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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沦为民主党寡头统治,但7500万美国人不会屈服!

作者: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   来源:法意读书  已有 320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法意导言

2020年的美国大选以其戏剧性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却也在其国内滋生了一系列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便是1月6日美国国会暴乱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本文作者迈克尔·安东即从本次国会暴乱出发,对去年的大选及其后两个党派的作为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迈克尔·安东是希尔斯代尔学院(Hillsdale College)的一名讲师和研究人员,也是克莱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的一名资深学者;同时,他先前还是特朗普政府的一名国家安全官员。安东认为,此次竞选存在诸多疑点,而特朗普团队的应对亦有许多疏忽之处,这一切悄然促成了民主党背后的一场巨大阴谋。

五人死于1月6日国会山的暴乱。一位赤手空拳、已从美国空军退役14年的老兵,阿什莉·巴比特(Ashli Babbitt),遭一名国会警察直接枪击致死。其余四名死者则据称死于突发医疗症状,其中一人亦是一名国会警察。这一切死亡是悲剧的、莫须有的。在这些死亡中,至少一例,很大可能两例,或许都是犯罪行为酿成的恶果——尽管之前对于布莱恩·西克尼克(Brian Sicknick)警官被人用灭火器击打而死的说法如今已然,如他们所言,被“摒弃”了。西克尼克的家人宣称他死于旧病复发,并请求媒体停止对其死亡再加以政治色彩。但令官方的说法更为混乱的一点是,西克尼克官员是唐纳德·特朗普的一名热烈拥护者。

如若西克尼克警官果真遭受了抗议者的攻击,那么我们的司法系统将会也应当会为他的死亡伸张正义。然而,巴比特所受的枪击却将在调查后几乎毋庸置疑地得到正名,或者至多被称为其本人咎由自取的一大遗憾。也许这甚至将会是正确的结论;我们只能祈祷无论最终裁决如何,其都将是一个公正而审慎的法律过程运作的产物。然而,近来的经验却往往表明,既存秩序的拥护者总比反对者受到的待遇远更宽厚,并且未来也将如此。

对于在那个星期三所发生的一切,我们若想得到一个完整透彻的理解,则要追溯到统治阶层对这所谓红色的(Red)、可悲的(Deplorable)、飞跃之地(Flyover)的美国长达数十年的背叛与掠夺。不过,更直接的原因是2020年的大选——那显然是我一生中所见证的最为紧张激烈的竞选。双方都相信他们所下的注;重要的不是这种感受是否准确,而是它们的存在本身便足以引发一系列的事件。

作为一名追求连任的在职总统,尽管新冠疫情的封锁政策已然对美国一度强势的经济造成了不小打击,特朗普似乎依旧拥有许多优势:来自其集团几乎全体一致的支持、很高的初选投票率(即使他并未收到反对)、至少看似极为团结的政党,以及与2012年的贝拉克·奥巴马相差不大的公众支持率。根据盖洛普(Gallup)的调查,在2020年9月,56%的美国人均认为自己的生活比四年前更好了——这在平常年代都足以担保一位在职总统的再次当选。

但这回并不属于平常年代。未来的隐患亦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我们总统的许多朋友与支持者都确实认识到了,并且也收到过警告。民主党利用本次疫情,借机促进、强化了其数十年来努力的成果:一直以来其致力于放宽、改变美国选举过程,以使其党派从中获利。从春天起,他们便开始公然谈论发动一次政变:他们甚至千真万确地动用了军队来将特朗普拉下权位。举行“战争游戏”、暗下密谋废黜总统是一回事,但泄露结果是另一回事,何必如此呢?除非你想让公众做好心理准备,以防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被人们怀疑成对“我们的民主”(our democracy)的一种粗暴干涉。出于同样的原因,民主党和他们的盟友媒体也纷纷苦心推广所谓的“红色幻象”(Red Mirage)理论:也就是说,虽然你很可能在选举当晚看到特朗普遥遥领先,但在所有选票计数完成后他将必然败选。与其说是一种预测,这种说法本身更像是一种先发制人的解释:既然你所要见证的可能会看起来很滑稽,那么就让我们提前使你确信这一切都是真实可靠的吧。

