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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美国

作者:贾斯汀·瓦萨洛(Justin H. Vassallo)   来源:法意读书  已有 230人浏览 放大  缩小

法意导言

本文《美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肖像》于2021年5月5日于发表于《波士顿评论》,是研究者贾斯汀·瓦萨洛(Justin H. Vassallo)对经济史学家乔纳森·利维(Jonathan Levy)新书《美国资本主义时代:美国历史》(Ages of American Capitalism: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的书评。

本文作者瓦萨洛详细介绍了《美国资本主义时代》一书的结构和内容,认为本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在于说明了将美国的历史视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的价值。该书也是一部充满文化和社会细节的历史,为了解美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目标、中产阶级生活的舒适和限制以及国家更具影响力的经济精英们的执着愿景提供了一个窗口。本书表明,如果没有国家机制为投资活动提供动力和设定参数,资本就不会为公众的利益而工作。本文作者在最后提出本书对于种族资本主义和美国经济生活物质领域讨论的不足,并列举近些年学界对于“美国的历史视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历史”的相关研究。

《美国资本主义时代:美国历史》作者乔纳森·利维,芝加哥大学经济生活和美国的历史学家,关注对商业史、政治经济学、法律史以及思想和文化史之间的关系。最近的研究试图将投资置于经济史和理论的中心,并为经济史中“凯恩斯主义”范式的建立作出贡献。曾著《命运的怪胎:美国资本主义和风险的新兴世界》(Freaks of Fortune: The Emerging World of Capitalism and Risk in America, 2012))。

美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肖像

一部破除了企业家例外主义神话的美国资本主义全新历史,发现经济收益总是由国家推动的。

一、序言

乔·拜登(Joe Biden)总统任期的开始,促使人们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进行了不可能的重新评估。拜登宣布将进行“范式转变”,摆脱几十年来无情偏袒富人的政策体制,他引用了罗斯福新政来描述他对积极政府的愿景。在扩大福利国家的同时,他还承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议程,将基础设施、产业政策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转型联系起来。尽管拜登执行其愿景的决心仍未得到检验,但是当紧缩政策迅速成为一种跨大西洋现象,当前积极国家干预的前景似乎比大衰退时期要好得多。

“拜登新经济议程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究竟如何能够诱导资本为公共福利工作。”

历史和现在最明显的区别是,拜登认为长期投资对维护民主至关重要。拜登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民主党一代决策者的影响,他的愿景也是对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三年前的吹嘘的悄悄否定:尽管她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输给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但她“赢得了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三分之二的地区”,这些地区“乐观、多样化、充满活力、向前发展”。这场疫情的大流行只是进一步说明,即使作为这个国家最繁荣的城市、曾是全球化时代的增长动力,也亟需国家主导的项目和平等主义的分配。

美国政治经济学新时代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究竟如何才能促使资本为公共福利而工作。如果资本有流动性的倾向,政治代表如何引导它进行投资?在经济史学家乔纳森·利维(Jonathan Levy)令人惊叹的新书《美国资本主义时代:美国历史》(Ages of American Capitalism: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中,阐述了在哪些历史条件下有可能出现这种方向:他认为美国历史上变革性发展的长弧从来没有自发地从市场中产生。利维写道:“区分美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因素……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变化,而是政治举措。”他展示了政治家如何一直引导着美国资本主义的进程,对不平等、社会流动性、公民意识以及民众对政府和企业责任的看法产生了严峻的影响。

该书分为四个部分。“商业时代(1660年-1860年)”、“资本时代(1860年-1932年)”、“控制时代(1932年-1980年)”和 “混乱时代(1980年-)”。在每一部分中,利维都追求三个论点。首先,资本与其说是一个东西、一个“有形的生产要素”,不如说是一个“过程”——基于未来利润预期的投资。第二,“利润动机”本身“从来都不足以推动经济历史,甚至资本主义的历史”。第三,“资本主义的历史是短期囤积倾向与长期投资能力和诱因之间永无止境的冲突”。利维的讨论涵盖了广泛的技术领域——从金融和财政政策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的后果,到全球金融的日益复杂化和美联储的当代首要地位的担忧——但这本书也是一部生动的社会和地缘政治史。诚然,正如他在导言中所写:“今天的主流经济学遵循的是一条非常严谨的数学道路……并没有为经济生活的其他描述留出多少空间。”相反,利维认为:“历史分析在经济学中应有一席之地,并对经济是什么有更广泛的观点。”

