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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平:評羅伯特·L·伯恩斯坦自傳:《發聲:我的出版和人權生涯》

作者:虞平   来源:中美印象  已有 2137人浏览 放大  缩小

【编者按:本书评发表2020年12月发表于《台湾人权学刊》,作者授权本站转发。本書評是作者根據英文原版做出的,因他手邊沒有中文翻譯版,因此名詞的翻譯和市面上的中文版本或有所不同,希冀讀者鑒諒。虞平博士,自由撰稿人,“中國人權”前法律顧問、原美國律師協會中國主任、紐約大學法學院高級研究員,現旅居紐約。】

言論自由是人類社會公認的基本價值觀,在當今社會裡被看作是天賦人權,在西方被視為理所應當的個人自由。然而,對於某些國家的人民而言,能夠在一個小範圍裡自由地發表個人言論卻是一個奢望,更遑論是在公共領域內的公開發表了。羅伯特·伯恩斯坦於2016年出版的個人傳記《發聲:我的出版和人權生涯》(以下簡稱《發聲》)描述了一個出版家是如何通過其自身的努力,運用出版自由來促進人權,並將這種理念推廣到那些缺乏人權的疆域的艱難歷程。伯恩斯坦一生幫助過很多因言獲罪的政治異議人士,其中不乏為世人所景仰的人權鬥士,如前蘇聯的物理學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薩哈羅夫,著名的文學家及捷克斯洛伐克前總統哈維爾,以及中國的著名異議人士魏京生和徐文立等人。


图片说明:羅伯特·L·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出生於一個傳統的猶太家庭,他的曾祖父是為了躲避前沙俄政府的迫害從立陶宛移民到美國的猶太人,而外祖父則是來自德國的猶太人。生長於這樣一個環境裡,他的家庭非常感恩美國,也很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基本自由和人權。

伯恩斯坦先生對世界的貢獻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其一、來自他在出版業方面的傑出貢獻。在短短的二十多年裡,他把藍登出版社(Random House)從一個中等出版公司經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出版集團,營收從區區每年四千多萬美元提升到了八億多美元,創造了出版界最大的奇蹟。更為重要的是,在他的領導下,藍燈出版社出版發行了影響了整個世界思想界的一批名著,包括很多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品,例如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莫里森(Toni Morrison)等人,還有美國膾炙人口的少兒作品蘇斯博士(Dr Suess)的系列作品。另一方面,他對人權事業的巨大貢獻是無人出其右的。在伯恩斯坦的後半生,他致力於對世界範圍內違反人權狀況的觀察和監督。他於1978年和朋友一起聯合創建了“赫爾辛基觀察”,開啟了西方職業人權非政府組織的先河,該組織於1988年和其他同樣由伯恩斯坦組建的“美洲觀察”、“亞洲觀察”等人權組織合併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人權專業組織–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

伯恩斯坦從未停止對人權事業的貢獻,2003年,八十高齡的他還成立了另外一個人權組織– 促進人權(Advancing Human Rights),專門為世界各國人權組織提供專業服務。如果說伯恩斯坦的前半生是一個成功的出版商,那麼他的後半生就是一個極為成功的人權鬥士。因為他的努力,世界範圍內的人權非政府組織風起雲湧,全球人權事業也達到了一個高潮。也因此,他本人成為很多人權工作者的楷模。為了表彰他對人權事業做出的巨大貢獻,柯林頓總統於1996年授予他美國政府最高人權獎– 首屆羅斯福夫人人權獎,而耶魯大學和紐約大學也以他的名字設置了人權項目和人權機構。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應許眾人的期待,他才於2016年奉獻了這本著名的回憶錄,使得世人得以窺見他不平凡的一生。

