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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梁、李晓义:中美俄战略关系新态势

作者:俞正梁,李晓义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5年06期  已有 3865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21世纪的世界正经历着趋势性变化。西方世界趋于下降,新兴世界趋于上升,是最具实质性的结构变化,其中最具指标性意义的是大国兴衰及其战略组合。当代有实力或潜力成为超强国家的有三个:中美俄。

  美国是现实中的超强国家,虽呈下行走势,仍念念不忘世界领导力;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现正将潜力转化为实力,崛起指日可待;俄罗斯的前身苏联曾经是超级大国,目前正进入艰难的复兴准备期,前景尚不明朗。

  随着三大国实力兴衰蜕变,战略意识相映成趣,相互关系跌宕起伏,战略大三角变幻出新的图形,一幅全球战略形势新动态画卷展现在世人面前。

  1战略大三角新特点

  当代中美俄(苏)战略大三角关系的演进有迹可循,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态势、特点和走向。首先,从历史角度来看,战略大三角关系随战略威胁的变化而转移。

  冷战伊始,美苏走向对抗,在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尤其是爆发朝鲜战争的背景下,中国作为相对弱小的一方与苏联结盟,

  战略大三角关系出现了中苏对抗美国的态势,美国处于下风,在朝鲜、越南等地连遭挫败,及至中苏矛盾大爆发苏联成为中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中美苏战略关系大逆转,中美联合抗苏,内外夹攻,苏联解体。接着,中美俄战略关系进入盘整时期。

  从1990年代至2000年代,美国企图用融人战略收服中国、用欺骗战略慑服俄罗斯均告失败,中俄迅速走近。

  随着中国崛起和乌克兰危机爆发,中俄相继被美国视为战略威胁,中国成为美国战略焦虑的头号对象国,俄罗斯则与美国发生了激烈的地缘政治冲突,

  三国战略关系迅即重组,中俄快速靠近,形成对美不利的战略对接态势,联合抗衡美国的战略压力,这种态势将延续数十年,美国忧虑中俄打造战略轴心,视之为美国最大的梦魇。

  米尔斯海默指出,将俄罗斯推人中国的怀抱,是最最愚蠢的战略行为。这是奥巴马在国内遭到战略性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只会加剧中美俄战略竞争。

  从这一历史进程中可以发现,这个战略大三角具有不平衡性。它从来就不是一个等边三角形,而近似于一个等腰三角形,二长一短或日二大一小,就像过去美苏+中国,现在中美+俄罗斯,战略走势似乎总是对孤立的“一长”或“一大”不利,促使它走向衰败,就像过去的苏联和现在的美国。

  这也许是历史的趋势或宿命。其次,从发展趋势来看,有利于王道,不利于霸道。就综合运用软硬实力的领导力而言,历史上最好的是中国,现实中曾经是美国,而今美国越来越缺乏强力领导世界的公共精神,美国模式不再具有吸引力,世界警察自我膨胀,独断专行侵蚀了它的领导威信,霸道路径越走越窄,越来越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

  相反,中国崛起及其发展模式和国家治理能力石破天惊,创造了历史奇迹,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越来越密切,上升中的中国顺应历史大趋势,积极进取,显示出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贡献的强烈意愿,选择了引领、贡献和合作共赢的王道路径,道路越走越宽。历史大趋势将决定未来的成败。

  第三,从自身发展、实力消长及力量组合看,显然不利于孤独的一方。美国走上国力相对衰落的不归路,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力明显下降,可以借助的西方整体力量也在下跌之中,甚至出现英国“转向中国”这样的事,尤其是掌控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的能力下降

  却极力排斥中国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结果英国、法国、德国等主要西方金融大国不顾华盛顿的不悦,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现任IMF副总裁、原美国资深财政官员戴维·利普顿罕见地承诺说:“我们的管理体制必须全面改革,以便更好地反映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

  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式微,是历史趋势逆转中最具本质性的结构变化之一,西方应对的关键在于其选择。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那样,“导致国际秩序危机的第二个原因是,事实证明它不能适应权力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

  针对2015年G7峰会,东道国德国媒体尖锐地问道:“一个没有中国和俄罗斯参与的峰会,能找到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答案吗?”