在他对经济发展不断变化的地形图和推动它们的政治联盟的调查中,利维强调了国家的两个伟大、但有很大缺陷的发展联盟:19世纪的工业化共和党联盟和20世纪的新政联盟。正是通过这些联盟,美国资本最优先考虑了非流动性投资,刺激了基础设施和技术的进步,最终整合了国家性的消费主义经济。虽然这本书的内容远不止这些联盟,但这些例子有力地支持了本书关于政治机构在塑造经济事务中的作用的中心论点。

“利维认为,美国历史上的变革性发展的长弧从未自发地从市场中产生。”

也许最重要的是,这些联盟帮助我们清楚地思考美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轨迹,表明有时更为民主、有时较不民主的经济进步,取决于政治人物在追求国策和国家权力时促成的妥协和跨阶层的结盟。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对该书对技术辩论的干预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鉴于拜登努力表明要果断地摆脱新自由主义,研究利维历史核心中这些联盟的胜利和失败也具有启发性。

二、殖民贸易和奴隶制度

利维表示,塑造美国经济扩张这两个伟大时期的许多特征(包括鲜明的区域划分和对经济自由的竞争性解释)都出现在工业化发展前的殖民时期。这本书从17世纪末英国重商主义的起源开始,利维认为这体现“国家权力应该鼓励私人商业的创富能力,但又要限制商业的自我利益这一矛盾,这是一种威胁到道德和政治秩序的危险冲动。”利维认为,塑造了美国政治思想的漫长历程的自由与社会义务之间的较量,源于这一核心悖论。

起初,英国政府希望殖民地成为英国过剩的制造业和人口的“通风口”,实际上是在遏制国内失业的同时创造国外需求,并向大都市供应原材料。但新英格兰的殖民者抵抗当地对制造业的限制,加速了英国官僚机构的发展,这些官僚机构试图跟上殖民地对其经济发展的主张政治控制的意图。一时间,大都市采取了更加务实的做法,随着英格兰银行推动商业投资,帝国内部自由贸易的基础已经奠定。因此,利维认为,“指数型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知识和实践基础已经建立。同时,利维强调,“在很大程度上,北美的商业时代始于英帝国对黑人奴隶制的承诺”。

这一承诺并非“命中注定”,利维写道。奴隶制的急剧扩张始于“英格兰统治者的选择”,即在英格兰人口开始下降时阻止移民。取而代之的是,殖民化的工作现在将通过奴隶制来实现。“到18世纪中叶,”利维指出,“黑人奴隶生产的商品占美国殖民地所有出口回国商品的80%。”1689年后,奴隶贸易向所有英国人开放,预示着美国早期共和国统治民族的民主。然而,奴隶制在南方的高度集中也为地区发展的不同路径创造了条件,这将加剧战前时代后期的地方主义。

“该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在于阐明将美国的历史视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的价值。”

南方种植园是西印度群岛以外最富有的殖民地,但北方的商业和新生的制造业能力在多样化。北方殖民地较少的被奴役者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参与贸易,尽管北方的精英们在废奴主义兴起之前一直积极参与奴隶贸易。在描述北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新生文化时,利维展示了大西洋贸易如何在18世纪助长了“斯密特式的商业倍增”,推动了殖民地财富和市场的传播,以至于人们的生活水平可能超过了世界其他地方的普通人。同时,商业和奴隶制的爆发使殖民地的私有财产学说得到了巩固。

美国的独立战争将体现出对这个挣扎中的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方向的根本分歧。利维写道:“在这个时代,政治家——而不是商业企业家——对规划共和国的长期经济未来负有最大责任。”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是相互竞争的共和主义冲突的具体代表:杰斐逊设想了一个以向西扩张为前提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共和国,而汉密尔顿则试图将共和国建立在刺激北方商业和制造业的跨大西洋金融模式之上。利维写道,汉密尔顿观点的实质是,“在一个共和国中,只有国家权力才能协调私人私利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杰斐逊强烈反对这一发展计划,担心它将使小产权人边缘化,助长寡头政治,并引入跨国精英耗尽年轻共和国的经济主权。果然,每个对手的国策都会为另一个对手提供参考。国家的汉密尔顿金融架构(包括美国银行),将为杰斐逊的路易斯安那采购提供资金,而杰斐逊在执政期间对出口的禁运促进了国内市场的发展,推动了汉密尔顿在其1791年《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所倡导的工业化萌芽。