对于对手的辛勤准备,总统和他的手下人员、竞选团队以及政党所做出的回应(或者说其实根本缺乏回应)中存在四点严重的漏洞。首先,他们几乎没有尝试与共和党的政府官员——无论统治者、立法机关,抑或国务卿——合作去反对、修正那些对己不利而裨益其对手的规则变化。早在2016年大选时,特朗普便抱怨称希拉里·克林顿的普选票数中有数百万来自非法移民者的选票滥竽充数。然而,他和他的老大党(GOP, Grand Old Party)对于州选举程序的严格化所做出的努力却微乎其微。其次,在没能适当地反对这些规则变化的前提下,他们为推翻或修改它们而设置的法律关卡也远远不够。第三,放弃了对这些变化的诘难之后,他们甚至也没有尝试增加他们自己的邮寄选票,从而与民主党匹敌。第四,尽管已有许多强力的预言——这既是吹嘘也是警告——声称若干州的选举结果都将模糊不清、争端频发,但他们没有事前组织起任何分队去负责调查这些结果,并在必要时提起诉讼。2000年的弗洛里达州对阿尔·戈尔(Al Gore)和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两位候选人而言都是一大震惊。即便如此,布什阵营却几乎立即派出了一支由律师组成的军队,其中包括在选举法方面的专家,并且由一位前国务卿领头,也就是足智多谋的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特朗普团队至少已经收到警告6个月,然而,如我所见,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准备。

怀疑的理由

接下来便是这场大选本身了。不出所料,“红色幻象”确实出现了。但这真的是一场幻象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进行质疑。(或许对于其中所有疑点最好的一篇总结是《备忘录:2020年的选举是如何可能被偷梁换柱的》,发表在“美国保守派”的网站上,作者是克拉斯·雷恩,美国天主教大学的一名政治学教授)

就在特朗普逐渐取得看似无法超越的领先地位之时,即选举当晚深夜,有五个州的计票过程似乎都令人费解地被中止了(佐治亚、密歇根、内华达、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这些州内部那些由民主党控制的大城市。许多目击者称,这些选区里负责竞选的官员们以当晚不会再进行计票为理由,说服共和党的观察员离开;然而事实是,这些观察员刚走,他们便又开始继续计票了。之后当票数再次公开时,拜登便突然在这五个州全部领先了。

官员们“发现”,大批的选票压倒性地——有些情况下是完全地——偏袒着拜登。有时候死者“投票”了,还有一些其他的无资格者(例如重犯和已移居他州的人们)也是如此。与此同时,有些已登记的选民亲自到现场投票,却被告知他们已经进行了缺席投票,可他们分明从未申请过缺席投票。有宣誓证词指控称,部分选票上存在倒填日期的现象;有些邮寄选票和缺席选票上没有褶皱(所以他们是怎么被装进信封的?);此外,数以千计的拜登选票中都完全没有任何对那些低选票数候选人的投票。

统计上的异常同样存在。例如,政治科学家帕特里克·巴沙姆(Patrick Basham)在《旁观者》(the Spectator)上指出:“在佐治亚州,当89%的选票计数完成时,拜登成功超过了特朗普。但在接下来的53批选票计数时,在每一批选票中,拜登对特朗普都精确地以50.05比49.95的边际比率领先。”这样的概率有多大呢?这还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除了统计学上的疑点,还有历史方面的反常现象。自19世纪起,从没有一位在其连任选举中获得过选票的在职总统败选过。此外,与许多人的想象相反的是,在连任选举中胜出的总统所得票数往往比第一次当选低了。比如,当年贝洛克·奥巴马的得票总数便下降了350万。然而,特朗普的增加了超过1100万。一些特定的州和县长久以来都是“大选领头羊”(bellwethers):赢下他们,你就赢了所有。特朗普赢下了所有的领头羊州,并在19个领头羊县中赢下了18个。成功的在职总统往往拥有“燕尾提举力”(coattails):他们借自己的实力帮助本党的低选票数官员,为其增加得胜机会。共和党获得了11个众议院席位,一年以来没有失去其在参议院的地位(至少在选举当日没有),这期间多于三分之二的现任拥护者都属于共和党;此外,他们也在州的层面上获益匪浅。最后,初选投票一直以来都是用于预测11月选举结果的一大标志:成功拿下了初选,便赢得了所有。先前,没有任何一位在初选中获得75%以上票数的在职总统输掉了其连任选举;特朗普获得了94%。

没有什么传统会永远延续,或许其中一个或者多个都在2020大选被打破了。但是,难道会全部颠覆吗?