與很多其他名人回憶錄不同的是,《發聲》以平鋪直敘的寫作手法描繪出了伯恩斯坦個人生涯與時代潮流的交匯和衝突。在他的一生中,既沒有政治家對國家乃至世界大事臨危決斷的驚險場面,也缺乏轟動一時突發事件的戲劇效果,有的只是個人平實的生活經歷與職場上的縱橫捭闔,以及與影響他人生的一個個鮮活的個人故事。伯恩斯坦意識到人們期待了解他所處的時代背景與現代人權運動的淵源,因此整本回憶錄集中在他出版生涯中連結他後來涉入人權活動的那些重要事件,也細緻回顧了從出版家走向職業人權活動家的個人內心歷程,其中充滿了痛楚與掙扎,也有著諸多美好和欣喜。回憶錄三分之一的篇幅談到了他個人的成長經歷以及出版業的生涯,將近三分之二的篇幅描述了他從事人權活動的始末,給現代人權運動的來龍去脈做了很好的人生註釋。

《發聲》整本書嚴絲合縫地契合了“發聲– Speaking Freely”這一主題。當然,嚴格意義上說,中文的“發聲”一詞未能完整地翻譯出英文書名的確切含義。Speaking Freely不僅僅表達要發聲的願望,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要能夠自由地發聲。伯恩斯坦希望通過這本書昭示世人:自由地發聲殊為不易。在不同制度下,自由地發聲會導致及其不同的結果。他在回憶錄的“後記”裡心情沈重地提到,自由地發聲在美國導致了他的朋友、著名作家蘇斯影響了幾代美國人的價值觀,並且也給他自己贏得了優渥的生活環境和社會聲譽。而在前蘇聯,著名的異議人士和物理學家沙卡洛夫(Andrei Sakharov)為了自由地發聲,被迫放棄了優裕的生活,經常遭到關押和騷擾,並長期被當局監視和流放。他為此得到的結論是:一個可以自由發聲、並產生蘇斯博士的社會一定要為不能自由發聲的沙卡洛夫們奮鬥。(頁325)而他自己就是踐行這個理念的人。

《發聲》從伯恩斯坦的家庭背景開始,向讀者展示了一個多世紀之前,世界各地如何充滿著種族歧視和不寬容。作為生活成長於一個傳統猶太人家庭的紐約人,他目睹了種種不公和對猶太民族的歧視和迫害。對他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外祖父幫助德國故鄉猶太人的義舉,那時正值納粹主義開始盛行,他的外祖父預見到即將到來的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於是就開始邀請所有自己認識的德國故鄉的68位朋友移民美國,拯救了幾十個家庭。他的曾祖父一個多世紀之前從沙皇統治下的立陶宛輾轉德國,來到了自由世界的紐約定居,給他留下了最初的俄國印象。在紐約這個猶太民族乃至世界各個被壓迫人民的庇護所出生長大造就了他同情弱者、見義勇為的精神。在就讀紐約著名的私校林肯中學期間,他有機會參加社會實踐,深入貧民窟了解美國的貧困問題,加上二戰後期他駐軍在印度,親眼目睹印度普通民眾的飢餓和苦難,這些都為他後來進入職場,為人權奮鬥奠定了思想的基礎。

《發聲》還是為數不多的解剖美國出版業興盛的一部巨著。二戰勝利後,伯恩斯坦回到了睽違三年的祖國。他很快就完成了因戰爭而中斷的哈佛學業,開始在百廢待舉的紐約尋找工作。那時的紐約充斥著剛剛從戰爭中回國的老兵,找份工作實屬不易。在無數次失敗後,他終於找到了每週25美元報酬的電台接待員職位。他的第一個出版工作是通過熟人關係找到的著名書商- 西蒙·舒斯特公司(Simon & Schuster)。他從最低的勤雜人員開始做起,他甚至自嘲地給自己取了個頭銜“候補勤雜工”,表明屬於公司最低的職位。但是,伯恩斯坦的勤奮和聰穎很快就讓他脫穎而出。不久之後,他就正式成為公司的銷售人員,業績也越來越好。逐漸地,他不僅為西蒙公司所重視,也開始受到業界其他公司的關注。伯恩斯坦對商業,特別是出版業有著獨特而敏銳的觀察力,他非常注重學習,虛心向同事和同行請教。他注意到出版業的興隆靠的是作者的強大。出版書籍充滿了不確定性,你很難在簽約作者之前判斷它是否成功,而很多作者需要提前支付部分稿酬的,如果銷售不成功,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鑑於作者的重要性,出版商必須要與作者保持良好的互動,所以,幾乎無一例外,書商們都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了解作者,並且和作者成為好朋友,唯有這樣才能持續出版效益好、效果佳的書。出版業工作讓他認識了不少思想家和文學家,並成為他們的好朋友,和他們的互動也加深了伯恩斯坦對言論自由重要性的認識。