利维表明,尽管这两种发展愿景偶尔会综合在一起,但在内战之前,杰斐逊的愿景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谴责肯塔基州辉格党人亨利·克莱(Henry Clay)在1812年战争后提出的长期国家规划的“美国制度”。为了迎合反垄断的情绪,杰克逊在担心成为工资依赖者的小制造商周围组建了一个政治联盟,他们自称为“民主派”。杰克逊担任总统期间(1829年-1837年)的发展是狂热的、杂乱无章的。即使当时的民粹主义试图将公共领域与私人商业利益隔离开来,或如利维所说的“领域”,但国家政策推动着投资,反之亦然。最重要的是,杰克逊清除美国原住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将投机性投资引向了国家不断扩张的周边地区,这极大促进了内部的改善。但是,基础设施的发展与来自远方债权人的贷款息息相关;例如,州政府特许的银行公司往往通过出售州债来获得资本。当英格兰银行提高银行利率以恢复黄金储备时,没有任何应急政策来管理1830年代末的金融恐慌和经济衰退,利维指出,这一发展是全球信贷周期结束的典型案例。杰克逊通过攻击精英建立起政治生涯,但他所加快的发展进程却不可避免地与东北和英国投资者的任性联系在一起。

除了杰克逊的白人定居者边境,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驱动力,是残酷的国内奴隶市场的扩张。1808年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结束导致“第二中央航线”的出现,而该航线因被奴役者的人口增加得到了助长,蓬勃发展的种植园经济刺激了沿连接旧的西北和南部各州水路的内部贸易。综合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对奴隶制作为经济制度的阐述,以及种植园精英们自己对它的理解,利维展示了被奴役者是如何被理解为具有“预期金钱收益”的可移动资本资产,其价值主要受棉花价格的调节。这一制度榨取出的国民财富值确实令人吃惊,在19世纪50年代大大超过了其他增长来源。利维发现,美国400万被奴役者的“价值”达到了30亿美元,“是1860年整个美国工业资本存量价值的三倍”。到那时,最大的棉花种植园已经按照原福特主义路线有效地组织起来,像工厂一样运作,对不同的任务进行严格的分工,以实现效率最大化。同时,种植者阶级通过对奴隶制进行倒行逆施的家长主义辩护,将被奴役者视为种植者家庭的延伸,从而强化了这种残酷的经济制度。

“发展的视角强调了意识形态信仰和政治家如何构建工业化的进程。”

利维认为,这种家长主义的做法加剧了从19世纪40年代到林肯当选之间的地区政治经济差异。“由国家政府主导的市场基础设施的‘交通革命’”,更多地集中在北方,并引发了该地区的工业化大跃进。运河和高速公路企业加强了市场密度和进入数量,这导致了金融家、制造商、商人和贸易人员大都市网络的蓬勃发展。利维所称的“工业投资倍增”正在形成,从而使美国的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阶段。一个新兴的实业家阶层正处投资于前所未有的长期固定资本的风口浪尖,这不仅会重塑城镇的物理结构,而且会通过铁路系统加速从东北到中西部的制造业经济一体化。这些变化将改变美国的经济,但还需要一个政治催化剂——它以共和党的形态出现。

三、民主党工业化的崛起

该书的下一节“资本时代”从内战前夕开始,展示了工业化的步伐如何与共和党和联邦的胜利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到林肯担任总统时,奴隶制的未来及其地理扩张已成为国家政治中不可逾越的鸿沟。林肯不是一个热心的废奴主义者,但他仍然担心奴隶制可能在1857年最高法院德雷德·斯科特判决后在各州再次变得合法。根据利维的说法,林肯的言论恰恰让中西部下游地区的农民感到震惊,因为奴隶主可能会侵占他们的生计并买下最好的土地。这一消息成功地使1860年的选举向共和党倾斜。尽管“奴隶势力”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利维表明,新成立的共和党继承了已停业的辉格党所规划的发展道路。其“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的号召在北方的农业地区和制造业地带巩固了政治基础。