领导的缺位

这一切,以及其他更多的疑点,都令我们的总统坚信自己受到了欺骗。然而,虽然这般信念如此强烈,他却始终没有正式为自己执行过任何对策——选举日之前他没有这么做(尽管先前已存在大量警告),甚至在这么多关于反常现象的预言都成真后的那个上午,他还是什么也没做。有一段时间总统甚至沉默了,有时他又变得反复无常。他的手下、阵营和政党都失去了领导,失去了号召。

此后,他便不知不觉将这些工作委任给了错误的对象。领导的缺位助长了外界人士的恣意妄为,而我们永远不会清楚这些人究竟是不是属于支持总统、白宫、共和党派的一方。这其中许多都是拥有光辉经历的可靠人才,但很少人(或许没人)有就争议的选举提起诉讼的经验,更别说是同时发生在多个州的总统竞选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提出浮夸的主张,以致糟蹋了自己的名声,或许也败坏了自己先前的荣誉。总统似乎有时鼓动他们,有时无视他们,有时又否定他们。然而,浮夸的主张毕竟需要特别的证据来支持,但他们什么也没有提供。这便带来了两种意料之内的、于事无补的、相互冲突的效果:一方面提高了其阵营内部的期望值,另一方面又使曾经持怀疑态度的人们相信,所有关于欺诈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baseless)的阴谋论的一派胡言。

但我们要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至少不是全部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其中的任何一件得到了证实。实际上,它们几乎没有被调查过,无论是在联邦层面还是州层面,无论是在法庭上还是媒体中。因为这一点很明确:大部分在真正经营着美国的人,都不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更准确地说,他们并不希望你知道。共和党的官员担心一些事情的披露会迫使他们采取行动。民主党则对选举结果甚是满意,他们或者是不想对这份恩惠吹毛求疵,或者是干脆重新定义了“民主”(democracy),即不问手段地达成正确的结果。于是,念叨了这么久“我们的民主”(our democracy),这些忠心的意识形态盲从者便逐渐相信,不正确的结果本身,在事实上,便是“反民主”(anti-democratic)的。

并不是说披露任何真相都会造成多大的影响。高科技和媒体都已经明确了整件事情的终结,人们的认知也(据他们称)“稳固”(settled)了下来,没有质疑的余地。同样的反常现象,若是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我们的国务院必将视其为证实选举造假的充分依据;而如若放在我们国内,这些现象却甚至都没资格成为“证据”(evidence)。对于共和党而言,证明标准被(故意)设定得太过严格,以至于根本无法达到。

这一切都说明,这场为了强行改变结果而去证明欺诈行为确实存在的斗争,充其量只能说是逆风而上——现存的秩序不会允许我们篡改一个称其心意的结局——而特朗普方面所提出的狂妄主张也无济于事。因此,没有人真正确定地知道这之中究竟发生了多少欺诈、怎样的欺诈,也不知道这种欺诈究竟是否足以改变选举结果,从而换掉最后的赢家。

但特朗普方面最糟糕的失误还是在于给予了公众他们无法实现的希望。坦率地说,我们总统数以百万的拥护者都由此确信:选举的结果最终会被反转,特朗普能够成功连任。他们并非仅仅视其为一个恰当、正确、公平的结果,而更是相信了这样的结果真的会发生。1月6日的公众集会可能是点燃国会暴乱事件的火花,但其真正的导火索则早在几周前便埋伏好了。至于事件本身,如许多参与者所说,至少第一批进入的人都确实相信自己不是非法侵入,只是在看守明知也同意的情况下正常地进入一栋公共建筑而已。一位已经被FBI逮捕的抗议者声称,当时一名国会警察为他开启了通往国会大厦的门。他该怎么想呢?此外还有视频(可能如今已经在审核后被禁播了)记录了当抗议者鱼贯而入时,国会警察默默站在一旁的影像。可能这些官员被下了命令,不得激化现场局面;可能他们只是不知道该做什么;也可能他们之中的某些人甚至与抗议者产生了共鸣。至今没有人知道他们消极表现的真实原因,而这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永远的谜。