第一個影響伯恩斯坦的重要事件來自他在西蒙公司的老闆班奈特·賽夫(Bennett Cerf)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工作經驗,是關於詹姆斯·喬伊斯《尤利西斯》一書在美國出版的曲折經歷。二、三十年代的美國非常保守,出版業也有很多清規戒律。《尤利西斯》由於含有性自瀆行為的描述,被美國列為禁書。為了打破這個禁令,1933年,班奈特專程前往巴黎和喬伊斯簽訂了在美國出版該書的協議,獲得了美國獨家出版權。但是為了獲得許可,西蒙公司需要創造一個機會在法律上挑戰禁令,於是他攜帶了一本《尤利西斯》來到美國。到海關時,海關職員很順利地給班奈特通關,班奈特特意提醒了關員,他還有一個手提箱沒有檢查,而手提箱裡正放著那本《尤利西斯》,海關關員並不以為意,覺得不值得大驚小怪,但是在班奈特的堅持下,海關沒收了這本禁書。[1]於是,班奈特便有了正當理由入稟法院挑戰該禁令,這就是著名的“美利堅訴一本叫‘尤利西斯’的書”案件(United States v. One Book Called Ulysses, 5 F. Supp. 182 (S.D.N.Y. 1933))的來源。該案件中,西蒙公司聘請了言論出版自由方面的權威律師恩斯特(Morris Ernst)代理案件,經過激烈的爭辯,案件終於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尤利西斯》方得首次以英語出版,伍爾西(John M. Woolsey)法官的判決也因此載入史冊,成為對書籍檢查制度的一個重要法律標準。這一歷史性案件對伯恩斯坦影響甚鉅,為他今後主持藍登出版社時為了出版自由,無懼權威、挑戰政府埋下了伏筆。



图片说明:羅伯特·L·伯恩斯坦回忆录封面

1973年,原中央情報局官員馬其提(Victor Marchetti)憤於中央情報局偏離設立的初衷,干涉別國內政,出書揭露中情局活動的真實情況,書名為《中情局及情報幫》,藍登出版社取得了該書的出版權。然而就在書籍撰寫過程中,中情局入稟法院要求作者必須將手稿提前交由中情局審查,以防“洩露國家秘密”。雖然作者仔細核對並確保了所有內容均與其工作秘密無關,或者是已經公諸於眾的信息,但是中情局審查後刪除多達339處的文字,涉及百分之二十的內容,致使該書支離破碎,不堪卒讀。伯恩斯坦毅然決定訴諸法院,要求法院制止中情局假“國家秘密”之名,行出版審查之實。在美國民權組織ACLU的代理下,出版社與中情局進行了多番交涉,迫使中情局做了讓步,最後僅僅留下了168處刪除。但是,伯恩斯坦和他的同事們決定繼續就其餘審查部分訴諸法院,終於,一審法院支持了出版方的意見,將剩餘的168處刪除减少到27處,雖然後來上訴法院基於技術理由推翻了一審判決,但是該案對出版界造成了很大影響。藍登出版社決定在出版該書時,對被刪除的部分“開天窗”,警示後人出版檢查制度的危害,也創造了書籍出版的一大奇觀。此後,頂著巨大的商業和政治壓力,伯恩斯坦領導的藍登出版社還出版了斯內普(Frank Snepp)的《體面的暫停》(Decent Interval)等揭露中情局黑幕的書籍。堅決抵制政府不正當的對出版自由干涉是伯恩斯坦領導藍登出版社期間的一個使命。為此,他還與其他同行通過同業公會和民權聯盟一起合作,聲援和抵制了政府對出版自由的各種干預,這個經歷也讓他格外珍惜言論自由。誠如他在《發聲》一書序言裡所說的那樣,他堅信:“一本書、一個聲音都具有改變世界的力量”。(頁xvi)

