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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建国:王思聪与特朗普--步美国衰败的后尘?

作者:储建国   来源:中美印象  已有 2173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这两个人怎么可能扯在一起?如果进行中美两国不同时代的交叉比较,那么这两个人的背景就太相似了。他们都生长于两国工业化,尤其是制造业大发展时期,父辈都是白手起家,摸爬滚打,而且靠房地产发财致富的人。在父辈打天下的时代,社会有各种不公,但阶层之间有比较大的流动性,底层人自认为有各种机会上升到更高的阶梯。即使这些不公,也因为一些“进步”运动而被相信不断地得以克服。于是,精英与大众之间形成或被造了某种共识:只要凭借个人努力,就会有更好的前途。

人们相信未来会是更好的时代,岂不知自己就生活在让未来人怀念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之后是什么呢?柏拉图曾给出国家衰败的规律,那就是由黄金时代而入白银时代,由白银时代而入铜铁时代。波利比阿借鉴亚里士多德,也给出政体衰败的循环图,那就是由君主而僭主,由贵族而寡头,由民主而暴民,暴民之后则必产生暴君。古希腊罗马只是在城邦范围内思考这个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则在“天下”范围内进行深刻的思考,总结了由“王天下”而“霸天下”而“乱天下”的衰败规律,同时又反过来提出了天下进步的规律,也就是由后来人总结的由“据乱世”而“升平世”而“太平世”。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崇尚不同的精神要素,如“尚贤”、“尚能”、“尚力”等。近代欧洲生产出了一种新的历史进步规律,那就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通往一个“自由社会”的发展规律。这种规律经过马克思的发挥,输入到中国,与中国天下进步规律结合,便形成了当今中国人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基本观念。

当美欧人以普世价值观打压中国时,岂不知中国在更深的层次上接受和消化了这种观念,并处于比欧洲近代以来的“进步”时代“更进步”的时代。而当今的美欧人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曾经“进步”的东西,走上了反理性、反文明的道路。我们不得不惊叹一些思想家关于“西方衰落”的预言,他们较早地看到了欧美文明中那种不可调和的“冲突”与“反智”因素。

看到了美欧文明的衰败,中国人并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因为自己也有可能步别人的后尘。如果说特朗普主义是美国文明衰败的缩影,那么,我们从王思聪身上看到了特朗普的影子。作为富二代,他们有太多的共同之处,喜欢受人追捧,喜欢浮夸卖弄,喜欢玩弄女性,喜欢好勇斗狠。只是在最后一点,他没有特朗普那么勇狠。特朗普继承了英美海盗文明中的那种“劫掠”的狠劲,同样是不讲规则,王思聪可能只剩下一点东方的狡猾而已。

如果从文明衰败的角度来看,两个人的上述特征共同印证了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从“尚贤”、“尚能”到“尚力”的变化。

任何文明,都有这三种要素。在文明初创时期,“尚贤”为主,无论是“三皇”,还是“摩西”,人们传颂的都是其解民于倒悬的大恩大德。在文明突破性发展时期,“尚能”的地位日益突出,“竞争(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的加剧,那些有“板眼”的能人比较容易脱颖而出,能够在竞争中获胜,给自己也给他人带来难以抗拒的利益。这时候,“贤”的因素并非不重要,而只是在现实利益面前,“能”的因素不得不占据主要地位,也许更重要的是,“能”比“贤”更容易测量。在文明走向衰落的时候,“贤”与“能”的地位都下降了,“力”的因素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这个“力”既包括客观的物质力(财富、武装等),也包括主观的残暴力(压迫、摧残等)。文明的维系离不开“力”,但如果离开了“贤”与“能”,“精英-大众”关系就进入裸“力”的循环,文明就会走向衰败。

在举国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必须冷静地认识到,未来的可能性不只是一种,文明既有可能进步,也有可能衰败。从王思聪身上,我们就看到了文明衰败的可能,一种比特朗普主义更严重的衰败。

也许有人说,这是不是夸大了“王思聪”现象?是的,但愿是的。这种“也许夸大”意在折射某种已经存在的现象——精英的劣质化。

“精致的利己主义”不是对当前这种劣质化的准确表达,因为这个用语只是描述了从“尚贤”到“尚能”的某种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我们也见证了一两代精英离开天下国家的伟大理想,只是为了个人的前程而打拼的时代,尽管较少看到大德之人,但的确看到较多的大能之人,他们创造了以“财富”为主要标志的时代价值。无论是经济精英、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都在围绕“财富”在竞相展现着自己的“能力”。企业界就不用说了,政治界的“GDP”,学术界的“项目”,都在瞄准着“财富”。他们在“能力”和“财富”之间创造着各种换算公式。

