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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瑞恩:中国不是什么庞然大物

作者:何瑞恩 文 青峰对话翻译小组 译   来源:中美印象  已有 14088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美中关系快报》第95期
     何瑞恩(Rayn Haas)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外交政策研究项目主任。 他于2013年至2017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主任,并于2008年至2012年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任职。他的题为《更加强大:在相互依赖的时代调整美国的中国战略》(Stronger: Adapting America’s China Strategy in an Age of Competitive Interdependence)的书2021年3月9日将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节选自该书。【点击这里查看英文原文。央视田薇前几天采访了何瑞恩。以下时她发在自己《田薇跑两会》博客的文字:何瑞恩(Ryan Hass)曾经连续四年多任职奥巴马政府,在美国白宫国安会主管中国事务。本周接受我独家专访时,他这样评价拜登政府上台前后的美中关系:“如果把它比喻成一架航行中的飞机,那么上届政府告一段落的时候,这架飞机正机头朝下,冲向地面,几近撞地。一个月以来,这架飞机终于开始进行水平飞行了。但中美关系只是没再继续恶化,却也还没有实质性进展”。何瑞恩认为,一个月以来,美中双方都“努力秉持着专业精神,努力恢复一些直接对话”。在谈到美国内部,为何在对华政策方向上存在着重大分歧时,何瑞恩认为:首先,美国人注意到中国变得更加强大了,对自己产生了众多影响。但美国也认为中国变得更加让人“捉摸不定”了。同时,中美关系中的力量对比也正在发生变化;在美国人眼中,中国更加“雄心勃勃”。对美国人来说,“失分给中国”这件事变得极其敏感。据悉,何瑞恩在他最近出版的新书《更加强大》“Stronger”中,这样支招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以适应这种竞争中的相互依存关系。” 】

据说中国正在势不可挡地崛起,即将赶上步履蹒跚的美国。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最大的贸易国和最大的外国投资目的地。它已经绑定了亚洲和欧洲的主要贸易和投资交易,并正在利用“一带一路”倡议(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发展项目)在世界各个角落赢得更大的影响力。它正在出口监视工具,将技术嵌入5G网络,利用网络功能窃取敏感信息和在海外争夺话语权。它利用军民融合发展尖端能力并欺凌包括澳大利亚、印度和台湾等美国盟国和友邦。在国内,从香港到新疆,它在推行高压政策,完全不在意美国和其他民主政府的批评。

这个说法最热情的传达者是附属于中国政府的媒体。 为证明这一说法,这些媒体竭尽全力将中国的成就与美国的失误进行对比。 它们把暴乱分子袭击美国国会山和德克萨斯州居民在停电期间排长队等候供水作为“西方民主”衰败的证据。 它们庆祝中国“击败”COVID-19并恢复正常的成功,讥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仍在试图阻止病毒的传播的无能。 去年秋天,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其中共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时与势在我们一边。”今年一月,政法委高官陈一新在一次研讨会上说:“东升西降已是一种趋势。”

威权体制国家擅长展示自己的长处,掩盖自己的不足。 但是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必须能够区分北京为自己塑造的形象和它所面临的现实。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国,也是美国数十 年来面临的最强大的竞争者。但与此同时,尽管存在许多明显的缺陷,美国在美中关系 中仍然是更强的国家,并且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美国可以保持这种强势。 美国面临的障碍不少,但中国面临的困难更多。

在冷战期间,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曾警告不要有“庞然大物综合症”:美国决策者倾向于将竞争对手苏联看作不仅块头大,而且脑瓜灵。今天, 美国的决策者又患了类似的综合症,其危害不仅仅局限于分析层面。 只看见中国的强大而看不见它的脆弱会造成焦虑。 焦虑会滋生不安全感。 不安全感会引发过度反应。过度反应会导致错误的决定,从而破坏美国自身的竞争力。 对中国国情的了如指掌是制定正确对华政策的第一步。

中国的行为

中国是几十年来美国外交政策所面临的最直接的考验。 自冷战以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同时在世界多个领域与美国的领导力进行激烈竞争。 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和全球野心的结合使中国成为比冷战期间的苏联更为艰巨也更加复杂的挑战。

近年来,北京明确了其修正主义式的野心。 它力求调整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改变亚洲的安全秩序,修改国际机构的作用和职权范围,干扰跨境信息的自由流动并削弱现有国际秩序的自由主义性质。 它希望世界接受并尊重其列宁主义的政治模式和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它宣布其对领土主权的概念或对内政的治理是不容置疑的。 它直言不讳地表明它要成为从人工智能到电动汽车等越来越多先进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导者是基本国策。

但是,我们几乎可以确定中国将不可能按部就班地实现其目标。 为了准确衡量中国对美国利益构成的挑战,我们必须同时评估北京的实力和自身的脆弱性。 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在中美关系中美国还占上风

先看看中国看似势不可挡的经济增长。实际上,从中期来看,它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中国首先面对的是在变得富裕之前会先变老的风险。人口老龄化将影响经济发展的各个基本因素,阻碍增长。中国劳动力人口已经在减少,到2050年,中国退休与就业人口的比例会从现在的1:8变为1:2。此外,中国利用受教育程度、城市化和科技发展提高生产力的空间已经不复存在。中国靠投资基础设施维持增长的路径也快消失殆尽。不断飙升的债务将进一步使其经济增长变得更为复杂。仅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债务就增加了一倍以上, 从2008年GDP的141%增至2019年的300%。不断增加的债务将使中国无法像韩国和台湾一样在这个阶段完成从低端产业到高附加值产业的转型。