伯恩斯坦領導藍登出版社的二十四年間,是美國乃至世界出版事業蓬勃發展的一個大時代。由於美國戰後為了給隊伍軍人提供良好的教育,政府投資在教育事業上不遺餘力,許多新興大學產生,書籍也成為一個普遍的公共產品,而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的嬰兒潮(Baby Boom)導致兒童讀物需求大量增加,這一切都為後來出版業走向規模化和營利性提供了溫床。自五十年代末開始,各大書商開始相互合併以求最大化實現市場佔有率和作者互補。藍登出版社也不例外,到伯恩斯坦掌管藍登時,不僅藍登已經併購了一些小型出版社,並且於1959年成為紐交所上市公司,而且其本身也成為了更大型公司併購的對象。就任不到一個月,伯恩斯坦發現公司已經被美國著名的媒體公司RCA以四千萬美元買下。其後的二十多年時間裡,他前瞻性地併購了其他出版公司,到他1990年離任時,藍登出版社從年收入四千多萬美元的中小型公司,發展成為年營收達八億美元的世界最大的出版公司,他的商業才能為同業以及金融界所嘆服。

作為商業出版公司的掌舵人,伯恩斯坦一直牢記了一個準則:在盈利的同時不忘出版有價值的書籍。在他看來,出版的真正價值所在不是盈利,而是發掘有價值的思想,並將之傳播於世。正是在這個指導思想下,藍登出版社網羅了一批世界級的作者,其中包括很多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例如福克納和莫里森等人,也有暢銷書作者蘇斯博士、梅肯和厄普戴克等人。

除了在出版方面的巨大貢獻,真正定義伯恩斯坦人生的還是他對人權事業的投入。《發聲》花費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講述了他如何從一個成功的出版商轉型為一個現代職業人權工作者。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伯恩斯坦對現代人權事業的最大貢獻在於他創造了職業人權非政府組織這一現象,他經過多年的努力,締造了“人權觀察”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人權專業團體,對於聯合國人權多邊機制和國家之間的雙邊機制的形成功不可沒。而導致伯恩斯坦獻身於人權事業還是要從他的出版事業開始。

雖然早在六十年代,他即開始關注蘇聯異議人士問題,但是直到1973年,他對前蘇聯可說是知之甚少。這一年美國出版界應前蘇聯政府邀請前往蘇聯訪問,伯恩斯坦成為代表團的成員。代表團訪問的原意是想通過訪問促進蘇聯政府和出版界重視版權問題,並簽署世界版權公約。那時候,儘管莫斯科的書店裡充斥著未經授權的英文書籍,但蘇聯幾乎從未支付任何版稅給西方作者。在訪問莫斯科、列寧格勒和明斯克的過程中,美國代表團被嚴格控制在官方行程中,一舉一動受到了嚴密監視。代表團發現,所有的出版機構均被官方牢牢控制著,國家決定了出版什麼書籍,以及印刷多少,根本不存在任何出版自由。雖然蘇聯政府後來簽署了世界版權公約,但是出版自由並未得到尊重。訪蘇歸國後,他即開始著手系統了解蘇聯的情況,通過自己的兒子、朋友和蘇聯問題專家,他也逐漸開始接觸到蘇聯異議作家團體和人權組織的故事。從此以後,他便持續關注並支持出版這些異議人士的作品,開啟了他的人權生涯。

