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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青:蔡元培的哲学观及其对北大学科及学术的影响(1917‒1923)

作者:林小青   来源:中美印象  已有 3231人浏览 放大  缩小

【作者按】蔡元培先生是一个民国时期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最为人所知的经历即是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及“兼容并包”的指导方针。电视剧《觉醒年代》中也着重描述他引进陈独秀做北大文科学长同时将《新青年》杂志纳入北大的氛围。蔡元培的成功是他本人和中国学术界思想层层积累的结果。他1917年对北大的改革之所以成功,部分因为大学章程是他本人1912年做教育总长时写的。他对北大教授兼容并包也是基于他的前任北大校长胡仁源已经对教职员做了调整,力促北大教员的专业化。蔡元培本人的思想也在任北大校长前的20年左右有一个沉淀积累的过程。这份演讲记录稿着力发掘北大尤其是蔡元培思想的层次积累,探讨蔡元培治理北大的方针以及他对北大学科发展的影响,分析蔡元培用西方美学思想重建中国文化,以及用科学方法促进中学的现代化转型。

这是林小青教授于2021年八月七日,在纽约聊斋第55期沙龙的报告讲稿,稍作文字处理。第一部分主要基于高平叔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简称《长编》。第二部分主要基于林小青,“用生命自然发展的观点来建立20世纪新理性:西方美学与蔡元培思想,”(丁时孙等编,《蔡元培研究集: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12-221页))。第三、四部分主要来自Xiaoqing Diana Lin, Peking University, Chinese Scholarship and Intellectuals, 1898-1937 (SUNY Press, 2005). 引用的其它资料都在文中标出。

感谢纽约福坦莫大学 (Fordham University) 洪朝辉教授邀请我做报告并在讲稿写作过程中提出许多意见和建议。感谢北京大学的蔡磊砢博士和陆胤教授在纽约聊斋会上的精彩点评。洪朝辉教授在会上的综合述评也非常有启发意义。一并感谢会上同仁的的问题和评论。

【主讲嘉宾林小青教授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西北分校历史系教授】

1、生平和早期办学

蔡元培出生于1868年1月,他的老家是绍兴,父亲蔡宝煜是一个钱庄经理,在蔡元培11岁时去世。他母亲于他20岁时去世。他从6岁开始在家塾读书。父亲去世后到私塾读书。1883年15岁中秀才,开始做私塾老师,1889年21岁时中举人,1892年24岁时中进士。1894年26岁时,甲午战争之前两个月被授翰林院编修。品级为正七品。

图一、今天的绍兴蔡元培故居,位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城内的笔飞弄9号。蔡元培与家人在此共同生活了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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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虽然仕途顺利,但个人经历和国家氛围都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24岁中进士时父母皆已去世,而授翰林院编修两个月后甲午战争爆发,之后两个月,他联合翰林院官员上书光绪 要求联合英,德,打击日本。两年之后戊戌变法失败。蔡元培愤而离京,回到绍兴办现代学堂。或许他激进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发展和年轻时期的这些经历不无关联。

蔡元培从任翰林院编修后,正式进入公众视野。但他并不遵循正规的仕途。首先,他的阅读范围非常广泛,比如《电学源流》,《日本史略》,《化学启蒙》,《量光力器图说》等。其次,他的职业兴趣也不一般。(30岁时)1898年1月份光绪开设经济特科,蔡元培曾被葛宝华荐举但因戊戌变法停罢经济特科直到1903年才举行考试,所以没有去应试。

图二、青少年时期的蔡元培(蔡元培家属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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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仕途伊始,蔡元培就表示出对他不认可的政治环境的不妥协。戊戌变法 (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之后,他同情变法维新,因为戊戌变法遭镇压而愤懑离京,1898年10月,他携家人从北京回到绍兴。但他并不赞同戊戌变法的方式方法,对康梁做法不以为然,认为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人才。用少数人夺取政权不能不情见势绌。(年谱长编,上,132‒133)后来罗家伦问蔡先生为什么拒绝被杨锐拉入戊戌变法维新派,蔡的理由是: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用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 将全部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蔡元培当时还有更深刻的理由:据蒋梦麟回忆,蔡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说戊戌变法不够彻底,还要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他认为不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长编,133‒134)也就是说,蔡元培从1898年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变革需要一种新的政治,以及一批新的人材。

从此,蔡元培走上一条不同的路,走出翰林院,回到南方办现代学堂。1898年12月, 蔡先生30岁,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的总理。学堂是1897年绍兴府知府熊起磻办的。蒋梦麟和后北大地质学教授王烈都是那里的小学生。按国学分斋,但数学和外语实际属于选学科因为不按年级上课。比如,蒋梦麟因此学到地圆学说,基本物理,英文和日文。(长编,146‒147)蔡元培本人也在学习日文,算学,翻译日文书。(157‒159)

在任北大校长之前,蔡元培已经在任绍兴中西学堂校长时经历了新旧两派之争。1900年从中西学堂辞职,蔡元培兴趣广泛,广设人脉。在工作的选择上很少顾忌自己的名誉和地位,考虑的是教育工作的社会影响。1901年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科特班生总教习。学生里有胡仁源,后为北大校长。期间蔡元培跟马相伯学拉丁文,办中国教育会(1902,4)选为会长。蔡元培通过南洋特班生总教习这个工作影响学生接受新思想。1902年南洋公学学生抗议学校禁学生读新书,包括新民丛报,要退学。特班生也退学了,学校归咎于平时蔡元培提倡民权的影响。蔡元培也因而辞职。退学的学生由中国教育会组织 了新的学校,爱国学社。1902年11月开学,推蔡元培为学社总理。(长编上,247)同时建立爱国女学校,蔡元培为校长。1902年冬天蔡还兼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