但就和一切规模较大的群体一样——尤其是那些怀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的人群——其中有些人确实是来找麻烦的。这些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我们仍旧不得而知,只是最终暴民精神的确占了上风。

进入国会大厦后,大多数抗议者都没有烧、砸(据我所知,只砸了几扇窗户)、抢、偷。事件发生后,隔岸观火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记载大厦所受破坏的报道,发现这些破坏实际上根本微不足道。反之,这些抗议者大多只是四处游逛而已。有些人是为了镜头效果才故意做出夸张的举动。《国家》(Nation)杂志上刊登了一位同样冷眼旁观的目击者之证词,据他所言,“当时的气氛与其说是一场政变,不如说其实更像一次大学橄榄球赛的车尾聚餐。”我所看到的唯一一丝严肃,是一个参与者以温和、理智的语气在网络上诉说他选择加入的原因。结果他便在遭到人肉后被解雇了,以后很可能还会受到处罚,这将毁掉他的人生。还有太多的人无疑也将面对如此境地。

整个事件最引人注目、但也最不出意料的一点,在于华盛顿官方及其背后更庞大的统治阶层对此的处理方式。同样的一批专家、政客、教授、总裁,他们在整个2020年的春夏都对那场覆盖近200个美国城市、造成约20亿美元损失和60例人员死亡的大型暴动选择了忽视、宽恕、甚至赞赏;如今,他们却转而开始谴责这些呼喊着“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游行者——还把“基本都很平和”(mostly peaceful)的大多数人和闹事的少数人放在一起猛烈抨击。那些对去年夏天的暴乱毫无义愤,甚至漠不关心的议员——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甚至还赞扬那些暴乱者,鼓励他们继续——现在却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批判这场呼吁“别再偷鸡摸狗”(Stop the Steal)的游行。新总统自己还说,如果占领国会大厦的是那帮大喊“黑人的命也是命”(BLM, Black Lives Matter)的群众,他们肯定会采取更强硬的应对手段——那么他显然是忘了去年春天警察在一群暴民面前公然下跪的画面,也忘了官方当时对警署乃至于对整个地区的直接抛弃。

六七十年代(以及之后),多少学校的大楼都被抗议者占领、包围;但这些抗议者不是在我们文化的每个分支中都得到了颂扬?同样,当2011年左翼派抗议者控制了威斯康星州的国会大厦时,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更是把那长达四个月的围困歌颂成了一次“震撼人心的民主行动”(impressive show of democracy in action)。当然,如果支持特朗普的抗议者因为上述左翼派的行为受了到赞扬便相信他们也会获得相同待遇,那么他们就太愚蠢了(或者至多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但这一点丝毫不能掩盖当权者的虚伪是多么无耻。

在2020年中的动乱里,没有多少执法机构能够真正控告哪个参与者犯下了什么罪行——一部分原因是大多数人根本不关心。这些机构中显然包括美国司法部;然而这次司法部却对国会大厦的抗议者迅速采取了行动,在两天内便控告了13人。接下来必然会有更多。

比这一世界历史级的虚伪还要过分的,是人们因选举院的圣洁据称遭到冒犯,而流下的令人作呕的鳄鱼的眼泪——但左翼派从上世纪70年代起便开始竭力废除这项制度了,直到2016年还在继续嚷嚷。要是这回选举院的结果让特朗普当选,他们现在必定还会接着叫嚣。其实他们依旧(只是目前还算相对低调)在试图废弃这项制度,因为全国普选的结果已经足以使民主党在今后的每一次总统选举中胜出。