共和党人与北方工业和金融业的紧密联系,对联邦在内战中的胜利至关重要。事实上,利维写道:“一个高度运作的腐败政治经济帮助联邦赢得了胜利”。联邦政府对货物和物资的需求极大地刺激了北方商业,这些货物和物资通过州政府特许的私营铁路运给联邦士兵。同时,共和党国会主张国家有能力指导和推动经济发展。1861年的莫里尔关税启动了一个庞大的保护性关税体系,在联邦胜利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北方工业与共和党的政治成功紧密相连。1862年的《宅地法》放开了数百万英亩的联邦土地,让人们几乎可以自由定居。1862年的《莫里尔法案》为建立州立大学提供了土地补助。1862年和1864年的《太平洋铁路法》通过特许联合太平洋公司和中央太平洋公司,引发了横贯大陆的旅行。通过这些坚定而自信的国家行动形式——保护主义的工业化、国家补贴的定居和土地所有权,以及国家市场的建立——一个共和党的发展联盟诞生了。这个联盟在促使国家现代化的同时,将产生新的经济等级制度。

“利维强调了美国两个伟大的、但有深度缺陷的发展联盟:十九世纪的工业化共和党联盟和二十世纪的新政联盟。”

新的等级制度的核心是由内战引发的美国金融体系的变化,这种等级制度只会加剧地区差异。利维表明,最终,在废除奴隶制之后,共和党未能采取一种包容性的发展模式。1863年和1864年的《国家银行法》简化了通向单一货币的道路,授权使用国债来资助联邦竞选,这点燃了国债债券市场,使华尔街成为国家和国际金融中更为强大的节点。国家税收为债务提供了资金,而战争期间临时使用的绿钞则有助于扩大生产和商业;但货币供应量的扩大、累进税的可能将被证明是短暂的。战争结束后,恢复金本位制度成为新金融精英的首要任务,对重建工作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恢复黄金意味着通货紧缩和财政紧缩,这大大缩减了确保南方黑人政治自由所需的财政支出。投资的收缩将使大多数曾经的奴隶们失去获得土地和建立商业的渠道,前种植园主控制下的佃农制变得无处不在。

随着19世纪70年代镀金时代的到来,第一批真正的工业巨头在全国范围内崭露头角。利维强调了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从铁路投机者到钢铁巨头的重塑,如何代表了向能源和资本密集型经济的过渡。“钢铁,”利维写道,“增加了一系列的后向和前向联系”,创造了更大的社会结构,其凝聚力越来越依赖于固定资本所产生的生产力和利润率。

卡内基和其他实业家一样,从保护性关税中获益。他通过无情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记账和计时密切监控成本和产出,最大限度地增加了欧洲参与竞争的障碍。保护主义对共和党联盟的派别和人口统计强加等级制度,使资本货物和中间制造商的生产商享有特权,同时有效地迫使消费者和农民支持国内生产,包括那些相对来说资本匮乏的南方。关税收入也取代了国家税收,加剧了地区间的差距。这种结构与北方的城市增长和蓬勃发展的西部开发深深交织在一起。正如利维所解释的那样,为了养活不断扩大的工薪阶层,造成对食品的需求量巨大,从而为提高农业生产所需的国内制造业创造了额外的需求。即使中西部的粮仓更容易受到全球信贷波动的影响,关税制度也将农民、工人和实业资本家联系在一起,扩大了州际和区域间的贸易。

但保护主义无法压制工业冲突。金本位制度加剧了劳工不平等和被剥削问题的紧迫性,但事实证明,组织也是杂乱的。劳工骑士团在19世纪80年代的经历反映了早期劳工运动的障碍,包括结构性障碍和自制的障碍。该组织具有强烈的生产主义色彩,且植根于反垄断政治而非国际主义政治,其崛起早于工资制度的整合,而工资制度的整合伴随着1895年到1904年的公司大合并运动。虽然妇女和一些黑人生产者的加入是劳工骑士团较为平等的特征之一,但其领导层却明确地反华并支持1882年的排华法案。据利维所说,他们消亡的核心原因是无法调和无资产的城市无产阶级与中等财产拥有者的愿望,后者正试图保持他们的经济相关性,以对抗越来越大的公司的指数级市场份额。美国劳工联合会在排除小资本家的同时,紧接着又奉行改革主义路线,通过避免政治联盟和吸纳黑人及新移民,进一步限制其视野。利维指出,劳工运动向工资制度改革的转变,预示着对“收入政治”更为广泛的强调,这将主导20世纪的政治经济。