早在1902年,蔡元培就认为儒家学术伦理需要系统性改造。他的观点曾被张之洞抵制。1902年底蔡为《中等伦理学》撰序,里面批评中国伦理。《中等伦理学》为(日)元良永次郎所著《伦理讲话》,麦鼎华译为中文,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序文讲到:

我国伦理之说,。。。。。。无条理,无统系 ,足以供专门家参考,而甚不适于教科之用,西洋伦理学大致分直觉说与经验说两派,互有短长,普通教科,以 “善采两者而调和之”为宜。“是书隐以经验派之功利主义为干,而时时以直觉派之言消息之,不惟此也,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东洋思想与西洋思想,凡其说至易冲突者,皆务有以调和之,而又时时引我国儒家之言以相证,又以父子祖孙之关系,易宗教之前身来世,尤合于我国祖先教之旨“,故是书最”适用于我教育界,“甚”愿我国言教育者,亟取而应用之,无徒以四书五经种种参考书,扰我学子之思想也(长编,251-252)。

张之洞既不满麦书,也不满蔡序,说蔡序尤多荒谬,下令查禁。后面蔡翻译的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和蔡著《中国伦理学史》都署名蔡振云。

图三、甲午战争后,提倡变法革新的人士纷纷剪去辫子,脱掉长衫。这是1903年蔡元培(左二)与次子和友人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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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是一个思想者,也是一个行动者。他的思考和行动合一也体现在,他是教育会会长,爱国女校校长,同时,为警钟日报撰稿,抗俄,在1904年夏秋之际开始制炸弹,反清。于1904年11月组织光复会并任会长,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准备去德国留学。

蔡元培自1898年之后就一直从事建立和管理现代学堂,传播新思想的工作。他对继续在清政府任职已经失去 了兴趣。1903年京师大学堂副总教习张鹤龄聘蔡元培为经史学教员,蔡没有去,而是继续爱国学社总理职务,并促成上海震旦学院。1906年,只有当听说政府要派翰林院编出国留学,并申请人要去北京登记。他才去北京并在去柏林前,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任教国文及西洋史几个月。

蔡元培的早期教育和革命活动展现出他坚定的思想和过人的意志。他一旦认定一个想法,虽然没有被主流认可,比如兴办新学,仍然会坚定地去做。在此过程中他也积累了许多人脉,为以后的改革打下了基础。当然这一切在他当时不是有意为之的。

2、用美学创造超越的道德行为 (1900‒1917)

蔡元培从1902年左右开始就希望建立一个系统的超越的道德系统,曾被张之洞所抵制。德国大学为蔡元培提供了一个将学术知识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模式,和超越道德政治的治学方法。在德国的大学里,学术自由的理念是以理想主义和理论知识为前提的,在德国的模式中,自主权(Lehrfreiheit)赋予大学教师对知识事务的专属权力。这种知识自主权建立在一个德国政府与学术界之间互利的默契基础上。19世纪初,由于拿破仑占领了德意志诸小国并建立莱茵联邦 (1806-1813),德意志诸国成为法国的藩属国。德意志诸国中比较强大的普鲁士,希望推翻法国统治,同时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德国的统一需要建立一个优于法国的德国文化。发展大学以建立一个文化中心(Kulturstaat),即权力与学识的结合可以使德国在道德和知识方面取得欧洲的道德和智力领导地位。"正是在对真理的无拘无束的追求中大学才具有政治意义,因为这些最终也是国家的目标。"冯-洪堡受任于1810年建立的位于普鲁士首都的柏林大学任校长,以国家的精神和道德培训为柏林大学导向。冯-洪堡的大学将大学知识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这对蔡元培来说是一个可以效仿的模式。

蔡元培最崇尚的是威廉冯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 (现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但1908年夏他抵达柏林时,不能提供中学毕业证书无法注册,于是只好离开柏林,前往莱比锡大学。(“蔡元培,在德国留学的那些日子,” https://new.qq.com/omn/20210105/20210105A0EXT900.html )蔡元培对美学的系统了解,自1908 年入德国莱比锡大学始,那里有许多名教授,康德的影响还很浓重。他研修心理学、哲学史、文明史、美术史等,尤重视实验心理学及美学,同时也注意伦理学 的研究,曾翻译过泡尔生的伦理学,并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伦理学 史。他在对中国伦理学的评论过程中认识到从社会的功利的角度分析伦理的价值, 比如伦理道德是积极推进社会前进还是消极阻碍?是代表多数的利益还是代表少 数人的利益?是中和还是极端,过 于笼统,有许多问题不能讨论。比如关于物质的作用问题,物质能使一个国家强大,但过分强调物质,却会使一个国家丧失精神文明这就是为什么蔡大力提倡科学,但后来又谴责科学造成对物质的崇尚。虽然蔡反对宗教,但又批评科学破坏宗教中对感情的陶冶。一个目标如果是具体的,即使在某种情况下是积极的,在其他情形下则可能是消极的。所以具体的道德标准不能成为绝对标准。蔡继写《中国伦理学史》后,翻译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部分 时,特别强调具体的现象世界上,还有一个道德的实体世界。由于对具体道德行为的理性的怀疑,蔡强调用无意识的美学欣赏方法来达到道德的目的。

