潮席卷了整个德国和东欧。这种形式的激进主义表现在一种暴力的、种族主义的光头党(racist skinhead groups)青年文化中,他们庆祝街头战斗和对寻求庇护者和移民的攻击。

大约在同一时期,种族主义光头党团体也开始在北美出现,其中一些与硬核音乐(hardcore music)有关。在美国,极右翼和反政府极端主义的另一个来源是一支人数不多但很敬业的越南战争退伍军人队伍,他们建立训练营,训练准军事部队(paramilitary forces),目标是建立一个白人分裂主义的家园。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攻击性武器和战术装备在美国的普及,民兵建立了惊人的武器库,在对抗当局方面也变得更加大胆。一系列高调的对峙,包括1992年在爱达荷州的Ruby Ridge和次年在德克萨斯州的韦科,这些激进组织和执法机构之间的冲突引起了人们对这一蓄势已久的威胁的关注。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使极右翼成为国家政治中最紧迫的问题,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

但是,极右翼非但没有因爆炸袭击而得到鼓舞,反而在爆炸之后进一步转入地下。非法民兵组织的成员减少了。民兵领导人与炸弹袭击者保持距离,因为他们的行动引起了执法部门不必要的注意。极右翼的威胁似乎在减弱,其势力逐渐从公众意识中消失。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技术的进步以及相对的和平与繁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公众关注的焦点。

这一切在2001年9月11日改变了。当这个国家从袭击中摇摇欲坠的时候,极右翼团体看到了一个机会并抓住了它,迅速而轻松地适应了新形势需要。一个资源丰富的恐伊斯兰(Islamophobia) 群体迅速采取行动,使用各种恐吓战术,让人们对迫在眉睫的威胁感到不可遏制的恐惧。在欧洲,极右翼势力的想象力被英国作家巴特·耶奥尔(Bat Ye 'or)在2005年出版的《欧拉伯》(Eurabia)一书中引入的阴谋论所吸引。书中认为,欧洲国家发生的深刻人口变化并非巧合,相反,穆斯林通过移民和高出生率取代了欧洲白人,策划了哈里发的复兴。耶奥尔警告说,欧洲正在从一个基督教文明转变为伊斯兰文明,欧洲人很快就会受制于伊斯兰法或伊斯兰教法,被迫皈依或接受屈从的角色。

在这种环境下,反移民情绪变得更加主流。极右翼政党和组织接受了伊斯兰是一种威胁的观点,使用了来自基督教十字军和15世纪欧洲针对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大屠杀的隐喻和图像。在法国,右翼政党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领导人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把在清真寺外人行道上祈祷的穆斯林群体比作纳粹占领者。荷兰极右翼领导人海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称难民是“伊斯兰的入侵”。极右翼组织Generation Identity的英国分支将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斗争与15世纪欧洲势力的努力联系起来,后者试图从当时控制了大部分地区的穆斯林统治者手中夺回伊比利亚半岛。

到2015年,数以万计的人在PEGIDA的旗帜下在欧洲各个城市游行,PEGIDA是“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atriotic Europeans Against the Islamization of the West”)的德语首字母缩写,集会有时会导致示威者和反法西斯反抗议者之间的暴力冲突。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期间,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新选择党(AfD)挂起了广告牌,上面有让·莱昂·热罗姆(Jean-Léon Gérôme )1866年的画作《奴隶市场》的一个细节,画中一个皮肤黝黑、戴着头巾的男子在检查白人女性的牙齿和嘴巴。海报敦促选民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样欧洲就不会变成欧拉伯”。

在美国,不断高涨的反穆斯林情绪在阻止纽约市9/11袭击地点附近修建清真寺的这一运动中能够成功中得到了体现,在美国几十个州通过了一项立法,阻止对居民实行伊斯兰教法的根本不存在的努力。2008年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当选后,出现了破纪录的仇恨团体数量。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后,反政府边缘化的趋势逐渐减弱并重新浮出水面,呼吁民兵进行起义和革命,如誓言守护者(Oath Keepers)和三人团(Three Percenters)运动(名字的灵感来自于声称只有百分之三的美国殖民者成功攻下英国的错误观点)。从2014年开始,北美受男性至上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影响的incels发动的暴力袭击也陡增,导致数十名妇女死亡,包括在一个大学女生联谊会和瑜伽工作室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在多伦多街头攻击车辆事件。2016年,骄傲男孩进入人们的视野,参与街头斗殴,并声称是在捍卫西方文明。

危险的增长

在极右翼活动的爆炸式增长中,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仍然高度关注圣战恐怖主义,并为此花费数十亿美元建立新的机构。极右极端主义几乎被忽视了,国际组织将其视为单个国家面临的国内问题,而不是共同面对的全球威胁。