“通过坚定而自信的国家行动形式,一个共和党的发展联盟诞生了——这个联盟在促使国家现代化的同时,将产生新的经济等级制度。”

民粹主义运动则代表了对工业和金融资本纽带的另一种挑战。民粹主义者(以及他们在农民联盟中的前身)推动了一系列政策和组织创新,包括合作社、国家对农作物进行补贴和仓储的计划、打击铁路垄断的法规和国家对铁路和通信行业的直接所有权,以及使用白银来增加货币供应。特别是对于白银的野心,旨在削弱跨国金融精英的流动性偏好力量,并使西部和南部农业脱离垄断行为。由金本位制度推动的不可避免的繁荣和萧条的循环对西方农民危害极大,他们已经受到更高的银行和抵押贷款利率的影响。1893年的恐慌造成了另一次严重的信贷紧缩,使作物价格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利维指出,在随后的大萧条中,农场的收入下降了22%。

然而民粹主义者在1896年的总统竞选中因白银的上涨而注定失败,利维解释说,他们对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倡导使他们的其他发展和准国家主义经济思想黯然失色。通过与民主党命运般的联盟(这将同时遏制民粹主义,并改变民主党政治在新政时代的国家轨迹),民粹主义者支持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其传教活动集中在金本位制度带来的腐败和寡头政治上。在选举中,布莱恩被共和党人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击败,后者强调了国内工业和不断扩大的繁荣之间的联系。利维认为,保护性关税最终排除了农业民粹主义者、中西部小制造商和东北劳工之间的那种大联盟,而这种联盟在联邦选举中颠覆共和党霸权是必需的。

诚然,关税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对冲措施,以抵御一个基本未经测试的替代性发展道路,即使这意味着容忍被金本位制度驱动的金融任性。尽管对促进新生工业不再重要,但关税在政治上叠加塑造了跨阶级的经济发达的北方地区。尽管镀金时代极度不平等,但强劲的国内工业正成为主要的就业手段,并与工资的增长日益相关。利维指出,与此同时,最高法院在反垄断和自由放任之间摇摆不定,但它在1895年作出的“大型制造业合并不违反”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裁决,只是推动了现代公司的崛起和工人对稳定工资的依赖。共和党人通过内战养老金的广泛获取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一种粗糙但在政治上成功的福利主义形式,远在社会保障出台之前就已经存在。

最后,尽管资本家和工人在国家制造业核心区经常发生冲突,但一场过度关注“自由白银”且大部分农村选民不满的运动,不会打破共和党的联盟。

四、新政的区域转型和后工业化转向

本书的第三部分“控制时代”,研究了美国国家主导的投资的顶峰——新政,以及它在战后经济中的余波。利维指出,在这一时期,监管、投资和救济机构的联合活动产生了惊人的区域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共和党的经济范式——该范式在很大程度通过牺牲南方的利益,有效地使北方工业化。正如利维所说,新政国家的建设结合了“收入政治”——通过国家调解的再分配和对工会权利的法律认可,使工业资本主义变得“民主”——以及从民粹主义遗产中汲取的发展政策,这些政策不仅强调农业收入的坚实基础,而且重视有助于实现区域生活水平平等的项目。由此产生的公共工程和国家补贴的信贷的增长,特别是在南部和西部地区,将有助于重振北部工业核心的生产力,同时将私人投资向外辐射。

“新政具有惊人的区域影响,从根本上重新调整了共和党的经济范式,该范式在很大程度上以牺牲南方为代价有效地实现了北方的工业化。”