图四、1908年,留德时期的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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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对具体道德标准的怀疑,并不妨碍他建立一个超然的道德系统,他的美学就是为了完成他的道德系统而发展的。在这一点上他受康德影响很大,但二人的结论大不相同。蔡认为美的功用是使人超出现世世界,进入永恒,从而对现世世界无厌弃,无执著,破人我,这是具体道德目标所达不到的。一般的道德和知识规范的目标,蔡认为属于低级的道德阶段。”人的行为只为个人的卫生而免死,趋利避害时,道德……还谈不到是善。”“如果完全忘掉了个人的利害生死, 一心一意为社会和多数人而献身,行为就是一种最高的善。由于完全超出个体利益关系,因而是自由的、美的,即可成为美德了。在低级阶段人以普通知识的指导就够了。到高级阶段,完全是以感情为动力,即美感教育。” (聂振斌,《蔡元培及其美学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224-226页)

蔡元培更强调的是对现实世界的超脱,从而达到破人我的地步,而不是在对现实经验肯定的基础上达到超然境界,康德美学分优美和壮美两部分。优美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升华,比如美术,音乐都可以使人由感性升入一个更高的境界,能够愉悦的感受到更高层理性的存在。比起优美,壮美更强调理性世界和超越。蔡举的许多超越的例子都是从康德关于壮美的论述中来的。壮美给人带来的不是直接的感觉上的快意,而是通过诸如美术上反映的火山喷发,海上的风景等超出我们日常想像力与表达力的情景,一开始可能要引起我们头脑中与这些对象的剧烈冲突。但我们从而便意识到我们平日看得很重的东西只是渺小的,感官上的,还有一层高出感官的理性存在于脑中,独立于感觉之外,使我们认识到感性知识的局限性。我们因之而来的快意是基于自已超出自然,理性独立于感官并超其之上的认识的。从道德实行的意义来讲,壮美将人的感情上升到一个新的理性高度,给人带来认识到理存在于我心中的满足,使人通过自律自决,脱离自然状态而达到理性的道德行为。(Patrick Gardiner, “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 in Kathleen Higgins and Robert Solomon, eds.,The Age of German Idealism(Routledge, 1993), 103–124; 林小青,1998: 217)

蔡元培希望用美育的超越性和普遍性达到一个新的理性高度,同时利用其超脱利害的性质和发表个性的自由来发挥创造的冲动,(蔡磊砢,“论美育的独立价值,对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再认识,”教育学术月刊,2014年第三期,第7页),来重新审视儒学和中学以及现代中国的学术。他的机会很快就要来了。武昌起义之后,陈其美催他回国。1912年1月,孙中山任命他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他的工作包括大,中, 小学的章程。其中《大学令》颁布时,中国只有一所国立大学,即国立北京大学。

图五、蔡元培在德国时寄给家人的莱比锡大学的明信片(蔡元培家属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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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京大学早期改革 (1912‒1915)

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成立,由于戊戌变法失败,以及义和团及八国联军的影响,直到1902年12月17号才正式开学。1905年废科举之后,京师大学堂的课程也更趋于专业化。1912年以后的北大校长 大多是当时的新派学者,严复,马良,何燏时,胡仁源。何和胡都是工科出身。北京大学也在政治上更加独立。1915年,袁世凯想要自封为皇帝时试图获得北京大学教职员工的同意。当时的大学校长胡仁源告诉袁世凯的代表,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工不会支持。

民国初期的教育政策为蔡元培日后在北大的改革有巨大帮助,因为政策是蔡本人1912年任教育总长时制定的。其时,北京大学是中国唯一的国立大学,蔡仿效德国柏林大学,希望将北大培养成中国所有其他大学的领导者,使北大成为道德和理论知识的核心,最终有助于中国的民族拯救。因为大学所产生的知识是与超验真理相联系的,蔡也希望能够同时保持大学的自主性。在他担任教育部长期间,。蔡元培为中国教育设立的目标包括五个方面:伦理学、美学、世界观、军事训练和实践学习。在这五个方面中,蔡元培认为前三者决定了后两者。虽然美学和世界观属于更超然的世界,但它们有助于完成这个世界的道德培养。伦理学也成为公民和实用行业培训的基础。因此,尽管在他的计划中,大学将由多达七个部门组成,(人文、科学、法律、商业、医学、农业和工程),但人文和科学的分量比其他部门更重。蔡元培希望这种课程能创造出共和国建设所需的新知识和新价值。

图六、1912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内阁成立。这是内阁成员合影,右一为总理唐绍仪,左一为教育总长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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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的短暂任期内,他废除了与延续儒家学说和忠君有关的价值观和取向。他认为这违反了共和制政府的形式和信仰自由。他废除了向现代学校毕业生授予传统学位的做法,转而授予西方学位,如学士学位。在小学中实行男女同校,并废除了国立北京大学的经学门。至此,蔡元培为一个自成一体的教育系统建立了一个理论基础。

北京大学也自觉地将自己塑造成文化变革的中心。胡仁源任校长期间,提出“‘大学设立之目的,除造就硕学通才以备世用之外,犹在养成专门学者。’ 当时在北大任教的不乏‘学有专长’ 的教员,” (蔡磊砢,“中国近代大学的教师聘任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民国前后的北京大学为例,“教育学术月刊,2014年第3期,第98页),这是对蔡元培的《大学令》中大学是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同时又将大学分科的进一步解释。 在何燏时和胡仁源校长的任期内,北大进行了一次重大的师资调整:开除了一些属于桐城派的教师,姚永朴、姚永概、马其昶和景仰桐城派的林纾,并任命了曾在章太炎门下学习的更注重经史子集考据学学者。

桐城派学者擅长用华丽的散文。与桐城学者相比,考据学学者对古代文字确切含义的强调类似于科学的准确性,而他们所倡导的散文风格也是如此。聘用后一派学者符合大学管理者的计划,即按照西方的学术路线调整中国的历史和文学领域。这些新聘的章太炎弟子,包括沈兼士,朱希祖,马裕藻,钱玄同,黄侃等,都是在章太炎由于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而被拘捕放出来去日本以后,成为他的学生。沈尹默是沈兼士的哥哥,虽然不是章的学生但是也是子学大家。这批注重考证的学者在北大拓宽了中国学术范围。