到了王思聪这一代,情况变了。换算公式被颠倒过来,他们以“财富”购买“能力”。你即使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看A剧,别人也会从你色迷迷的眼神里看到征服世界的魔力。他们不需要上一辈所崇尚的“能力”,只需要别人相信自己有“能力”。他们并非不聪明,而是会聪明地哄骗别人相信自己聪明,被哄骗的大众也并非不聪明,而是会聪明地相信这种哄骗也是一种聪明。于是整个社会进入了一种哄骗与接受哄骗的游戏,大家在适应一种新的反智主义正当性逻辑。反智的精英和大众都知道是咋回事,但都不愿意说破,他们都会把矛头指向过去的精英欺骗——一种“科学理性”外衣下的欺骗。与其都生活在欺骗之中,那不如让这种欺骗来得更彻底一些,更真实一些,也更好玩一些,精英和大众可以一起玩,而且似乎可以比较以往更平等地玩。“特朗普就是好,因为他跟我想的差不多,华尔街、华盛顿、哈佛的那些人都是骗子!”

“骗子!”他们说错了吗?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说错,支配他们生活的那些人要把这种支配说得美好动听,不骗怎么行?当支配之下的某种底线生活预期都不能实现的时候,也就是需要更大欺骗的时候,也就是需要抛弃过去骗术的时候。

过去的骗术是什么呢?也就是“能力”骗术,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努力”与“前途”之间的关联骗术。那些巧取豪夺来的“财富”被说成是凭自己“能力”挣来的,这是特朗普父辈们所干的事,他深知这一点,也更多继承了这一点。但这些“财富”中也的确有能力的成份,但特朗普这些富二代们更少地继承了这一点。于是没有“能力”的富二代加入了平民主义者反传统精英欺骗的运动,结果便产生了“去能力化”的新骗术。

作为一种运动,这种新骗术在中国还未发生,但从王思聪身上可以看出某种苗头。中国的精英和大众总体上还是处于某种“尚能”时代,但这种“能力”开始注入了越来越多的水分。

在经济界,以“财富”购买“能力”开始成为典型现象,至少是有财富的人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证明自己有“能力”,不管这种“能力”是真还是假,因为“以钱生钱”的游戏更主要的是依靠“财富”的多少,而不是“能力”的有无。

在知识界,尤其是在人文社科界,某种技术主义的潮流在“定量”地证明着“财富”即“能力”,不仅是手段上的证明,而且是内容上的证明。这是美国学术潮流给中国带来的消极影响。当今的美国已经很少产出一流的人文社科研究。没有一流的思想,哪有一流的研究?鹦鹉学舌的中国研究者生产出大量貌似科学的研究文献,它们其实只需要一个普通企业的市场分析员就可以操作出来,研究者糊里糊涂地折腾一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没有思考的深度,没有反思的力量,弄出一些不必如此也可发现的发现。这样的“科学研究”当然不会对社会产生多少积极的影响,顶多是对现实就已经存在的某种东西的强化。只是与美国大众相比,中国大众目前还是会更多地相信这些“科学研究”,尽管口头上骂的很厉害。

在政治界,“权力”被“财富”俘获后,便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引领社会的方向感。十八大之后,正是出于对这种“俘获”的焦虑,政治中枢才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反腐运动,试图让权力重新获得方向感。就政治目标的实现来说,这些年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目标的实现不等于“官心”的改变,官员们被动地实现国家政治目标,主动地实现自身权力目标。如果二者之间达成某种协调状态,也就是在实现后者的过程中实现了前者,也还是符合“尚能”时代的某种特征。但在某种压力之下,二者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假积极”、“伪创新”之下是“真忙碌”、“真内卷”。结果复制着经济界、知识界类似的逻辑:自己是否真有“能力”并不重要,关键是要让上面相信自己有“能力”。

尽管存在这些“能力”注水现象,但中国整体上还没有走出“尚能”时代,王思聪现象还只能说是个别现象,不能代表主流走向,只是一个预示美国式衰败的苗头。但如果不警惕这种苗头,不采取有效的方式将“能”与“贤”的因素充分发挥出来,听凭“力”的因素任意张扬,那么,美国式衰败就会在未来某一天降临中国,一种新文明甚至会未发展起来,就衰败下去。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发布时间:2021年06月02日 来源时间:2021年06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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