  与此相反,中国在新兴大国群体力量及其国际影响快速上升的背景下迅速崛起,走合作共赢之路。

  俄罗斯虽然目前只在地缘政治上排在前列,但终将开始步人复兴进程,中俄战略协作1+1>2,金砖五国也已搭建了合作平台,进一步增进新兴大国之间的金融和开发合作,共同形成了一股上升力量,为改善和完善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采取了重大行动,并且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第四,从博弈方式来看,经典零和博弈让位于对冲而复杂的博弈。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是一种经典的零和博弈,具有你死我活的对抗性,而今中美俄战略大三角关系则有所不同,中俄战略协作是新兴大国间的合作,并非传统结盟,

  美国施压只是中俄战略联合的外部动因,中俄接近具有内在驱动力,双方需要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国际关系创新路径,改善世界秩序。

  虽然中美俄战略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存在着零和博弈的因素,但一定程度上的竞争、冲突、合作共存,形成一种对冲而复杂的博弈。

  从现象上来看,美俄博弈依然在地缘政治搏击的历史怪圈中打转,不断向对方“秀军事肌肉”,这已经成为美国与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较量之所需,但毫无疑问双方都不是热战的狂热支持者,发生实质性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极小。

  尽管美国传统的同盟战略对中俄构成战略威胁,但它并不想真的开战,而中俄也只是实现有限的战略协作,显示出高度的灵活性和优越性,避免把美国转变成真正的敌人,以至于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中美博弈正在进入新常态,主要转向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的竞争。奥巴马公开表示,如果美国不牵头制定新的贸易规则,中国就将成为亚太贸易规则制定者。TPP成为美国的撒手锏。

  中国是最大的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它必然要在未来国际制度与国际规则的改革、制定以及议程设置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中国除了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还提出“一带一路”构想,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等,反映了新兴国家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进展缓慢的失望,以建立新型国际金融机构加以弥补、互补和完善,这遭到美国的强力反对,亚投行成了象征规则制定权之争的集中表现

  前世行行长佐利克等人明确指出,美国回避或反对亚投行是个战略错误。这种最为典型的表现迥异于过去大国之间正面的权力冲撞。这种博弈在某种程度上是“良性的”,比直接的权力对决甚至军事对决要好。况且,无论中美,还是美俄,并未停止接触和合作。

  最后,从中美俄战略设定来看,性质将决定成败,主动性抑或被动性各异;从实际走势来看,竞争、冲突、合作三者并存,目前以带有冲突性的战略竞争为主,但不会坠人“修昔底德陷阱”。

  美国的战略布局

  美国政治体制失灵造成国家由盛转衰的颓势,美国模式失去了基本动力。美国前总统卡特认为,美国不再是民主国家,美国只有寡头政治。我们的政治体系已经遭到颠覆,它只是用来为主要的献金者提供回报。

  美国进入了权贵统治的新时代。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国内矛盾重重,两党持续恶斗,政府屡次关门,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和社会改革受到严重制约,奥巴马政府“内向”趋势明显;

  国外危机重重,中东空前大混乱,“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地缘政治重新回归亚欧,蜕变的西方式民主自由和“华盛顿共识”成为世界动荡的根源,美国已经没有能力大量提供国际秩序这类公共产品。

  美国领导角色的合法性、有效性和持久性越来越受到全世界质疑。尽管现存国际秩序为美国所确立,但美国已经很难主导这个国际体系,更多地只是被动地应付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来建构一个世界新秩序。

  虽然奥巴马政府鉴于前10年间美国外交政策脱轨的深刻教训,相对“克制”和“收缩”,奉行“不干蠢事”的原则,提高出兵门槛,避免鲁莽地进行军事冒险,尤其要避免一场成本高昂且风险巨大的新战争,但是仍然难以摆脱这样的“魔咒”:美国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其他国家的崛起”,从而在亚洲或欧洲出现一个潜在霸权。

  因此,推行“低成本”的维持霸权战略,遏制作为战略对手的中俄发展,并阻止两国战略联合挑战美国缔造和主导的世界秩序,便成为美国的战略选择。

  美国强化以它为中心的大西洋/西太平洋同盟体系,构建以TTIP/TPP为核心的新全球经济体系,力图把东亚、太平洋沿岸地区和欧洲重新整合在美国麾下,重塑霸权,钳制中俄。