当然,圣战恐怖主义构成了真正的威胁——现在依然如此,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东冲突不断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伊斯兰恐怖主义每年夺走数千人的生命。但全球对9/11震惊的反应过于夸张,以至于决策者、安全官员和广大公众对极右极端主义的快速增长视而不见,尤其是在美国,极右极端主义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因此,右翼恐怖袭击被视为边缘事件,而不是对国家安全的持续和日益增长的威胁——就对西方社会造成的损失而言,右翼恐怖袭击现在已经超过了圣战恐怖主义。

即使是最大规模、最可怕的极右翼袭击,也未能刺激西方的反恐机构。例如,2011年在挪威,一个名叫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的极右翼极端分子杀害了77人,其中大部分是参加奥斯陆(Oslo)郊外一个工党夏令营的青少年。布雷维克撰写了一份长达1500页的宣言,其中他谴责伊斯兰教,警告欧拉伯的到来,并近200次引用美国反穆斯林活动人士的话。他的攻击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但经常被描述为一种反常现象,布雷维克本人有时被描述为精神错乱的大屠杀凶手,而不是恐怖分子,尽管他的暴力行为明显带有政治色彩。

从每一项相关的、可用的手段——逮捕和定罪的人数、阴谋的数量和严重程度、传播的宣传数量和袭击的数量——来看,右翼极端主义已经显著增加。2019年,在全球范围内,死于恐怖主义活动的数量连续第五年下降。但在北美、西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这五年里,这一数字增加了709%——这是极右翼袭击事件大约增加250%的结果。2010年,在这些地方,只有一次极右恐怖袭击记录在案;2019年,发生了49起恐怖袭击,这些极右翼势力发动的恐怖袭击占这些地区所有恐怖袭击的近一半,造成的恐怖袭击占所有恐怖袭击死亡人数的82%。

一些人可能会争辩说,圣战极端主义的衰落仅仅是当局努力打击它的有效性的重新体现。但是,针对挫败恐怖主义阴谋的资源和努力的巨大不平衡,绝大多数都用于打击圣战恐怖主义,对极右翼的成功产生了直接影响。联邦调查局官员最近在国会作证时指出,尽管威胁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他们80%的反恐工作人员仍然专注于国际恐怖主义案件。这种资源分配不当产生了影响:从9/11事件到2017年底,美国三分之二的伊斯兰暴力阴谋在策划阶段被打断,相比之下,不到三分之一的极右翼暴力阴谋被击破。

仇恨的形而上学政治学

9/11事件后,极右翼暴力活动的复苏反映了人们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圣战主义的兴起、政治煽动者的机会主义以及反恐战争的短视所做出的反应。然而,它也植根于20世纪60年代末由一群法国思想家发起的一个名为Nouvelle Droite(新右翼)的思想项目。

一些人提到这个群体,其中包括阿兰·德·贝努瓦(Alain de Benoist )和古尔纳美·法耶(Guillaume Faye) 在内的创始人,认为他们采用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号召,认为推动革命不是体力,而是获得控制人们如何思考,通过教育和文化变革,是“右派的葛兰西人(the Gramscians of the right)”。他们将这种方法改编成一个名为“元政治”的概念,新右派用这个术语来描述他们培育民族主义和反移民思想的努力,然后将这些思想引入主流思想,最终导致政治和社会变革。

用已故右翼美国活动人士安德鲁·布赖特巴特(Andrew Breitbart)的话来说,“元政治”是一种耐心的锻炼,需要把政治视为“文化的下游”。在实践中,这一策略包括利用学术和主流媒体批评全球化和平等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自由民主概念,并主张民族分离主义和同质主义。这些想法虽然有争议,但很有影响力:1978年,德贝努瓦赢得了法国最令人垂涎的知识分子奖——法国文学院(French Academy)久负盛名的埃塞奖(Prix de l’essai)。

经过近50年,这场漫长的游戏终于结出了果实。曾经被边缘化的观点逐渐渗入了公共话语,为强硬的反移民政策提供了理由。本世纪初,尖锐的极右政党在欧洲各国的议会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进展,他们往往给最乏味的极端主义思想披上知识主义的外衣,给它们披上体面的外衣。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绰号为“教授的政党”)和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等美国“另类右翼”人物的影响。右翼的多元政治形成了一个反馈回路,政治理念最终会逆流而上进入文化,例如,极右翼煽动者将白人至上主义的口号和图标印在时髦的服装设计上,许多年轻人随后穿上这些服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荒诞留言(outré),以示反抗。