首先吸引他的是由前蘇聯國家功勳科學家沙卡洛夫及異議作家組織的人權機構– “莫斯科人權委員會“,該組織利用了赫魯曉夫時代短暫的自由氛圍,試圖通過對政府違反人權行為的監督來改善蘇聯人權紀錄。但是,很快這些小團體的異議人士就遭受到了政府的壓制,它的早期領導人要麼遭到迫害被關進監獄,要麼被迫流亡國外。沙卡洛夫等人堅持在國內展開鬥爭,則一直受到當局的壓制,鑑於沙氏對前蘇聯核工業的貢獻和享有的崇高社會聲譽,他一開始並未被投入監獄,但是最後由於國際社會的重視,特別是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他被政府流放到高爾基市(現下夫哥羅德市,Nizhny Novgorod)市,並置於嚴密的看管之下,禁止他和外界接觸。在這一過程中,伯恩斯坦和美國學術界、出版界積極遊說各國政府,維護蘇聯的異議人士權利。他的藍登出版社也出版了很多異議人士的書籍,其中包括讓沙卡洛夫獲得國際聲譽的《沙卡洛夫講演集》(“Sakharov Speaks”1974)和《我的國家和世界》(“My Country And the World”1975),促成了沙卡洛夫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伯恩斯坦在美國為蘇聯異議人士積極奔走呼號的行為自然被蘇聯當局視為大敵,為此,蘇聯拒絕了他1979年赴蘇參展莫斯科世界圖書展的申請,從1979年開始,他被拒斥在蘇聯之外。直到1987年,蘇聯在戈巴契夫任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基於各種考量他被再次邀請訪問。


图片说明:作者2018年4月羅伯特·L·伯恩斯坦的合影


1975年,包括美國和蘇聯在內的三十五個國家參與的經過數年努力而產生的“赫爾辛基最後文件”終於簽訂,在尊重領土和主權完整、互不干涉內政的前提下,締約國還承諾要尊重國際人權。此前已經努力多年希望改善蘇聯人權狀況的蘇聯異議人士們發覺這是一個機會,便於1975年成立了“莫斯科赫爾辛基小組”,期望監督蘇聯在赫爾辛基最後文件中承諾的人權保護。而此時的伯恩斯坦和他的美國同事正緊鑼密鼓地籌建國際出版自由委員會以及在此基礎上成立的國際自由出版基金,這是基於他主持多年的美國出版協會下屬的保護出版自由委員會的工作。“莫斯科赫爾辛基小組”給了伯恩斯坦一個啟發,為什麼不抓住這一機會直接監督人權侵犯國家政府呢?同時,這個組織還可以遊說美國政府將人權問題提到國家之間關係中來。就這樣,在他的奔走下,福特基金會支持的“赫爾辛基觀察”於1978年誕生了,伯恩斯坦的人權事業也正式全面拉開了序幕。

《發聲》詳細地描述了“赫爾辛基觀察”初期工作的艱辛,為讀者展現了冷戰年代的人權運動狀況,包括蘇聯異議人士如何在高壓下堅持與專制政府抗爭的,而伯恩斯坦和他的同事們是如何揭露蘇東集團國家對異議人士的迫害,獲得世界對蘇聯人權問題的關注,實為難得的歷史資料。在冷戰時期得到伯恩斯坦幫助過的異議人士除了沙卡洛夫和他的蘇聯異議人士同事外,還有後來成為捷克總統的哈維爾(Vaclav Havel)以及阿根廷著名記者和異議人士蒂姆曼(Jacobo Timerman)。他幫助在國外出版這些異議人士的書籍,也讓全世界了解專制暴政的危害,最終為蘇東集團的解體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後來,伯恩斯坦和同伴們又建立了與“赫爾辛基觀察”平行的好幾個人權組織,例如:美洲觀察、亞洲觀察、中東觀察,同時監督這些地區的人權侵犯情況。隨著人權事業在全球的壯大,伯恩斯坦為了避免外界的誤解和提高組織效率,於1988年將這些平行的組織合併成為人所周知的“人權觀察”。這一組織現在已經成為擁有500多專業人員,年運營經費高達八千萬美元,自有資產近二億美元的世界上最大的人權專業團體。它每年對一百多個國家的人權狀況發表報告和即時信息,游說聯合國和各國組織關注人權,極大地促進了世界範圍內的人權保護。