蔡元培做教育部长的成果之一就是在1915年在胡仁源校长任期内,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教员评议委员会,作为大学事务的最高决策者。这遵循了蔡元培的规定,即仿照德国大学的做法,由大学的教员而不是由教育部或其他政府部门来控制大学的方向。七个学部中的每个学部挑选两名成员加入评议委员会。在蔡元培1912年颁布的《大学令》中,规定 “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齐集评议会,自为议长。大学各科各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校可随时齐集教授会,自为议长。“ 这一政策在蔡元培于1917年担任大学校长后一直延续到1930年左右。1930年后,随着蒋梦麟被任命为校长,教授判断大学事务的特权逐渐让位于校长和其他行政人员。

1912年7月蔡元培从教育部正式辞职,9月携家回到柏林,11月回到莱比锡大学。蔡元培对德国情有独钟,他的大女儿,1904年出生 ,取名威廉,三儿子1906年出生,取名柏龄。威廉大概是来自威廉冯洪堡的名字。伯龄则是来自冯洪堡的柏林大学。他在莱比锡大学又听了一年课。

蔡元培做教育总长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大学令》的颁布,以及废除经科,教授治校, “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等大学目标的设立,为北大1910年代的教学和管理奠定了基础。

4、北大校长:兼容并包 (1917‒1923)

图七、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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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教育总长范源濂请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为北大校长的英译是chancellor,仿效德国校长称呼,而不是president,仿效英国校长称呼。他希望延续洪堡办柏林大学的办学理念,反映在教员聘用上,他新聘的教员里不光重视中西学术的培养,也强调中学的多元化。这些教员的雇用常常有一个政治前提,即他们往往是革命者,或学术上有所创新的学者。

比如,他雇用的新教员有1/4左右是同盟会成员,比如谭熙鸿,徐宝璜,萧友梅,任鸿隽,张竟生,顾孟余,梁漱溟等。孙中山在1912年卸任共和国总统之前,让很多替自己工作过的年轻人出国学习。任鸿隽和徐宝璜去了美国。任鸿隽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并与胡适成为好朋友。任鸿隽被蔡元培任命为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徐宝璜的叔叔是被袁世凯处决的共和国烈士,徐宝璜获得了经济和新闻学学位,被蔡元培任命为新闻学教授。顾孟余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是蔡元培的朋友。顾孟余后来成为德国语言文学系的主任,1926年后在政府中担任职务。上面提到的其他人都去了法国学习。肖友梅学习音乐,回国后被聘为中国语言文学系音乐文学教员。在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音乐文学。萧友梅后来成为著名的作曲家。谭熙鸿曾在天津的一家电报公司为同盟会工作,后来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负责孙中山的电报通信。于1919年在图卢兹大学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1920年成为生物学教授,并担任蔡元培的秘书。张竞生在法国学习心理学。来到北京大学后,他的《性行为史》在校园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梁漱溟因为当时太小,没有出国学习,在西式学堂毕业后自学佛教,于1917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究源决疑论,” 蔡元培很欣赏其中的立意,于是请梁到北大做讲师讲授印度哲学。1920年代初,梁漱溟推荐熊十力到北京大学任教。熊十力也曾是一名反清的革命者,曾经不得不逃避逮捕。熊十力是自学成才的。在梁漱溟的推荐下,他后来自学了佛教。

蔡元培聘请教师的另一个来源是在法国的勤工俭学运动中的熟人。他们不是同盟会成员,但往往也积极参加中国或法国的政治或革命活动。其中最有名的是李石曾。李石曾是一名反满活动家,是李鸿藻的儿子。李鸿藻是光绪皇帝时期的重要御用大臣,他利用自己的关系,于1912年将李石曾派往法国,担任孙慕韩的助理。在那里,李石曾和其他几个人,包括张静江和吴稚晖,发起了中国学生勤工俭学运动。蔡元培1915年到1916年也在法国,参与组织华法教育会,提倡勤工俭学。

蔡元培的学科领导任命也是从文化革新的角度来考虑的。文科学长陈独秀是《新青年》杂志主编,陈也曾和蔡元培在上海一起做炸弹。《新青年》杂志也从上海调到北京,由北大同仁编辑。 1917-1918聘任的教员中,《新青年》杂志的重要作者占了一个很大比例,比如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刘半农、杨昌济、程演生、刘文典以及高一涵、李大钊、王星拱等。(蔡磊砢,“中国近代大学的教师聘任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第98页)。

蔡元培也聘请了旅居日本的反清活动家章士钊,刘师培等。蔡也曾在上海举行反清革命活动时和刘师培制造炸弹。

蔡元培聘请的其他学者也往往在学术上有所创新。蔡元培续聘了民国初期北大聘请的考据派学者。考据学本来是考证经书中文字的正确意义,但到了清朝,逐渐通过文字训诂,衍发出相对独立的文字学,全面研究字的音、形、义。考据学本身也从重点考据经学,发展到诸子和其它学说。其中治学方法同西方的科学方法有相通处,有些考据学者对后来的文字改革和发音标准化有很多贡献。蔡元培也聘用今文经学大家崔适。崔适和做古文经学的刘师培做很多校勘,考据的工作。有点类似科学考证。他的学问在他的时代也有很多突破。蔡也续聘了夏元瑮。夏是胡仁源任内聘请的理科学长,曾就学于南洋公学,柏林大学,从师于普朗克,曾试图请爱因斯坦去中国讲学。蔡元培续聘了夏,并续聘其为理科学长。蔡续聘的另一个教授是辜鸿铭。虽然辜后来成为保皇和维持传统的象征,但当时也自成一家,有许多英文作品,比如《中国人的精神》向西方介绍传播儒家文明。