国家的公敌

有些人还在尝试从这一切之中寻找一线曙光——就像孩子们所说的“白色药丸”(white pills)。这之中比较先进的说法首先是,这件事表明我们国家赖以产生的革命精神并未彻底消亡,并可能正以公然抗议的形式继续迸发。也有人认为,我们名义上的统治者对那些“大部分都很平和的抗议者”(mostly peaceful protestors)所做出的过当反应,意味着这一迅速巩固起来的霸权其实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强大。

无论如何,这次事件会被当作——也已经被当作了——当权者大面积压缩公民权利的借口。私营企业很快就做出了行动,由此被剥夺表现机会的的便不仅是特朗普,还包括他数以千计的拥护者们。之后还会有更多。政府正整装待发、准备行动,其中由参议员迪克·杜宾(Dick Durbin)提出的法案将那些把政权反对派与“白人至上主义”(white supremacy)、“恐怖”(terror)相联系的言论犯罪化,并似乎在拜登总统的就职演说中得到了其认可。诚然,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和即将做的事情,或许未来他们横竖都会去做。但他们行动的速度和强度却完全是以1月6日的事件为动因。他们不会允许这次危机被浪费的!

1月6日事件的最大输家还是唐纳德·特朗普自己。透过这一层被故意扭曲的滤镜,他的整个任期都将被歪曲和选择性过滤。他所做的好事都会被妖魔化、否认,最终被遗忘。但总体而言,最大的输家还应该是他的支持者们。特朗普那些合理的政策——如边境防守、公平贸易,以及简单适度的外交政策——都将(大概现在还没有)被丑化得与法西斯主义无异。这些终将被废弃,而受损的也会是当权者自己。

绝大部分人前往国会山的行动都不是预先计划好的,但他们确实有个目标: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这也是他们最一开始投票给唐纳德·特朗普的原因:至少30年来,都没有人聆听他们的心声。但是少数人的行为不仅使得他们更无法被倾听,还反倒让他们又听了一遍自己毕生以来一直被灌输的东西,这次甚至更加强烈:身居腹地的人们和至少一半南方居民,以及所有支持特朗普的选民,都无比可悲、不可救药;美国本身在体系上便是种族主义的沃土;多数甚至所有警察都无异于纳粹军队的冲锋队员;法律下的平等待遇实际上毫无公正可言;并且美国根本上只有两个阶层的人——生来有功的和生来有罪的。

除此之外,现在的所谓智者、贤者,还在呼吁去调查那些并未前往国会大厦、仅仅支持着某个政客及其政治议题的人们,从而让他们“负责”(hold accountable),并将他们从其行业与工作中驱逐,就好像他们犯下了什么罪行似的。《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尤金·鲁滨逊(Eugene Robinson)曾提出要“洗涤”那些特朗普的投票者们的思想。民主党派的重要成员,诸如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还提出要建立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就像在一个令人蒙羞的独裁政权倒台后成立的那种一样。(但很不巧,这并不会帮助披露多少真相,甚至还使和解更难实现)博古睿研究院(Berggruen Institute)的尼尔斯·吉尔曼(Nils Gilman)——他前段时间还或许并非无意地表示想要我去死——则和这些都不一样,他近期发推特称:“我们需要将这些人从政治世界中根除。”

在吉尔曼之流看来,特朗普的投票者无论在道德、政治抑或智性方面都没有任何名声,而他们也没有任何合法的利益——他们有的只是由他们与生俱来的道德罪过所决定的义务与责任。解决他们的忧虑或聆听他们的话语都毫无意义。确切说来,让他们说话甚至都很危险,不然他们就把其他人引入歧途了。最糟的做法便是允许他们自己安排他们眼中的利益,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表达、实施包括种族主义在内的各种罪行。