為伯恩斯坦人權奮鬥史增添一筆濃墨重彩的是他對中國人權的關注。其實,對伯恩斯坦來說中國並不陌生。早在1976年,透過當時中國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先生(後成為外交部長)的安排,他攜全家訪問中國。藍登出版社是愛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又譯《西行漫紀》)一書的出版商,而該書為中共早期在世界的正面形象奠定了基礎,作為藍登出版社總裁的他自然成為中國統戰的目標。在第一次訪問中,他的全家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是他們也明顯地感覺到中國的不自由,在主人和官方翻譯的陪同下,他們不能自由地和民眾交流,對於他們的提問,各地不同民眾的回答幾乎是一模一樣,宛如劇本台詞。

隨著蘇東情況的改善,沙卡洛夫等人的境遇有了很大改變,他不僅終止了流放生活,還被重新選入最高蘇維埃,而哈維爾則於1989年12月正式當選為捷克斯洛伐克總統。當時“人權觀察”執行主任,也是伯恩斯坦人權事業夥伴的內爾(Aryeh Neier)向他提出,中國將會是蘇聯以外最大的人權監督重點。這一年刚好是1989年,“人權觀察”和世界各國人權組織自然將工作聚焦在中國。而另一引起他對中國人權關注的是“中國人權”組織的產生。1989年3月,一個叫傅新元的中國留學生來到“人權觀察”尋求幫助。那時,中國學生運動正在萌芽狀態,傅新元作為新生代留學美國的生物學家,和幾個大陸留學生一起籌備成立關注中國人權的組織,在伯恩斯坦的支持下,“中國人權”就設在“人權觀察”的辦公室裡。六月之后,伯恩斯坦更堅定了對中國人權關注的決心,他接受了“中國人權”的邀請,成為其理事會成員,後來還做了理事會共同主席(另一共同主席為方勵之),開始了他長達三十多年與中國異議人士的親密交往。

其後,“中國人權”在傅新元、李晓蓉、蕭強、劉青以及譚競嫦等人的帶領下,逐漸成為國際人權運動對中國人權侵犯情況進行監督的重要組織,這一切都與伯恩斯坦的大力支持分不開的。他從物質方面的支持(包括提供辦公場所和籌款)到具體政策的指導,對中國人權關懷備至。記得中國人權長期使用的一張會議桌還是他從藍登出版社時期使用的,在那張桌子上,他和很多同仁討論過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筆者從1993年至2001年作為中國人權執委會成員,並兼任其法律顧問,參與和見證了理事會和執委會工作,對伯恩斯坦有著近距離的觀察。他的工作風格犀利,發言也常常是一針見血,從不隱諱自己觀點。他不僅耐心幫助中國人權的工作人員了解美國政治對人權的影響,例如每年一度的國會對於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的聽證會,還為中國人權介紹他的媒體資源以及善款來源,這一切都是中國人權得以順利發展的重要保證。我們這些有幸與他共事過的同仁,包括東吳大學黃默教授(他是中國人權早期理事會重要成員,為中國和台灣人權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著名詩人王渝、伍德曼(Sophia Woodman)、鮑樸、张华洁、任瑋琳任瑋瑜姐妹、蔡濟泉對他的無私奉獻都心存感激,大家都還清晰地記得他經常利用其兒子公司在紐約碼頭的設施為中國人權提供團隊建設和理事會開會場所,以及他那鏗鏘有力的聲音和爽朗的笑聲。《發聲》對於伯恩斯坦和中國人權組織交往有著詳細的介紹,讀來恍如昨日,只是斯人已去,音貌猶在,令人唏噓不已。