  美国把亚太作为战略重心,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一方面是由于世界经济的重心移到了亚洲,它的地缘政治必然会随着地缘经济而转向,另一方面是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焦虑,重点防止中国在亚洲“称霸”。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史蒂芬·奥林斯指出,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也是一个失败,一点好处都没有得到。

  在亚洲美国并未采纳布热津斯基的战略远见:“在亚洲,美国要合作性地参与到一个多边体系之中,谨慎地支持印度的发展,稳固地与日本和韩国联系在一起,耐心地与中国扩大双边和全球合作,这样美国就会变成最好的平衡支点,从而维护新亚洲在崛起过程中的稳定。”

  美国并未成为平衡支点,反而成为地缘政治天平一端的砝码,对中俄采取战略“平衡”和战略“威慑”,挑起并直接介入冲突,滥施政治、经济、军事压力,甚至力图重新确立军事技术上的压倒性优势,其目标虽然宏大,无奈军费不足、技术不足、能力不足、伦理不足,不仅难以重建对中俄的绝对优势,反而暴露了美国军力的危险性和脆弱性。

  由美国引发的三国竞相研制高超音速飞行器就是一个缩影,美国想以此垄断常规战略威慑能力,却不料被中俄突破,达成了新的战略平衡。

  目前,美国已将TPP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核心支柱,国防部长卡特甚至将其战略重要性比作“航空母舰”,其战略性质不仅是全球经济的,也是地缘政治的,用TPP一位官员的话说,“TPP是一个只禁止中国入内的俱乐部。”

  2015年10月5日TPP谈判达成基本协议,同意进行自由贸易,并在投资、服务、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环境、劳工等广泛领域统一规范,其显著特点是全覆盖、高标准,这个“超级 A”囊括全球经济总量的40%,将重塑和主导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并对全球贸易规则产生深远影响。

  TPP达成协议后,奥巴马随即在声明中说,我们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经济规则,应当由我们书写这些规则。他称TPP是应对中国在亚洲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的一个手段。

  美国政府明里暗里一直将TPP的矛头指向并未参加谈判的中国,企图阻止中国成为亚洲经济的核心,但西方媒体指出为时已晚,TPP排除中国是大错。

  中国已经成为TPP多数成员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与主要亚太经济体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中美经济依存度高企,中国对TPP、TTIP采取开放态度,并建立了双边信息沟通机制。

  一个TPP不足以撼动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实力和超群地位。实际上,TPP未来发展前景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参与。

  此外,TPP是否一定能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新工具也在未定之天,亚太国家对此并不热衷,不愿选边站,而是两面下注,对任何可能得到的利益来者不拒,都不想把亚太的重大问题地缘政治化,这是大家最普遍的心态,出现这些现象是世界大趋势使然。

  美国候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2015年7月9日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提名听证会上点名称,俄罗斯、中国、朝鲜和“伊斯兰国”是美国面临的四大威胁。

  对于美国政府而言,公开树敌过多是非常不明智、不必要的,因而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对此不表赞同。克里国务卿否认中俄对美构成现实威胁,国务院称俄中是美国在若干问题上与之交往合作的大国。

  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克里斯蒂娜·沃穆思称美中关系有很多方面“极具合作性”和“有竞争性”。

  但这并不能掩盖美国面临的以中俄为核心的几大战略性问题。美国的战略主攻方向显然是中国,美国需要中国,更要防备中国,从本质上看美国对华战略的力度最大。邓福德对中国的判断深刻反映了美国对华极度失望和战略焦虑。

  自美国称霸以来,中国是实力最逼近美国、差距迅速缩小、博弈几乎覆盖所有领域的崛起大国。“事实上,与其说中国在挑战一个衰落的美国,倒不如说一个衰落的美国正在恐惧一个崛起的中国。”

  布热津斯基尖锐地指出,“中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和地位都在上升,这已经是现实,未来美国需要去适应这个现实。否则,美国只好去妖魔化中国,或者异想天开地幻想中国要破产。”

  2014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学界、战略界对华认知出现恶化。先是白邦瑞指称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的“百年马拉松”秘密战略,而美国过去40年一直被愚弄,愚蠢地帮助中国崛起。接着是沈大伟的“崩溃论”。他指出,美国对中国的认识正在发生质变。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并未带来政治自由化。

  中国虽然没有在地区和全球制度架构方面正面挑战美国,却正在建设一系列替代国际制度,这明显说明中国不满由美国领导的战后秩序,而寻求建立另一种国际秩序。美国对中国这种幻想的破灭也许更多地反映出美国而不是中国的问题。美国想以自己的形象改造中国的“传教士冲动”往往结果令人失望。