以上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所听到的,那么他们又看到了什么呢?举目皆是的双标和虚伪。迈克·弗林(Mike Flynn)因一个无罪的举动毁了自己的一生,而害了他的人,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却还在上东区的讲台上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洋洋得意。关于俄罗斯勾结的谣言流传了四年,但无论那些违法传播者还是那些拿着扩音器大肆宣扬的人们都没有得到报应。选举体制遭到改变,而这些变化无一不是故意帮助另一党派而排斥他们。半个多世纪以来,移民的大量涌入垫高了民主党的票数、拉低了人们的薪水,还引发了寡头的膨胀。贸易制度的设计仿佛故意将他们的工作送往海外,并且关闭了他们的工厂、清空了他们的城镇。媒体和知识分子不再佯装公正客观,而公然成为了他们的政权进行政治宣传的工具——如果说他们本身没有成为政权的化身的话。现在,还出现了一种愈发强烈的,将一切反对意见贬损为恐怖主义,并将至少47%的人口永久驱逐出政治系统的趋势。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一种日益严重的一党独大的寡头政治。这是特朗普的任职所注定遭受的报应。和所有的寡头政治一样,我们的统治建立在强制而非合意之上。权力的行使主要通过对一些本被允许、本可抒发的观点之表达的限制来实现:他们明知不让说的东西最终会成为不让想的东西。他们最想要镇压的思想是那些对他们自己暴政的反对。对于他们无法“劝服”(persuade)——其实是煽动——的人们,他们便施以制裁,使得那些不服的人遭到解雇,并从此无法再受雇,还将他们与金融体系隔断,有时甚至让他们被亲友回避。准确地说这还不是“死亡”(death)。但难道使人们与人际接触相隔绝、失去谋生之道的做法,就真的少了几分残酷吗?这又将带来多少切实的痛苦与绝望呢?

对于那些桀骜不驯的团体、组织,甚至整个国家,我们的统治阶级利用他们对通讯系统的控制,发动了一场与《1984》中的两分钟仇恨(two-minute hates)相类似的妖魔化运动,但持续得较之长太多。举例而言,看看美国企业界当初对北卡罗来纳州“跨性别者”(transgender)如厕法案的联合抵制,再看看如今蓝色州家常便饭般针对那些与不完全遵守蓝方最新指示的红色州进行贸易往来的机构或员工,所施加的旅行等方面的禁令吧。

人类历史的轨迹

最近,克里斯托夫·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在《新共和》(New Republic)中评论道:“在19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的三个主要国家——德国、意大利和美国——都分别发动了相似的国家统一战争;其中,都是国家内部较先进的区域征服了那些更偏于乡村(或者说更落后)的区域。在我们的时代,民主党便是在技术、人口方面略胜一筹的党派,而共和党则是相对劣势的一方。”

诚然,征服才是真正的目标——1月6日的事件便被用以证明为此使用的一切手段的必要性。不过,我还是好奇民主党的尝试最终究竟能否像考德威尔所引用的例子一样顺利。蓝色阵营真的拥有震慑、控制至少7500万思想独立、自给自足、(许多时候都)固执倔强的美国人的能力吗?这不仅需要决心与意志,更需要他们投入足够的金钱与技术等资源。

统治阶级已经把中部美国逼到了角落。要维持这个境地,统治者势必还需发挥出一定程度的智慧与才干;但至少可以这样说,那些即将成为我们主人的人们如今仍尚未能展现出他们的这种能力。如果他们能做到,那么多半是得益于先前的统治阶层从未想象过的新工具的出现——尤其是顶尖科技。既然我们现在还身处一片未知水域,这种可能性便不能被排除。可是,就算科技最终真的使现今的秩序得以继续运转一段时间,它又能持续多久呢?五年?十年?还是二十年?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美国精神的复苏是很有希望的——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历史上第二高的票数竟然属于一位被整个社会、学者与媒体的复合体冠以偏见的总统候选人。但我们也有理由——比如阿片危机(the opioid crisis)——担心对现状的屈从与冷漠会大范围传播。现状被维持得越久,后者便越有可能散布。若是半个美国都屈服于失败主义及其慰藉——酒、毒品、淫秽、垃圾食品、电子游戏、流媒体服务、球类运动——我们就应当质疑蓝色美国自高自大的自我评价了。届时我们便将明晰海滨究竟能否不单单脱离腹地独立生存,还在摆脱负载后达到更高高度了。

文章来源:Michael Anton, The Continuing Crisis: the election and its aftermath, 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 2/20/2021 Issue.

网络链接:https://claremontreviewofbooks.com/the-continuing-crisis/

译者介绍:王嘉闱,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法学方向18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发布时间:2021年04月10日 来源时间:2021年04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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