伯恩斯坦在《發聲》裡還介紹了他與中國異議人士的交往,其中有趣的是和魏京生接觸。魏京生的回憶錄是在他幫助下最終由藍登出版社出版的,《發聲》中有一段關於他與魏京生1994年2月首次在北京見面的回憶。當時雙方在酒店大堂談到出版魏京生的獄中書信(出版書名為“The Courage to Stand Alone”),魏欣然答應。但是出乎意料的是,魏提議立即去魏在北京的辦公室草擬合同,伯恩斯坦原先和蘇聯異議人士沙卡洛夫協商出版回憶錄時,僅僅是握手(shake hand)同意而已,不呈想魏卻堅持要求簽訂合同。後經協商,由魏當時的助理童屹女士紀錄,並將合同打印出來,搶在伯恩斯坦離開中國之前簽署。這個在伯恩斯坦看來異乎異議人士做法的合同卻在後來發揮了作用:就在魏的書信出版過程中,另一家美國出版社準備出版一個美國記者關於中國異議人士的書,書中將會用到魏京生的獄中信札,伯恩斯坦得知消息後及時加以阻止,並向對方出具了魏簽字的出版合同,維護了藍登的正當權益,也讓這段故事成為一段佳話(頁269-71)。

伯恩斯坦照顧過的異議人士還有徐文立,包括他聰穎的女兒徐槿。在徐文立因組黨而二次入獄後,伯恩斯坦幫助徐槿進入美國著名的文理學院巴德學院(Bard College),並積極呼籲中國釋放徐文立。直到小布什總統任上,他終於得以通過個人關係動員了布什總統和雷德大使,促成徐文立的釋放,並來美國與女兒團聚(頁268-69)。另外,学运領袖之一的李祿早期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期間也曾得到伯恩斯坦的照應,《發聲》一書對此有詳細的描述,可見他對中國人權受害者情有獨鍾。伯恩斯坦對人權受害者的關懷既是基於普遍的理念,也是源於他對個人福祉的關切,受過他幫助的很多異議人士都如徐文立那樣,在精神上和物質上受到他的支持和幫助,在這個意義上說,他是一個徹底的人道主義者和生性善良的人。雖然伯恩斯坦一生中積極幫助了不同國家的異議人士成功逃離了專制的魔掌,但是他在《發聲》裡不無感慨地說:“(其實)影響最大的異議人士 - 如沙卡洛夫、哈維爾、尼爾遜·曼德拉、昂山素季– 都是那些依舊留在自己國家的人”(頁181)。

關心人權的伯恩斯坦對於權貴,特別是侵犯人權的國家領導人常常不假辭色。在美國,他對於政治人物的評價也是以是否關心人權為標準,他對於尼克森政府打壓出版自由的做法從不屈服,雖然他領導的藍登出版社的母公司RCA的業務很大程度上和政府有關聯,但是他總是盡其可能與政府的壓制出版做鬥爭,有時不惜訴諸公堂。而在里根上台後,他對於政府改變人權政策、支持拉美獨裁者的做法常常大張噠伐,對於外國領導人亦是如此。1987年12月,戈巴契夫訪問美國,試圖營造一個不同於前蘇聯領導人的形象,特意在蘇聯駐美國大使館與美國出版界見面。會見的組織者意識到這是進入蘇聯圖書市場的好機會,沒有人願意得罪戈巴契夫。但是輪到伯恩斯坦提問的時候,他卻秉承人權理念的一貫做法,對蘇聯存在的人權問題提出了質詢,他問道:“(總統閣下)何時能釋放剩餘的政治犯?”對伯恩斯坦的這個問題,戈巴契夫認為有挑釁的意思,所以憤怒地回應:“我認為你的國家本身有著太多的問題,你們有那麼多的流浪漢,也有監獄問題,而且用機關槍對付試圖進入美國的墨西哥人,你為什麼不去關心這些問題?”這是多麼熟悉的對人權批評的官方反應!反觀當今中國外交部門和其他官方機構對外國人權組織批評中國人權問題的反應,我們不難知道這些答案原有所本,他們與前蘇聯政權心態何其相似!雖然,伯恩斯坦挑戰專制領導人被很多人看成是一個製造麻煩的行為,但他卻不改其樂,他的這種無畏無懼的精神常常激勵著人權工作者,也為人權工作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