  他断定,美中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不仅是战略竞争,事实上它是一种全面竞争,摩擦是美中关系的“新现状”,美中关系从根本上陷入困境已有多年,将美中联系在一起的“胶水”就是对美中关系破裂的担忧。

  然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特别报告,宣称美国将中国融人国际体系的战略破产,中美战略竞争远超合作的局面已成“新常态”,应采取全面措施制衡中国。兰普顿则强调美中关系逼近临界点。

  美国《布法罗新闻报》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应丢弃认为能抗衡、遏制或驾驭中国的过时想法,转而推行一种积极主动的策略。”为了集中精力对付这个首要的战略对手,美国力图从全球热点地区进行战略收缩,改善与传统宿敌的关系,拉拢亚太盟友和伙伴,为亚太再平衡战略寻找更多支点,日本和澳大利亚成为美国亚太战略“南北之锚”。

  五角大楼重新评估中国在亚太地区对美国的潜在威胁后,已经将“新型军事关系”这个词从国防部关于美中军事接触的言论中清除,给两军交流设置了更多禁区。

  美国在战术上选择中国南海岛礁建设为攻击点,在南海方向连续采取攻势,深化介入,频繁举行联合军演,从海底的潜艇攻防战,到水面的军舰巡逻,再到空中的战机巡航,还把日本拉进来,增强对中国海洋地缘政治的制约。

  继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乘巡逻机侦察南海7小时之后,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声称在南海“不中立”,尽管拉塞尔承认这些海事和领土争端本质上不应该是美中关系的问题。

  2015年10月美国又频频放风,要派军舰驶人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以内巡航,试图带头挑衅中国,试探中国底线,但其盟友却不敢贸然表态。

  2015年10月27日美国海军“拉森”号驱逐舰放着宽阔的航道不走,专门绕道进入我南沙群岛有关岛礁近岸海域进行严重挑衅,炫耀武力,我海军舰机依法进行跟踪、监视和警告,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强调指出,美方作为域外国家派军舰进入南海挑衅中国国家安全,严重破坏了地区的和平稳定,是意图制造南海地区军事化的胁迫行动。他表示,此次美方军舰的挑衅行为严重损害双方互信,与中美双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两军关系的努力背道而驰。

  这似乎是美国在叙利亚输给普京一局之后,又想从中国身上赚回一分,并以施压中国防止中俄相互支持,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西方舆论认为,美国在南海挑衅中国很不明智,把南海问题带入“安全困境”,对美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它的严重战略后果是,破坏了中国与亚洲相关国家的相互调适进程,使得冲突激化,还使得中美南海冲突超过了声索国之间的冲突,扩大为两国战略上的冲突,构成南海问题的核心。

  南海是中国的生命线,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的希望主要在于南海,中国退让和妥协的余地十分有限,况且中国在南海具有较大的优势,能够管控冲突,掌控周边形势的主流。美国在被俄拖入叙利亚困境之际去激化南海冲突,是极其愚蠢的战略招数。这一切使得两国间的潜在危机和战略风险不断上升。

  如果美国选择在所有问题上反制中国,它就会成为敌对而显性的麻烦制造者,双方就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

  但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主观因素多于客观因素,潜在冲突因素多于现实冲突因素,第三方因素也较为突出,中美必须对自身、现实、潜在和第三方冲突因素同时进行有效管控,使业已进人新常态的摩擦成为“可控摩擦”,共同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

  随着中美力量对比的快速转化,两国关系进入了不确定的过渡时期,互动方式正在发生深刻转变,日益增多的战略竞争性因素往往左右主体气氛。因此,加强战略互信和危机管理已成为中美关系的当务之急,危机稳定是中美战略稳定的重要内容,而主要责任在美方。

  中美危机管理的可行性在于,新历史条件下的中美关系与当年美苏关系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中美不是零和博弈的关系,两国是全球经济伙伴,并贡献全球经济增长的40%。美国对华实施对冲战略说明其存在两重性,

  “一是要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二是要中国承担国际责任。”这一互相矛盾的战略任务,必然会反映到政策层面。美国激化东海南海冲突,既想制约中国,从中渔利,又怕被盟友绑架,被迫卷入与中国的战争,这种内在的矛盾性会迫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平衡自己的战略。