这些变化与几十年来的深刻政治变革密切相关,首先是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对南方白人的求好。在仍然受到农业利益的强烈影响,同时吸取了东北进步人士的改革主义议程的民主党国会的帮助下,威尔逊的第一届政府(1913年-1917年)引入了所得税和公司税,降低了关税,通过了反托拉斯立法,并创造了向农民发放信贷的新途径。在他自己的第一届政府(1933年-1937年)中,罗斯福(Roosevelt)扩大了这一部分的逆转,同时通过社会保障、《瓦格纳法案》和其他措施巩固城市工人阶级向民主党人的重新整合,加强了该党对建立现代福利国家的承诺——在那之前,这种福利国家充其量只是一些骨架而已。(与许多研究新政的学者一样,利维强调,罗斯福热衷于拥抱一个种族和地区多样化的联盟,即使“稳固南方”的种族主义秩序仍然在塑造新政政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新政不仅仅是对民粹主义注入的威尔逊式进步主义的简单重申。利维注意到,1933年的《国家工业复兴法》虽然两年后被最高法院宣布无效,但它打破了民主党的杰克逊式反垄断遗产。大萧条不会通过恢复小业主来结束,而是通过诱导工业资本恢复福特式消费主义在危机前承诺的男性养家糊口的模式。“一种新的模式出现了,”利维写道,“在这种模式中,联邦政府采取行动促进资本主义企业”在大规模生产水平上的发展,“即使许多商人对其税收和监管政策进行抨击。”

因此,罗斯福的主要目标是支撑需求和刺激投资,尽管他的政策实验网目中有些比其他的更不利于资本,超出了他的前任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所假设的国家干预主义的限度。胡佛是典型的技术官僚派:他设想了一个以更科学的治理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协调为前提的“联合国家”。他对抗大萧条的尝试受到了严重限制,因为“他不会强迫资本家投资”,利维写道。据利维所说,胡佛反而受制于盛行的紧缩理论,对1929年经济崩溃的错误诊断更使之得到了加强。在世纪之交,纽约证券交易所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流动公司证券市场,扩大了对生产长期投资的规模,但也为激进的投机活动创造了新的诱惑。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华尔街和企业宣传的理念是,股票所有权是“民主公民身份的财产锚”,就像土地所有权的曾经,助长了日益投机的投资狂潮。但是,古典经济学家“诊断为过度投资”,利维写道,“最好被描述为投机性错误投资”。资本家随后转向“预防性地囤积流动资产”只会加剧危机,因为“现有能力”,即生产性固定资本和大量愿意劳动者的组合停滞了,需求崩溃了。

在这些发展之后,罗斯福的第一个关键成功是恢复了消费的基准线。通过重建金融公司(利维详细讨论了该公司,强调其公共投资和银行资本重组)的转型、农业生产控制和美元对黄金的贬值,价格得到了部分回升。国家管理的融资得到了基础设施项目的补充,这些项目缓解了急需的失业救济,并慢慢帮助吸引资本进入国家的欠发达地区。尽管早期的新政具有发展主义倾向,如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和公共工程管理局,但利维强调新政的监管部门和发展部门之间的重要不对称性。各种资本控制——旨在稳定金融系统,恢复需求,并将资本引向生产——比建造公共住房和进一步扩大公共企业更具有优先性。

“利维尖锐地拒绝了对福利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怀旧。”

利维强调,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资本家中新出现的“政治化的流动性偏好”为引入更加平等的国家主导的发展形式创造了不利的条件。相反,政府通过联邦住房管理局促进了住宅的发展,该局除其他活动外,还为贷款提供保险,并将延长抵押贷款的时间框架标准化。由于这种鼓励长期投资的监管框架,住房建设在战后时期蓬勃发展,形成了以男性养家糊口和传统核心家庭为前提的消费主义的又一支柱。

只有加入二战才能让罗斯福政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暂时重组经济。利维写道:“对新建的‘政府所有、承包商经营’的企业进行的巨大的公共投资推动了战争生产的发展。”新的工厂终于被建造起来,特别是汽车工业,增加了生产以满足军队对设备的需求。战时动员最终实现新政的充分就业的雄心壮志,推动了太平洋西岸的“第三次西部工业化”,同时也促进了“阳光地带”(译者注:美国南部)的崛起,其增强的经济意义将持续到朝鲜战争和冷战带来的永久性国家安全状态。