图片说明:刊载本文的《台湾人权学刊》


《發聲》還對伯恩斯坦晚年與自己一手培育起來的“人權觀察”之間發生的衝突做了篇幅不小的回顧。上個世紀末中東衝突加劇,以色列成為恐怖襲擊的中心,在巴以為了領土問題和人權問題發生激烈交鋒的時候,“人權觀察”發表了很多有關以色列的人權侵犯報告。伯恩斯坦憂心中東局勢,與“人權觀察”在對待以色列人權問題上產生了分歧,終於導致了他於2009年在《紐約時報》上公開批評“人權觀察”片面苛求以色列的做法,“人權觀察”也做了回應,雙方互不相讓的立場之爭也為複雜的中東問題蒙上一層陰影,一時間伯恩斯坦與昔日夥伴決裂的傳言甚囂塵上。其實,這正反應了伯恩斯坦堅韌的個性和坦率的性格,這件事情並未影響他和昔日戰友的情誼,雙方對各自的立場均有了解,數年後雙方終於和解,相逢一笑泯恩仇。

《發聲》還為讀者呈現了一個個鮮活的作者與編輯之間的故事,一件件愛書敬業出版商與作者和編輯之間的真摯情感交流。其中既有我們耳熟能詳的著名作家如莫里森、蘇斯博士趣聞軼事,也有新聞界及演藝界著名人士,如考貝特(Claudette Colbert)和秀蘭·鄧波兒(Shirley Temple)鮮為人知的生活細節,讀者從中可以發現不同的驚喜和意趣。在生活中,伯恩斯坦總是可以把一個不經意認識的人變成自己終身的朋友,他與人為善、是一個廣結善緣的活動家。筆者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2018年4月份日本駐紐約總領館表彰孔傑榮教授[2]的典禮上,他依舊精神奕奕,對周邊事情的反應敏捷,沒有想到,一年後他竟駕鶴西去,實為知識界和人權界重大損失,令世人扼腕。

伯恩斯坦對人權的貢獻是世界性的。他是一個人權倡導領域的拓荒人,一個與強權抗爭的先行者,他為人權的呼籲在西方世界曾經是空谷絕音,鮮有共鳴。令人欣慰的是,經過他和幾代人這些年的不斷努力,人權事業已經發展成為一個人類共同事業,生活在不同制度下,有著不同背景下的人們今天都說著同一種語言:那就是作為人,我們要有尊嚴地活著,要有基本的自由和權利,而這些權利的起點就是我們必須能夠自由地表達自己。如果說,聯合國成立之初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及其後來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社會、經濟、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是人類社會對人權理念的一個共識,那麼以伯恩斯坦為代表的一批理想主義者則是將這些人權理念付諸實施的身體力行的人權踐行者,他們的輝煌成就為世界人權事業譜寫了新的篇章。

《發聲》就是這樣一本自傳,它描述了當代人權運動的發展史,揭示了人類價值觀在不同年代和社會制度下的衝突,向世人闡釋了一個人道主義思想家完美的品質和人生,它不啻是一本人權教科書,更是一本現代公民修養的必讀之書。


[1]另據賽夫本人回憶錄敘述,攜帶書入境另有其人。西蒙公司安排了專人從歐洲乘輪船攜帶《尤利西斯》入境紐約,西蒙公司派人接應。海關驗關時該書最初被海關人員忽略,在攜帶者的一再堅持下才被沒收。

[2] 孔傑榮教授是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所長、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和外交活動家。

发布时间:2021年04月30日 来源时间:2021年0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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