图八、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第一次毕业摄影(19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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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也会调整师资更好地平衡教学和研究内容。比如他聘用康心孚教伦理,但发现康偏重传统的个人修身,于是又请了在日本和英国学习过的杨昌济教这门课以平衡康的影响。

为了课程的综合影响,1918年,蔡元培取消各门,建立14个系,学生可以跨系选课,修满学分就可以毕业。虽然北大跨系选课没有美国式选课制的清华灵活,但北大学生1917-1927年间1/3的课是选修课。蔡元培从课程,到选课,到教员设置,都力求平衡,给学生机会做各种比较,综合,形成一种超越型的思维。从1912年北大经学科的取消和文科中国文学门, 史学门 (1917)和中国哲学门的设立,以及到1918年中国文学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建立,儒学的框架因此打破了。

蔡在学术上做出的平衡仍然是偏重新的学问,对中国历史和儒学方面聘请的学者教师许多倡导文学革新,其他人也经常参与新文化运动,或常常试探新的方法和内容来做学术研究。

聘请陈独秀做文科学长,用《新青年》等刊物传播新文化,在社会上激起很大反响。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也包括之前在北大任职的桐城派学者林纾,马其昶等。而胡仁源聘用的章太炎的学生,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很多都投入到文字改革和发音标准化的新文化活动中。(Lin, Peking University, p. 47)反对新文化的教职员显然是少数并处于弱势。黄侃是章太炎学生中少数反对新文化的之一,1919年从北大辞职。辜鸿铭,另一个反对新文化的代表,也于1919年蔡元培辞职北大校长后离开。(吴思远,“辜鸿铭出入北大及生辰考述,” https://epaper.gmw.cn/zhdsb/html/2019-05/15/nw.D110000zhdsb_20190515_1-18.htm)于此同时,激烈传播新文化的旗手陈独秀也在校外保守势力和校内温和保守势力压力下,于1919年被罢免文科学长一职。(杨飞,任玉青,“陈独秀被免去北大文科学长的前前后后,”https://m.xzbu.com/1/view-294719.htm)。这可能也是出于学科调整的需要,蔡元培从此废除文理科学长改为教务长,先由胡适代理。第一任教务长是马寅初。(高平叔,“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6)至此,留在北大的师资大部分是温和的保守派和将科学方法论和国学联系在一起的进步派。二者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科学的方法更深入细致地进入中学。

图九、景山东街的北京大学校门 (1917),后成为北京大学二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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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科学方法和考据学的联手:整理国故 (1919-20年代)

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创始初期,经学科主要是晚清的桐城派主持教学。他们 “揉合汉宋, 学风平实,考据、义理虽不够精,辞章、经济却很有特点。以考据家的眼光来看,他们在经学上守成多于创新,” (吴国武,“早期北京大学与传统经学的近代转型:晚清民初经学探研录之一,”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十辑 (2011),359页) 1913年桐城派教员开始遭受清洗,林纾是桐城派追随者,也是最早离开之一。姚永朴是1917年离开的,大概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桐城派教员。章太炎善考据的弟子们是1914年以后逐渐进入北大的。

考据学的占据北大对经学研究有极大改观。许多考据学家,受考据学自身发展的影响,以及新文化运动,尤其是胡适之的影响,对史料的探索扩大了范围。比如崔适经史兼治,以经治史。(吴国武,360页)扩大经书参考资料范围。

胡适等人也在影响考据的方法。傅斯年是黄侃的高材生,但被胡适的治学新方法吸引过去。逐渐发展出史料学。钱玄同是章太炎和崔适的学生,但深受胡适和陈独秀影响也是《新青年》的编辑。他既是今古兼通的见证人,也是由经学转向史学的实践者。像他这样的学者使得传统经学家蜕变为现代经学研究者。1913年进北大预科的顾颉刚,类似钱玄同,博采众长,受章太炎,康有为的影响,师从崔适,钱玄同,又深受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影响。超越今文辨伪而从古史学的意义上讨论经学。(吴国武,361-362页)顾颉刚是一个将胡适的大胆假设和今文经学,以及考据派风格结合的例子。今文经学近代大家如崔适,康有为等,相比起更强调经文的准确文字意义的古文经学,更强调经学的微言大义,不认为经典文本有固定不变的解释。顾颉刚跟从崔适受康有为的影响发展出他的疑古论。胡适的课程使得顾颉刚将这种思想变成一个疑古的思想运动。顾颉刚在其《古史辨自序》中这样评论胡适说,“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但是这个大胆假设许多古史不存在的运动很快就降温了,因为没有足够历史证据。大胆假设逐渐变成小心求证。缜密的考据是北大文科的一大特色。它像一股巨大的向心力,去影响其他类型学者的研究方向。胡适1917年刚到北大时,强调科学方法大胆假设,但两年以后他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他的研究也越来越变得是用科学方法进行考证。胡适的这种研究方法,以及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促进了史学独立于经学,同时更促进儒学,考据学和科学方法论的结合。

胡适的方法论使得传统治经转变为现代经学研究。如果钱玄同,傅斯年等人是经学的内在超越,而胡适的作用是经学的外来解构。其结果,都使传统经学转化为现代经学研究.。(吴国武,361页)

北大对方法的重视经常超过对内容的重视。梁漱溟,熊十力对儒学的阐述加入了大量的佛教和西方形而上学的因素。 尤其当科学的“拿证据来”的呼声越来越强,原来的经学,子学内容都要经过再敲定,新的资料不断被使用来敲定,核实经学子学的内容,经学子学所谓固有的内容越发丧失其地位和可信度。不管是强调科学方法,还是强调科学材料,还是二者兼顾,经学子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没有完全固定的内容了。结果就是内容随方法或看问题的角度而变。