同时,随着权力的集中化,中国的政治体系变得越来越没有弹性。中共曾经以执行能力高超的技术官僚著称于世,而现在大家看到的更多是列宁主义的僵化。随着更多决策集中于北京,地方政策试验的空间正在缩小。决策的自上而下也使官员更难重新评估过去的决定或向高层报告坏消息。这种状态可能是导致武汉对COVID-19爆发早期反应较慢的原因。尽管领导层在消灭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打压对其权威的各种挑战时,它也变得越来越焦躁和毫不妥协。北京对包括但不限于新疆在内的边疆地区的高压政策可能会在未来带来很多问题。在海外, 中国的雄伟计划也面临巨大挑战。北京在国内的压制、在海外的强势以及在新冠疫情爆发早期对信息的掩盖,导致了人们对中国的消极看法日益增加。根据皮尤(Pew)从2020年10月开始的民意测验,在许多国家中, 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未来几年,因为既要应对经济降温,又要应对老龄化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北京庞大的走出去的计划将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预算限制。

从战略角度来看,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太可能将自己的军力投射到其周边以外的区域,更不用说将军力投射与对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相结合--这是超级大国必备的特征。 中国面临独特的地理挑战。 它与14个国家接壤,其中四个国家是核武国家,五个国家与其有领土争端。 这些国家包括已经进入老龄化但却富裕的日本,民族主义高涨的印度,意欲恢复大国地位的俄罗斯, 技术强大的韩国以及充满活力且意志坚定的越南。 所有这些国家都有抵制中国或中国利益的民族认同。 而且,美国在这个地区不仅军力常设,部署靠前,而且在与中国接壤的国家要么有军事基地,要么有可以使用其军事设施的协议。

在粮食和能源安全方面,中国也很脆弱。 它缺乏足够的耕地养活其人口,并且从中东进口大约一半的所需石油。一旦发生冲突,中国的海军力量不足以防止中国的物资供应线被切断。 北京正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但还没有找到快速或简单的解决方案。

美国要有自信

华盛顿近年来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两党行动首先是由北京推动的:中国领导人在追求自己的雄心壮志时变得狂妄而没有耐心。在意识形态和经济成就已经不能成为社会凝聚力的源泉之后,北京越来越多地依赖民族主义。但是,华盛顿对华态度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对中国实力与日俱增的恐慌,这种担忧导致了美国的不安全感激增。

这种恐慌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过度关注如何削弱中国的实力会导致美国忽略自身建这一更重要的任务。 任何企图利用中国威胁刺激国内改革或克服国内分裂的手段都将弊大于利。 在国内,夸大中国威胁论将会使美中关系武器化,雄心勃勃的政客会以对华心慈手软打击自己的政敌。在国外,围堵中国政策将扩大美国与盟国和友邦的分歧,它们全部反对华盛顿的观点,即中国对西方文明构成了生存威胁。 为了打击中国制定的对华政策有可能最终对美国构成同等甚至更大伤害,包括无法与北京在一 系列对美国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进行协调。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就是明证。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被当作迫使中国屈服于美国对不公平贸易的担忧的工具。实际上,这一政策在迫使中国推进我们期望看到的经济改革方面收效甚微。其次,它引发了中国的报复,对美国造成了巨大伤害:贸易赤字增加, 农民遭受重创,导致政府不得不拿出280亿美元的救助,还造成 245,000工作岗位的流失。

美国有充分的理由对其与中国竞争的能力充满信心。 美国的经济体量仍然比中国大7万 亿美元,美国享有能源和粮食安全,相对健康的人口结构,世界上最好的高等教育系统 以及世界储备货币。 它同时得益于和平的边界和有利的地理位置。 它拥有高效配置资本的经济,并一直像海绵一样吸引全球最聪明的学者和最好的创新思想。 它具有透明且可预测的法律制度和旨在保证自我纠错的政治制度。 所有这一切中国都没有。

自信可以保证我们对中国的崛起做出稳重、耐心和明智的反应,这种反应会获得国内与海外的广泛支持。这一政策不仅要求我们在中国的行动挑战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时坚决抵制,也要求我们敦促中国为应对包括建立全球疾病监控网络和实现经济发展无碳化的跨国挑战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正如库特·坎贝尔和杰克·沙利文(分别是现任白宫印太事务主管和国家安全顾问)在2019年在本杂志著文所说,美国决策者需要接受(美中)共处意味着将竞争作为管理的条件而不是解决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正如乔治·肯南(George Kennan)在冷战初期指出的那样,美国将需要 “秉承自己的最佳传统,并证明自己值得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保存下来”。

美国越能恢复对它是世界上最有能力应对二十一世纪挑战的国家的信心,就越能够将注 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环节:我们的政策不是阻挠中国的步伐,而是着眼于自身建设。 为了与中国有效竞争,华盛顿将需要集中精力加强美国的国内活力,提高自己的国际声望和完善无与伦比的遍布全球的盟国和友邦网络。 这些才是美国实力的关键所在,也是是中国无法褫夺的优势。

发布时间:2021年03月08日 来源时间:2021年03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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