  这种战略上的纠结也会在战术上表现出来。例如,美国想报复中国所谓的“网络袭击”,但竭力寻求采取不至于使两国冲突升级的行动。

  总之,中美双方并不是全球争霸的对手,连布热津斯基都认为,争夺全球霸权的战争威胁已不复存在。中国不做挑战者,只坚守自己的底线,倡导中美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两国既有重大分歧,又有重大利益,经济上高度相互依存性在世界经济史上堪称奇迹,在很多国际安全问题以及全球问题上也进行积极合作,即使中美因南海问题关系紧张,两国军队高级别的军事交流和训练一直在持续,加强互信,防止误判。这就使得美国要把中国当作敌人十分困难。

  虽然这次美国国内围绕30年来的对华政策的大辩论可能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但不会根本颠覆对冲战略的框架。美国在继续保持对华接触、塑造中国选择、让中国“守规矩”的同时,将不断加强遏制的力度,不过,无论力度多大,美国总体上也将避免发生重大冲突。

  中美关系的氛围似乎离“十字路口”越来越近,但远未到达“摊牌”时刻。况且,美国当年战胜苏联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复存在,美国不可能将搞垮苏联的做法用来对付中国。

  在中美竞争中,经济色彩大于军事色彩。中国强调经济,美国也在改变过分偏重军事和战略的思路,开始转向经济。经济竞争会降低冲突的烈度,对相关国家也最为理想。2015年6月底在新美国安全中心举行的以中国为主题的年度会议上,与会者就中美关系在亚洲的走向进行投票,结果占压倒性的79%的人选择了“竞争加剧”而不是“武装冲突”。

  这说明在美国国内有一批清醒而明智的人士。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贝德批驳调整对华政策建议,认为这么做只会毁掉苦心经营的中美关系与亚洲和平。他认为,焦虑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过激反应,美国对华战略存在全面对抗与全面后撤两个极端,选择全面对抗是一种惰性思维,而现实是美国只能走中间道路

  美国媒体称,以前从未有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的崛起,像21世纪中国的崛起这样和平,而且,中国的成功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国家战争学院教授莱尔·格尔茨坦在其新书《与中国半路汇合:如何化解美中新对抗》中,承认中国想要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合理性,并提出两国合作的战略。

  “金融大鳄”索罗斯强调,美国需要与中国交好,否则地狱之门即将开启。亿万富翁绍罗什意识到,中国与俄罗斯,而不是美国,彼此之间的共同之处更多。首先,俄中都视自己为美国追求全球霸权行为的牺牲品。

  他观点鲜明:美国亟须与中国构建伙伴关系,不仅是为了让北京与俄罗斯分道扬镳,也是为了防止世界大战爆发。

  俄罗斯被邓福德视为美国最严重的“短期威胁”。8月20日卡特国防部长声称,俄罗斯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威胁”。五角大楼正考虑根据“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修改对俄军事计划,包括北约框架内的行动和美国的独自行动,要以“强大而平衡的策略”对抗莫斯科。

  美国成功地阻止俄以融人西方大家庭作为复兴途径,进而全面蚕食其战略缓冲地带,制造乌克兰危机给予沉重一击,通过制裁慢慢窒息俄罗斯,同时激活北约,加强军事压力,频繁地进行军事演习,加快在东欧军事部署,视俄罗斯为美国和北约的巨大威胁。

  乌克兰危机发生以来,北约和俄罗斯都加强了大规模军演频率,其中66次险些“擦枪走火”。就美国而言,乌克兰危机的战略后果虽有控欧压俄的作用,也有出乎其意料之处,一是危机成为俄罗斯在欧洲长期博弈的主要手段;

  二是俄罗斯被逼向东走,作为弱势一方只能主要联合中国,在中美俄战略大三角中加速形成2:1的态势,奥巴马的战略失误被米尔斯海默称之为“愚蠢政策”

  三是美国战略重点转移承受更大阻力,欧盟仍然只愿充当美国的低级地缘政治伙伴,将代价高昂的维持全球安全的任务留给美国,美国不得不加强其在欧洲的军事政治存在,

  为欧洲一大西洋世界不稳定的东部边境提供支持,这已经导致“重启美俄关系”政策彻底失败,对抗成为美俄关系的主轴,美国越来越担心如何对抗俄新型“混合战争”。

  在战略大三角关系中出现这种情景的根源何在?关键是美国执政者的身子进入了21世纪,头脑还留在过去,并未认识到如布热津斯基之所言,我们必须习惯,美国在过去50年间,在军事、金融上统领世界的阶段结束了。