图十、1919年竣工的北大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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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科学的普遍化和儒学的边缘化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就是,什么是中学。即使是像梁漱溟这样为儒家辩护的人,也是西学出身,他对孔学的辩护也常常是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也就是西方的形而上学, 即西方科学的对立面,而非更传统的儒学内容和治学方法。

这就造成科学的普遍化和儒学的边缘化。所谓边缘化指的是儒学的方法和内容都有许多改变,更多为科学方法所指引。不光是北大如此,只不过北大由于教员,学术,杂志,课程,学生而形成的院校氛围形成一个强烈的科学儒学的互相斗争,互相影响的状态。由于科学和科学方法逐渐占主导地位,斗争已经不是中西之分,或古今之分,而是科学和非科学之分。儒学被分割划分成不同的学科领域。而当张君劢于1923年2月陪德国生机主义哲学学家杜里舒(Hans Driesch)在北京和天津讲学时,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人生观”的演讲,对科学万能提出批评,强调人生观的直觉和自由意志,实际上是沿从欧洲哲学家柏格森,倭铿 (Rudolph Eucken),杜里舒,的思想。地质学家丁文江立刻予以反击,给予张君劢提倡的人生观以“玄学”之称, 引起了一场科学玄学的论战。1923-1924年间,这场论战引发了五十几篇文章,在30个作者中, 曾在北大读过书,教过书的人占了近一半,而且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赞成科学决定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各文发表时间,“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5394485/)下文是全部作者名字。

张君劢,丁文江,梁启超,胡适,任叔永,孙伏园,章演存,朱经农,林宰平,甘蛰仙,

屠孝实,唐钺,张东荪,菊农,陆志韦,王星拱,穆,瞿秋白,颂皋,王平陵,

吴稚晖,范寿康,陈独秀,邓中夏,蔡元培,谢国馨,陈大齐,萧楚女,冯友兰 张颜海

其中,胡适,任叔永,孙伏园,章演存,朱经农,林宰平,屠孝实,唐钺,王星拱,陈独秀,邓中夏,蔡元培,陈大齐,冯友兰,都曾于1923年或之前在北大读过书或教过书。

科学和玄学的论战也标志着儒学在20世纪中国的更新。西方的方法论成为20世纪新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能这场辩论最大的影响是中学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和西方的区别不再由简单的中西区别。1912年严复任京师大学堂总监时,希望将经,文两科合并为国学科来作为完全讲旧学之区。(吴国武,357页)困扰严复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实际中是不可能成立的,西学一旦被承认也会成为“体“。他解决的方式是将中西学分开来,但没有成功。蔡元培的《大学令》废经学科,最终经学并入文科。蔡元培治校时提出“兼容并包”是要改变中国伦理“无条理,无统系,” 以及教育,思想为统治者服务的传统,所以更有意识地扶持新青年等杂志和科学方法,重新打理中国传统与学术。结果就是北大成为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传统的急先锋。

图十一、蔡元培与蒋梦麟、胡适、李大钊(约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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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理想主义的人格

蔡先生是理想主义的行动者。可以说他是跟着理想走,为此可以辞掉翰林院编修之职,也可以去莱比锡上本科的课。还可以去制造炸弹,搞暗杀,只要这些行为可以帮助他达到自己的理想。他的本性应该是不妥协,不苟且,但为了理想他可以妥协,比如在北大他协调新学旧学学者们的冲突,因为他认识到只有新学和旧学的这种交流,才能够重新构造中国的学问。中国的学问可以包括各种中外古今的因素。这也是他为什么不会因为辜鸿铭,黄侃,和刘师培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的冲突而辞职。这种冲突是他预料中的,是他改造中国思想和文化的一部分。他的美学思想可以很好地反映出这一点:通过美学达到一个新的情感和理性的高度,从而破人我,重新审视中学。可是对学潮蔡元培就不能容忍,一个可能是他的理想的大学里,学生应当是自觉努力地去研究高深学问,将自己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而非学生在上学时罢课,直接参与政治,而耽误甚至葬送长远的文化改革学术现代化的目的。

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正式任职期间是1917年至1927年,期间八次辞职,实际在北大任校长时间是五年半。每次辞职都是为了理想不妥协的例子。(陈平原,“为什么蔡元培是北大永远的校长,纪念诞辰150周年,”https://kknews.cc/history/kr5op6b.html)第一次,1917年7月1日‒23日,由于张勋复辟。第二次,1918年5月21‒23日,因学生对《中日防敌军事协定》怀疑而发起抗争,蔡劝阻无效。第三次,1919年5月9日至9月20日,救出五四被捕学生后,当即离京。第四次,1919年12月3日至1920年1月12日,因抗议政府拖薪。第五次,1922年10月19日至10月24日,北大少数学生反对征收讲义费,蔡愤而辞职。第六次,1923年1月17日至1926年3月18日,为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辞职,后彭去职,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第七次,1926年3月18日,蒋梦麟致电蔡元培,告知北大学生在3.18惨案中死3人,重伤十余人,蔡于6月28日再辞职。1929年第八次辞职,因为本来已被重新任命为北大校长但国民政府新政策不再允许遥领。1930年蒋梦麟正式被任命为北大校长。

除去1929年最后一次辞职之外,前七次辞职都是一种政治姿态,不妥协,迫使学生或政府妥协。

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最初的目的也许是希望所有学者都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有意识的去博采众长,为中学寻找新的方法和新的内容。科学的方法显然是蔡先生所希望看到的,但他的本意也许是更广泛地吸收西方知识,科学和玄学不应是对立,而应是一个统一的矛盾体。