然而,与此同时,战后的经济对新政的自由主义规定了明确的限制。新政曾经呼吁的公共福利的广泛定(在罗斯福1944年提出的《第二项权利法案》中得到体现)被联邦政府、以大型生产基地为基础的公司和慈善机构所构成的“财政三角”取代。“美国没有像许多战后社会民主国家那样的公共和私营企业的‘混合’经济,”利维写道,“相反,私人利益集团推搡争夺大政府的利益。”经济政策集中于保持增长,挥舞着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措施来对抗经济衰退,而“‘富足’成为经济公民的一种权利”。政治体制花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来确保工业化提供共同繁荣,然而,战后的经济结构将在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长期存在、资本有恃无恐地追求更大的流动性、以及各种国际和国内经济冲击下屈服让步。

在讨论从新政秩序向里根(Reagan)及其继任者的不稳定的金融化经济过渡时,利维因此尖锐地拒绝了对福利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怀旧。回顾重建时期的失败,他表明民主党的决定破坏了美国黑人的经济地位,就像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立法是为了支持他们的政治平等。管理不善的“城市重建”计划促进了生产性投资从制造业地带的转移,使在大迁徙过程中定居在北方城市的美国黑人失去了相对经济机会的支柱。美国黑人也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红线的限制,联邦住房管理局的政策通过将房地产投资引向白人郊区的单户住宅的建设,扩大了经济差距。利维将大规模监禁的兴起直接归因于这些发展。他写道:“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经济发展议程的失败,没有比统计数字中1965年至1969年间出生的黑人男子平均更有可能坐牢,而不是大学毕业更能说明问题了”。利维并不是唯一一个断言新政秩序带有其自身毁灭的种子的人。使这一评估更加尖锐的是,利维在新政的战争状态和最终“阳光地带”政治的国家化之间建立了联系——由此房地产投机、流动金融资产和报酬不高的服务工作占据了首要地位。

“利维讨论的一个政治含义是,民主党人(而不仅仅是共和党人)对我们第二个镀金时代的掠夺行为负有责任。”

在本书的其余部分,即“混乱时代”,利维将这些主题带到了现在。他探究了后工业时代的转折和两党的共识,这种共识积极地将大部分经济政策制定工作转移到了美联储,美联储控制通货膨胀的任务排除了充分就业,并为反对工资持平和不平等现象飙升提供了政治掩护。利维放弃了对新自由主义的非具体谈论,而是更具体地谈论“鲁宾经济学(Rubinomics)”,即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他倡导平衡预算,并与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一起,将投资者对全球资本市场的信心放在首位。这种政策导向并没有迎来新一轮的长期投资,而是与全球经济的其他发展一起,促进了资产价格通胀,互联网推动的思想资本化超过了基础设施和设备,以及伴随着美国和中国经济的结合而出现的更广泛的国内投资紧缩。利维讨论的一个政治含义是,民主党人(而不仅仅是共和党人),对我们第二个镀金时代的掠夺负有责任。

当然这些发展在 2008 年达到了顶峰,当时金融危机在“教科书式的债务通缩”中演变成了大衰退。但是,但是,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并没有恢复强劲的“财政倍增”,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一种道德主义的责任政治。

正如许多进步的政策专家所同意的那样,他的政府的刺激措施过于谨慎,而奥巴马在2010年茶党浪潮之后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紧缩政策。经济政策的制定仍由美联储负责,但其量化宽松政策的创新降低了长期利率,并没有引发预期的企业利润再投资。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和新冠流行带来的新经济危机,才使美联储在经济政策方面取得了进展,促使民主党精英们(包括拜登)承认,奥巴马政府的刺激经济努力是不够的。鉴于拜登政府宣布其经济政策的速度,似乎至少有一些政策制定者现在认为,奥巴马任期证明了长期扩张并不能确保公平的复苏。

五、小结

作为一部全面介绍美国资本主义的单卷本历史,《美国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利维专注于推动政治权力最高层经济政策制定的相互竞争的目标。它也是一部充满文化和社会细节的历史,为了解美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目标、中产阶级生活的舒适和限制以及国家更具影响力的经济精英们的执着愿景提供了一个窗口。

“《美国资本主义时代》决定性地表明,如果没有国家机制为投资活动提供动力和设定参数,资本就不会为公众的利益而工作。”