  况且美国的力量太有限太分散,可用于战略重点或中俄的资源和政策能量不足。他们的思维仍然停留在过去战略对抗世纪的地缘政治生死大博弈之中,崇拜麦金德的“陆心说”,相信要控制世界必先控制欧亚大陆,根本没有意识到世界以及欧亚大陆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中俄是如同美国那样的巨型国家,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历史传统、民族特性、特大体量,包括巨大市场和规模、人才储备和资源,且能建成完整工业体系,而且,它们还坐落于地缘政治的核心区——欧亚心脏地区

  在历史上都曾经有过长期辉煌的过去,现有后发优势,美国害怕中俄再度复兴成为可怕的战略竞争对手,哪怕是想通过西方化途径崛起也不行,定会千方百计加以阻遏、围堵甚至裂变,从而迫使中俄联手以对。

  这是中美俄大三角战略关系在目前形态下必然会出现中俄战略组合的深刻根源

  3中国战略大棋局

  美国所犯的战略错误,直接导致中俄在战略上的合作,相互间在对方的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两国各自及联合行动,构成对美三线并进,优化了两国的战略态势,平衡了美国,陷美国于相对不利的状态。

  中国在外交、经济、军事诸领域全方位主动塑造战略态势,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实质上是一种攻势防御战略,在战略上总体积极防御,努力推进中俄战略协作关系,在战术上积极进取,步步推进,最重要的是王道贯彻始终。

  第一,中国顺应历史潮流,大力倡导合作共赢以及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且身体力行建构共生体系,愿意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从国际体系的参与者转向倡导者、引领者,推进公正合理而又高水平的国际制度与规则,对现有体系加以补充、完善,而不是替代或颠覆,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适应时代潮流进行深刻变革,从而开启了一个中长期的历史进程。它意味着国际体系在21世纪的重大历史变迁,这里面既有中国与世界的磨合,也必然会有与俄美的磨合。

  中国以自身的和平崛起打破“国强必霸”和“大国政治悲剧”的旧逻辑,开创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新格局,共享安全,共享发展。美国专家认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作用会继续增强。随着中国经济走出去,必然导致战略走出去,占尽战略优势。

  第二,中国以亚洲为重点,以周边外交为主驱动轮,把主要资源投入“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及丝路基金,它以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为核心,引领并主导亚洲经济圈和金融圈建设,使之成为世界三大经济圈之一,进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进一步拓展亚欧经济圈,在全球三大经济圈中率先形成亚欧两大经济圈合作共赢的战略优势,从而充分展示“一带一路”的时代性和战略性。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无疑与21世纪世界形势变化密切相关。合作共赢大势,亚欧经济发展需求,美国战略逼近西太,中俄战略联合,构成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背景,而中国综合国力的大提升无疑是首要因素。

  中国不仅有意愿、也有能力为区域或跨区域发展提出新型倡议、提供公共产品中国进行了近期和远期的战略谋划和布局,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促进中国和亚欧两大市场联动发展,充分发挥金融和基础设施建设两大优势,以点带面,点面结合,支点撬动,重点突破,从线到片,循序推进,重启亚欧大陆联系,

  一个超越洲际的快速贸易通道、一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巨大经济新世界将会形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称赞中国通过投资和贸易展开全球交往以及制定法律进行经济改革的努力,这“对中国有利,也对世界有利——两者的命运因此结合在了一起”。

  “一带一路”聚焦一个更具全球政治意义的问题。如果中国的亚欧转向取得成功,中俄合作实现一个无强手的亚欧腹地,无疑是对美国亚洲转向或亚太再平衡的战略的平衡,避开了中美间的零和博弈,增加了两国合作的潜能。

  第三,高标准、跨亚太地区的TPP对中国发展带来潜在压力,尤其是会给中国的对外贸易带来较大的短期冲击,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新挑战。

  中国持开放态度沉稳应对TPP,以全面深化改革来挖掘rrPP的新机遇,加速形成深层次、高水平、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为经济发展重塑新的增长动力。