图十二、1921年 年8月,蔡元培率中国教育代表团到檀香山出席各国教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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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结论:科学方法话语权的设立

蔡元培治校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科学方法话语权的设立。内容的重要性降到第二位。严复治校时担忧的中西学相冲突,“其终且至于两亡” (吴国武,357页) 的思维模式已经被科学方法/非科学方法的思维模式所取代。严复对中学的担忧是基于以国别来划分学术,结果将中西学更加割裂,据蔡元培回忆,1912年严复任北大校长时,兼任文科学长,其他学长都是西洋留学生,“教员、学生在自修室、休息室等地方,私人谈话也以口说西语为漂亮。”(蔡磊砢,“中国近代大学的教师聘任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第97页) 蔡元培任校长期间促进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学,思维模式从中西之分逐渐转为科学和玄学之分。 许多学者也努力在科学和玄学之间建立一所桥梁,比如冯友兰, 他将中国思想归纳为世界哲学一部分,为了维护中国哲学,试图将形而上学的方法科学化,逻辑化,融合宋明儒学,道教,考证,而形成一个逻辑的, 道教的形而上学。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不断用新知识新方法构造中国文化和政治的时代。虽然蔡元培于1923年出于对北洋政府的政治斗争,和腐败愤而辞职,(高平叔,“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 49)蔡元培领导的北大用科学方法改造中国思想的做法,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蔡元培治学今天的启示

蔡元培治学最大的启示就是给学术和教育自由的空间。他在一个改造中学,使其更系统化,现代化,同传统政治分离的框架下,给教员学术和教学的自由。他的美学思想,强调超越,破人我,就是鼓励教员和学生不囿于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学术内容,而不断去突破自己,超越自己,从而创造新的文化,使学生通过对不同学术内容的分析体验,意识到人生的意义,个人在社会上的位置和作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

【点评人之一洪朝辉,美国福坦莫大学教授】记得我在上次点评辜鸿铭的聊斋时提出,在一个急剧转型的历史时期,一般会出现三种人:一是油门类,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二是刹车类,类似辜鸿年、黄侃、刘师培之类;第三是平衡类、适度类、中道类,蔡元培先生就属于这一类。主要表现在以下四大平衡。

第一,蔡元培先生平衡的政治思想和立场。首先,他一方面是前清进士、翰林院编修,属于正七品的“县处级干部”,另一方面参加反清的同盟会,也是革命组织光复会的会长,还亲自在上海制造炸药,试图以暗杀和暴动方式反清。

其次,他一方面反对学生运动,是国民党“取消学生运动”议案的提出者,他也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执行者,但另一方面,一旦学生被抓,蔡先生却不顾安危,极力营救,不过,一旦学生被释放,他就立即宣布辞职,表示对学生参加街头运动的绝不认同。

另外,他是国民党元老,担任北洋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蒋介石与宋美龄婚礼的证婚人,1927年4月2日,与吴稚晖等一批国民党右派,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并担任主席,提出《共产党祸党证据及共产党在浙祸党之报告》,并主持审定一份包含179人的共党名单,发表“护党救国”的通电,支持蒋介石1927年4/12对共产党实行清党。但另一方面,由于4/12清党中,浙江出现了滥杀20位共产党人的事件,蔡先生又呼吁不能随便杀人,而且在1931年,他大力营救中共领袖陈独秀、邓演达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牛兰夫妇(Noulens);1932年,还担任反蒋独裁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在9/18事变后,他苦劝汪精卫不要同情和支持日本人;在抗战期间,他更支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所以,蔡先生在生前生后,左派骂他右,右派骂他左,由此更证明,他是一个温和派、中间派。他在国共面临阶级冲突时,站在国民党一边,因为他是国民党元老;但当中国与俄国、日本发生民族冲突时,他又站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一边,也就是说,他的基本理念是民族利益重于阶级利益、政党利益。所以,在蔡先生于1940年病逝香港后,周恩来送的挽联是:“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第二是蔡先生平衡的学术思想,主要表现在四点。一是他主张学派调和,强调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东洋思想与西洋思想需要和平共处。他反对马克思主义,但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众多知识中的一门知识,所以,他允许在北大进行研究与讨论,并支持罗章龙、邓中夏等北大学生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点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捍卫你发表观点的自由的范儿。

二是他极力推动中学与西学的贯通,实际上就是在推动如今所说的“新文科”和“大文科”,将当时严重对立的中学和西学之分,引领到玄学与科学之分,他希望以科学之名,打通了中学与西学、儒学与实证、旧学与新学之间的界限,在中学中引进科学,借此扩大中学的基础,整合中学与西学的贯通。

三是蔡先生既坚持学术为上、学术自由、学术自治,但又讲国家精神和道德培训。而且他也有底线,坚持学生以学为主,学生不能以罢课为业,直接参与街头政治和革命,不然他就辞职。当然,这也影响了他的育人理念出现了矛盾:一方面,他希望培养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人才,读书不忘救国,但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学生以学业为重,学生身份必须与国民身份相分离,保持救国与学习的边界和平衡,不让青春走向政治激进。

四是尽管他自己的经历充满官方色彩,但他坚持反对政治、政府和政客介入学术,反对高校行政化和官僚化。大家也许知道,在他1917年上任北大校长前的北大,很像清朝的国子监,乌烟瘴气,一些教授不学无术、一心当官,学生大多是官二代或富二代,上课带着听差跟班,就像辜鸿铭讲课要带两个跟班端水递烟,上梁不正下梁歪。学生选课喜欢选择有官职的老师,学问不重要。同学中流行结十兄弟,约定如果其中一人今后当大官,其余九位就在他手下当科长和秘书、吃香喝辣。更加荒唐的是,晚饭后,大批师生直奔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流行一说:“两院一堂”是好主顾:两院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所以,蔡先生一到北大就大力整顿校风,功莫大矣,挽救了北大、改变了北大。