在过去的十年中,极右翼组织已经足以跨越形而上学政治学和可以接受更多的传统形式的政治,不仅推出了政党也提出了一个宏大叙事中的运动:一个关于未来的阴谋论“伟大的替代”的欧拉伯。这个词是由一位法国学者在2011年的一本书中提出的,它描述了全球和国家精英阴谋用非白人、非基督徒取代欧洲白人、基督徒人口。这个想法是右翼极端主义的一种最大打击,结合了欧拉伯(Eurabia)的反穆斯林思想、美国式的白人民族主义,以及关于犹太人统治的古老反犹比喻。

阴谋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非常灵活。右翼极端主义者可以采用这个框架来对付几乎任何可以感知到的威胁,无论是犹太人、穆斯林、移民,甚至是白人进步主义者。2019年,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Christchurch)的一名恐怖分子在写了一份名为“大置换”(The Great Replacement)的宣言后,直播了他在两座清真寺杀害51名穆斯林礼拜者的过程。“不到五个月之后,一名恐怖分子在埃尔帕索(El Paso) 的一家沃尔玛超市杀害了23人,此前他发布了充满仇恨的宣言,警告称“西班牙裔入侵德克萨斯州”,并声称白人正在通过移民被取代。

反向影响

反穆斯林的宣传和阴谋论最终融入了“大置换”的叙事,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在不经意间得到了反恐政策的帮助,这些政策混淆了伊斯兰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区别。9/11之后,反极端主义措施——比如英国所谓的“预防”政策,或者纽约市警察局的穆斯林监视项目——针对的是普通的穆斯林社区。在9/11事件过去整整十年后,FBI一直在使用恐伊斯兰教培训材料,将普通穆斯林描述为恐怖分子的同情者,他们的慈善捐款是一种“为战斗提供资金的机制”。对极右翼活动人士来说,这种做法似乎证实了伊斯兰教本身构成了生存和文明的威胁。这些做法也为更明显的歧视性想法铺平了道路,比如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关于建立一个全国穆斯林数据库的想法,以及他禁止所有穆斯林进入美国的承诺。

与此同时,全球反恐战争导致了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在欧洲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移民危机——这反过来又激发了极右翼势力的活力。在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后,数百万人从这些国家逃到欧洲,导致穆斯林大量涌入,引发了强烈的反弹,包括反穆斯林游行,以及数百起针对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袭击。

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也激起了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社区的反穆斯林情绪。面向退伍军人的网站上出售的商品,帮助把在前线滋生的恐伊斯兰情绪带入了家乡的平民生活。例如,保险杠贴纸和t恤让美国士兵自豪地认为自己是“异教徒”,并显示阿拉伯文字,上面写着“退后100米,否则你会被枪毙”。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看到反政府极端主义运动中非法民兵的增长——包括一些从现役军人和退伍军人社区招募的民兵。就像20世纪70年代帮助发起白人权力运动的越战老兵一样,一些参加过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老兵带着愤怒和背叛的感觉回到了家乡。另一些人则在与创伤后压力作斗争,研究表明,创伤后压力会增加一个人被极端分子招募的可能性。例如,基于战场战术需要,士兵们被训练的非人化,这一训练的结果可能不会在他们重返平民社会时自动中止。而极右翼极端组织在招募成员时使用的言辞——呼吁兄弟情谊、英雄主义、保卫人民、以及有机会参与有意义的事业——与当初吸引许多人参军的语言相呼应。

又一场反恐战争?

好消息是,极右翼暴力活动的激增终于引起了反恐官员的注意。一场重新配置资源和汇集专业知识的争夺战正在进行中。从联合国安理会到各国议会,再到军队和安全机构,目前有几十个委员会、特别工作组、简报会、听证会和调查正在全球各地开展,以探索应对新威胁的方法。一些国家已经宣布了新的立法:例如,德国计划花费十亿欧元以89项具体措施来对抗种族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新西兰为应对克赖斯特彻奇的袭击的影响,提出了包括修改仇恨犯罪法案的和反恐法律的建议,成立一个新的民族社区,提供资金加强社区安全,尤其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的社区的安全,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中心来促进社会团结和防止极端主义。

美国也在发生着变化。2020年10月,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的年度威胁评估最终宣布,国内暴力极端主义是美国面临的最紧迫、最致命的威胁。几个月后,1月6日发生在美国国会大厦的袭击事件让这一现实更加清晰。今年6月,拜登政府发布了美国首个《打击国内恐怖主义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counter Domestic Terrorism),强调通过提高媒体素养和培养抵御网上虚假信息的抵御能力,以及解决助长国内极端主义(包括种族主义和枪支管制不足)的根本条件。