  中国一方面尽快通过自贸试验区建设产生可复制的经验,对市场准入、服务贸易、投资等相关标准加大开放力度,增强日后谈判的基础和实力;

  另一方面加快地区贸易协议谈判,尤其是RCEP的实质性谈判。正如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是中国在加快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进程中迈出的重要而坚实的一步,已为亚太地区发展高水平的经贸安排产生示范效应,

  有利于加快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与亚太自贸区为目标的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确立亚太自由贸易整体架构,促进与TPP的协调和互动,尽早形成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和高度相互依存的区域经济板块,实现RCEP、FrAAP与TPP、TTIP之间存在的亚洲与西方问的相互促进和再平衡,以及中美之间的战略再平衡。

  第四,中国外交以主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另一个驱动轮,旨在走出历史上“大国争霸”的窠臼,让大国合作带来巨大价值,这是中国崛起的重要一环。基辛格也认为,“美中两国(21世纪的主要竞争者)首脑承诺通过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避免欧洲悲剧的重演。”

  “这是避免重蹈昔日历史悲剧覆辙的唯一出路。”中国倡导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首要对象自然是美国。对美国而言,关键问题一直在于如何重新界定和运作这一新模式,最近美国政府似乎决定不提这一概念,但中国要坚持这一对美外交的主导框架,牢牢占据话语权和道德高地,进行不懈努力。

  从“韬光养晦”、“和平崛起”到“新型大国关系”一脉相承,中国不断地及时调整政策目标,始终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这是处理与美国关系的最低目标。

  中国坚持国家核心利益,必要时在南海等地或特定问题上充分展示自己的立场、力量和决心,2015年7月底南海大军演和8月底舰队远航阿拉斯加海域的白令海峡,释放了明确信息。

  中方尽力防止中美关系进人“漂流”状态,努力追求中美合作共赢、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高目标,尽力扩大中美合作新领域,包括围绕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建设开展战略协调,使之成为良性互动的新空间。

  2015年8月5日王毅外长在吉隆坡坦诚地告诉克里国务卿,中国无意把美排挤出亚洲,本地区很多问题没有中美的合作都无法解决。

  他表示,中方愿与美方推进在双边投资协定、两军信任措施、应对气候变化、金融、经贸、能源、追逃追赃、司法、公共卫生以及发展领域的互利合作,也愿加强在朝核、伊核、中东、反恐、阿富汗等国际地区问题上的协调配合。

  中美交往中仍有可以加以创造性利用的、合理的战略和政策空间,在一些长期性棘手问题上也存在着利益交换和妥协的可能性。过度聚焦对方战略意图会重启冷战式的双极思维。

  这里也要打破一种迷思,即“把美国的存在视为是负面的因素,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如果换一种思维,情况就可能很不一样。中国能否可以利用美国的存在这一事实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最大化呢?”

  中美共处需要建设性现实主义。中美关系在最高层面仍然是合作的,两国元首经常以友好、私密的方式见面和交谈,这对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中美需要在战略竞争领域建立约束双方行动的机制,以战略妥协寻求战略突破,并在合作共赢基础上达成战略性谅解,中国承认并支持美国发挥积极的领导力,中国愿意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也必须承认中国的核心利益,给予中国足够的成长空间。

  2015年8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访华,习近平主席强调以建设性方式管控敏感问题,中美双方强调的是“复杂双边关系中的积极因素”。这为习近平主席9月底的访美定了基调。

  尽管“习奥会”并末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表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共同文件,但同意继续努力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奥巴马表示不认同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

  这是此访取得的首项成果。访问的核心议题仍是“增信释疑”,两国元首同意正确看待彼此战略意图,不断增进战略互信,避免战略误解误判。

  双方坦率地讨论了网络安全和南海等问题,并在网络安全、亚投行和SDR以及金融合作等方面达成49项重要共识、妥协和成果。

  中国既充分显示了合作诚意和妥协意愿,又强力展示了自己的力量、自信和坚定立场,并争取到经济、军事转型的战略机遇期。既然美国平衡中国,美国也需要被平衡,但是,对抗性的平衡和反制只能作为威慑而存在,建设性的平衡和反制才是正道,寻求战略平衡即可。

  中国要把重点放在自身力量和“一带一路”建设上,军事现代化立足于战略防御和战略威慑,绝不与美国军备竞赛,还应超越亚洲,走向全球,中美全球性接触、全球性互动可成为一项有效的政策。这应是中国对美主战略。