当然,这种范围和重点的工作有必要的限制。例如,国际背景大多与货币政策和信贷波动的讨论相联系。另一个相对的弱点是,这本书只是间接地涉及了种族资本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是对奴隶制和资本主义历史的讨论日益重要的视角。(利维承认,“我在这里没有空间”对关于资本主义和奴隶制之间关系的辩论“进行公正的讨论”。“本书的出发点是资本。奴隶制是一种古老的制度,在几个世纪以来表现出许多共同特征,但资本化并不是其中之一。”)利维对从奴隶制中残酷榨取的财富的阐述占据了本书前半部分的大部分内容,它极大地阐明了美国不同区域的发展路径。但书中没有正面讨论塞德里克·J·罗宾逊(Cedric J. Robinson)等人提出的批评,即种族主义形式的奴役和等级制度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因素,而不是从政治偶然事件中共同演变出来的制度。更广泛地说,尽管种族不公正显然是利维分析中的一个主题,但黑人的政治机构和经济生活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同样,虽然利维偶尔会反思工业资本主义如何突出家庭生活“领域”和妇女劳动的政治边缘化,但该书的结构只允许对伴随资本主义发展的排斥和剥削形式给予仅限于此的关注。

读者还可能注意到,随着利维将其关注点缩小到流动性和全球资本流动上,美国经济生活的物质领域逐渐消失。例如,利维对休斯顿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增长进行了精彩的讨论,展示了它是如何在女性劳动力激增的推动下,创造出一个快速、引人注目的消费和低工资护理工作的新阶层。但是,利维并没有评估搅乱东海岸和西海岸城市复苏的流离失所和中产阶级化问题。他也没有有意义地详细探究导致一些衰退地区在2016年投票给特朗普的情况。实际上,这本书在特朗普崛起之前就结束了。

然而,在大多数方面,本书是有价值的、令人着迷的贡献。本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在于说明了将美国的历史视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历史的价值。关于这个问题的学术研究领域越来越多,包括马丁·J·斯科拉(Martin J. Sklar)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美国》(The United States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1992)),理查德·富兰克林·本塞尔(Richard Franklin Bensel)的《美国工业化的政治经济学:1877年-1900年》(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merican Industrialization, 1877–1900 (2000)),莫妮卡·普拉萨德(Monica Prasad)的《过多的土地:美国的富裕和贫穷的悖论》(The Land of Too Much: American Abundance and the Paradox of Poverty (2012)),以及最近的干预,如诺姆·马戈尔(Noam Maggor)和斯特凡·林克(Stefan Link)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这些历史学著作以不同但有力的方式,努力消除关于美国企业家特殊主义的挥之不去的神话。凝聚这项工作的一个核心结论是,仅凭丰富的资源和经济自由并不能解释从19世纪中叶到福特主义崛起的农业和工业的联合腾飞。相反,发展的视角强调了意识形态信仰和政治行为者如何构建工业化的进程。不是资本形成的所谓自然激励创造了无情的增长,继而最终压倒了国际对手。相反,是政治决策及其变化的民众支持,决定了发展的速度、美国福利国家的兴衰以及美国经济霸权的范围。

“如果拜登真的打算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等的经济秩序,他最好同时参考一下利维书中记录的美国发展的成就和悲剧。”

与学术史家称之为“资本主义史”的领域的学科方向一致,利维坚持政治倡议对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通过对几个世纪以来证据的艰苦积累,《美国资本主义时代》决定性地表明,如果没有国家机制为投资活动提供动力和设定参数,资本就不会为公众的利益而工作。同时,利维表明,政治举措也是有缺陷的,其特点是间接或直接的偏见、困难的妥协,有时还缺乏远见。在这方面,利维对19世纪末工业化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的描述尤其具有指导意义,因为它为解释民主党如何转变为新政自由主义政党提供了新的资源。这样一来,利维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作为世界历史事件的早期共和党的崛起的理解。

这段漫长的历史如何预示着拜登对美国经济的看法?他对特朗普的胜利提高了富裕郊区居民的支持率,但产生了对民主党动员工人阶级选民能力的怀疑。如果拜登真的打算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平等的经济秩序,他最好参考一下利维书中记录的美国发展的成就和悲剧。

翻译文章:

Justin H. Vassallo, Portrait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Boston Review, May 5, 2021 Issue.

网络链接:

http://bostonreview.net/class-inequality-politics/justin-h-vassallo-portrait-united-states-developing-country

译者介绍:

郑姝妍,北京大学法学院20级硕士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发布时间:2021年07月19日 来源时间:2021年0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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