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但是,随着西方国家逐渐摆脱过去的恐怖主义时代,全球新政策的实施将面临重大挑战。这个问题,一定程度上是结构性的:旨在打击圣战恐怖主义的战略——监视和监督由领导人和组织组成的等级集团——与极右极端主义的后组织性质极不匹配。正规组织在极右翼招募和极端化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极右翼招募和极端化通常发生在一个庞大的、不断扩大的宣传和虚假信息网络生态系统中。2002年至2019年,在北美、西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生的导致至少一人死亡的极右恐怖袭击事件中,只有13%是由特定群体造成的。今天的极右极端主义包括更少的边远地区的启动仪式(backwoods initiation rituals)和小规模组织袭击(attacks by cell),更多的是自我指导的培训和单人行动,面向全球观众进行直播。

极右翼组织的动机和意识形态比大多数恐怖主义专家熟悉的圣战组织更加混乱。极右翼世界包括末日准备者、素食主义新纳粹分子、反疫苗活动人士、QAnon追随者,以及成千上万不可分类的激进分子,他们将一些极右翼宣传组合成“选择你自己去冒险”的信仰体系,这些体系在外人看来并不总是那么有意义。一些极右团体提倡LGBTQ的权利。例如,妇女权利,以此吸引进步左派的支持者,声称他们是在捍卫他们所声称的西方价值观,反对伊斯兰的侵略。或者想想“生态法西斯”,他们支持关闭边境,以保护和保存受气候变化威胁的领土——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是为了白人的利益,他们认为白人拥有这些土地的“鲜血和土地”(blood and soil)权利。

打击这些威胁的重点将不再是监视和监控——这是全球反恐战争的标志性策略,而是更多地围绕着增强社会对宣传和虚假信息的抵御能力。9/11后,西方国家许多官员和领导人的恐惧政治显然促成了右翼激进主义。通过鼓励人们感到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缺乏控制,认为自己是脆弱的,并害怕外人,这种政治风格为极端分子打开了一扇门,他们径直穿过了这扇门。因此,打击极右翼势力也将意味着更彻底地放弃支持反恐战争的文明逻辑——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的。反恐当局必须摒弃以伊斯兰教对西方文明构成威胁这一理念为基础的政策和信息,这种理念帮助建立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脚手架,在此基础上,极右翼势力发起了一场运动。

永远不会知道明天发生什么

1月6日之后的几周内,华盛顿特区成为了一个军事化区。大片的市中心被栅栏隔开,在桥上设有军事检查站,并在乔·拜登总统就职前部署了2.5万多名国民警卫队保卫这座城市。

也许美国人会简单地习惯这些安全措施,就像全球旅行者开始接受不系腰带、不穿鞋通过机场安检一样。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美国反恐官员必须在预防方面做得更好。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什么措施能够有效地防止激进化或帮助人们脱离极端主义运动,更没有证据表明,什么样的干预措施可以有效扩大其效果。其他国家采取综合办法,使处理健康和人口服务、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的机构都参与进来。然而,美国的专业知识仍然集中在安全和执法机构,尽管拜登的新国家战略标志着一个转变,设想一个协调的、多部门的努力,以减少两极分化,限制枪支的获取,并打击种族主义。

也许从过去20年极右翼的运动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训是,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制度必须通过教育来培养,而不仅仅是用武力来捍卫。打击无处不在的极端主义边缘的最佳方法不是仅仅通过镇压,而是让主流社会更有弹性,更不容易受到极右翼的呼吁。这是德国在二战后奉行的“防御性民主”方式,包括联邦政府持续投资于可扩展的、以证据为基础的媒体素养项目,以加强公民对多元文化民主的支持它的核心原则。它要求给予所有公民识别和拒绝极端主义宣传和虚假信息的工具。联邦机构不能独自完成这项工作;这种努力在与地方一级的倡议相结合时效果最好,地方一级的领导人享有更多的信任,更有能力了解其社区的需求。

安全与执法机构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但当局应该扩大在恐怖主义问题上为自己提供建议的专家群体:许多机构的专家绝大多数都受过伊斯兰恐怖主义来源方面的训练,但他们难以识别和应对极右翼的威胁。各国政府应在社会工作、心理学和教育以及邪教、帮派、基于性别的暴力、种族主义和创伤等问题上组建跨部门专家团队。他们还应该与学术界和研究中心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因为在这些地方,年轻的学者往往能够掌握新的、不断发展的威胁。

没有水晶球可以预测恐怖主义的未来会带来什么。但如果说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未来的极端主义将与今天的极端主义完全不同。美国可能会看到来自激进环保主义者的更多暴力;从反疫苗、反政府和阴谋论团体的联盟;以及那些企图瓦解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以促进各种难以定义的意识形态目标的团体。随着危险的演变,这个国家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再次痴迷地、专门地关注它今天面临的威胁。

翻译文章:

Cynthia Miller-Idriss, The End of the Wilsonian Era,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21.

网络链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8-24/war-on-terror-911-jan6

译者介绍:

李时浩然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发布时间:2021年09月14日 来源时间:2021年0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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