而且,蔡先生还效仿德国的高校制度,在1912年的《大学令》中要求建立大学教员评议委员会,为教授治校迈出了第一步,这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建设。这里讲一个小插曲,林教授提到,蔡先生仿效德国大学传统,将校长的英文称为chancellor,而不是president,记得一些国内高校的党委书记,曾问我如何将那个书记翻译得信达雅?我的建议就是Chancellor,因为美国高校校长通用chancellor和president这两个词,但分不清谁大谁小,取决于不同州的高校系统,比如我曾经工作11年的普渡大学,总校校长是PRESIDENT,分校校长是CHANCELLOR,但在加州大学系统,正好相反。

第三个平衡体现在蔡先生对学科建设的平衡设计。他在《大学令》中提出大学应该具备七科的计划,人文、科学、法律、商业、医学、农业和工程,但必须有人文与科学两类,而且以此两类为主,强调如果没有这两科,就不叫大学。1952年,中国大学的院系调整学苏联模式,就是对蔡元培学科平衡设想的反动,例如当时的清华、浙大就没有文史哲了,但在1997年以后,中国高校的大合并,却又是过度地追求大而全,过犹不及,可见适度真难。我个人以为,今后中国高等教育史对这两次大折腾,评价可能不会太高。

尤其是,蔡先生在具体学科设置上,三管齐下:一是对中学进行内部改造,综合经学、子学、史学;二是对西学实行大规模引进和扶持,包括西方的科学、实验心理学、美学、伦理学等;三是中西交融,帮助一批中学大家,在科学与玄学之间建立桥梁,将中国哲学融入世界哲学,成为世界哲学的一部分,如冯友兰,将各类玄学、中学和儒学的研究方法实行科学化、理性化和逻辑化。

另外,当时,蔡先生还取消各个division,类似今天学院或学部的壁垒,学生可以跨系选课,其实,今天美国一些名校也采用鸡尾酒选专业法,允许学生自己选择千奇百怪的专业杂交,如金融工程、数字人文等。当然,他还主张和推动性别平等、男女同校,曾兼任爱国女校校长,1920年秋季,北大第一次招收女生,开了公立大学男女同校的历史先河。

图十三、蔡元培于任北大校长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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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蔡先生平衡的用人之道。蔡先生有一句关于大学的名言:“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没提钱,也没提楼,主要是书和人。一方面,蔡先生聘用具有激进革命背景的教授,如新聘北大教员的1/4是同盟会成员,也聘用法国勤工俭学的朋友,还有旅日的反清学者,更重要的是《新青年》作者群。还专门给李大钊写信,拜托给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安排一份助理员,而不是清洁工的位置,所以,毛泽东一直尊称蔡先生为“夫子大人”,当蔡先生于1940年3月5日病逝香港后,毛泽东的唁电称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但另一方面,蔡先生也聘用反新文化的学者,如辜鸿铭、黄侃等,只要有学问,多多益善,可谓三教九流、五湖四海都要。

其实,蔡先生兼容并包的用人之道很有启发意义。今天中国的高校已经不缺大钱、大书和大楼(如1918年落成的北大红楼),但缺大师,更缺像蔡先生那样的大校长。我曾把做学问的人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学人”,属于有知识的一类;二是“学者”,属于有文化的一批;三是“学家”,是指有思想的翘楚;四是“学道”,类似于韩国电视剧“医道”和“商道”中所说的,那是指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的全能人,能将为人、为学、为官升华为一种“有而不有、知而不知”的境界,并修炼成一种道的“常无”心境,虚心待人、静心治学、平心济世,兼容并包、平衡适度。中国高校急需这类学道式的大师与大校长。

我以为,蔡先生就是属于学道式的大家,200年出一个,因为100多年过去了,我们似乎还没有见到超越蔡先生学道水平的中国大学校长。我们需要共同追问:蔡元培去哪儿了?就像追问雷锋叔叔去哪儿了一样。什麽时候,我们不怀念蔡先生了、或者蔡先生没有魅力了,那么,说明中国高校校长出现了一批蔡元培,甚至比蔡更伟大的校长。其实,我们今天的怀念,就是为了明天的忘却。

总之,上面提到的蔡先生的四大平衡之道,包括平衡的政治立场、平衡的学术思想、平衡的学科设计和平衡的用人之道,使我想起另外两位民国时期的名人:杜月笙和周恩来,发现这三位在性格、性情和情商方面存在一些相同之处,因为他们都属于平衡的高手,只不过,周恩来把它用在了统一战线,杜月笙用在了江湖义气,而蔡元培则用在大学教育的兼容并包上。有人把平衡当作术,有人则把平衡当作道,层次立见高下。看来在民国时代,名人们首先需要优术,然后明道,最后,更需要取势。

我以为,在时代的转型时期,我们尤其需要一批平衡大师,他们需要具备三大能力:一是包容、宽容、兼容;二是非凡的交友能力,黑道、白道、灰道皆有朋友,类似杜月笙的“刀切豆腐两面光”的本事;三是能够精准掌握适度的杰出才能,必须有能力、有胆识掌控刹车和油门的驾驶大师,既不要把车开得太快而翻车,也不能开得太慢而停车,甚至开倒车。听了林小青教授的演讲,我更深刻地感受到,蔡先生就是这一类会平衡、能综合、懂适度的大学校长。【完】

发布时间:2021年08月14日 来源时间:2021年0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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