  当前处于中美权力转移的初始阶段,距离风险最大的权力接近阶段尚存时日,这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最后一个战略机遇。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仅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而且关涉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因为中美关系涉及整个新型大国关系是在大国互动进程中建立起来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除了持续推动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之外,

  中国还要着力构建以中俄为标杆、与新兴大国的新型大国关系,以中德、中英为标杆、与传统大国的新型大国关系,逐渐形成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网,倒逼美国。

  第五,俄罗斯是中美俄大三角战略关系中极其重要的一方,中俄战略合作在全球政治中具有巨大意义,在中国的大战略中,俄罗斯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英国《卫报》认为,中俄有能力改变世界图景。中俄两国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属APEC、G20等重要国际组织,还是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重要成员国,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将两国战略目标结合起来会产生巨大的全球性影响。

  中俄成了战略伙伴,增强了彼此安全感,中国解除了北方威胁,确保西北部安全,可以大胆走向海洋,建设海洋强国,化解海洋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面临的前所未有挑战,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全球拓展也有了保障。

  一个被围攻的俄罗斯只会加深与北约长期对抗的态势,中国却得到了一个能够稳定亚欧地区并使该地区现代化的战略伙伴,从而获得了一份宝贵的战略资产和全力战略西进的绝佳机会,西进的中国与东进的俄罗斯在此交汇,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使陆路畅通,强化了中国对陆地地缘政治原本就有的较大操控权

  新丝路既可与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对接,也有利于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还能穿越中亚和亚欧大陆进入欧盟腹地,兼顾经济与安全,有利于中国在亚太达到陆地地缘政治与海洋地缘政治之间的平衡,进而达到两者的统一

  第六,世界的重心从西方向东方的动态转移,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和南北力量趋于平衡,必然带来这一群体的政治觉醒和行动能力,这是中国大战略的宏大背景,对于中国有着无可比拟的战略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砖国家是中俄战略合作的延伸和扩大,是一个重要的新兴大国平等合作平台,也是平等参与国际经济竞争、重置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的战略平台,新兴大国不仅是新形势下合作共赢的践行者,而且是全球管理革新发展的开创者,与发达国家进行包容性竞争,包括提供合适的国际公共产品的竞争。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全球金融界来讲都是创新之举,将向“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便于发展中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金砖国家这一平台的共同构建和快速运作,无疑是对中国大战略的充分肯定。

  它提供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经济圈,在其中可以开始新开发银行、投资与贸易便利、人民币国际化的实验,在乌法已经播下了金砖国家自由贸易区的种子,还提供了进入发展中世界各地区的重要切人点,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全球三分之二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第七,美欧在相关区域进行战略性撤退,目前尚未从危机中复苏,形成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中国应抓紧时机在全球主动拓展,充分发挥自己融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两大优势,积极推进经济外交,“一带一路”是重头戏,这也是应对经济新常态的国家发展战略。

  中国在非洲的竞争中已经明显领先,在拉美的竞争已经拉开序幕,而亚洲则是主战场。中国已经转变为具有全球性海外利益的开放大国,走向全球是必然趋势。中国推进全球经济发展和安全稳定,也可反制美国在亚洲对中国的制约,从而在全球范围内达到战略平衡。

  4俄罗斯的战略走向

  普京肩负治理一个几近被摧毁国家的重任,以俄罗斯复兴、重新成为世界强国为己任,在国际舞台上独立或联合新兴大国应对重大国际问题,反对单极世界

  首先,由于被西方封堵,又遭到乌克兰危机的沉重打击,俄罗斯更重视独立性,强化其外交战略中的现代斯拉夫主义的元素,以欧亚经济联盟为依托,加快以俄为中心的斯拉夫国家一体化联盟建设,力图构建东西方之间的全方位平衡力量。

  尽管欧亚经济联盟的一体化总体上具有积极意义,但它不可能充分补偿俄罗斯与美欧关系恶化的消极影响,想成为全球平衡中完全独立的第三“足”似乎也难以实现,唯有中俄战略合作才是出路。

  这样的话,中亚就会从竞争之地变成合作之地。其次,随着西方对它关上大门,俄罗斯全球活动能量衰减,它十分看重新兴大国的支持,盼望借力于以中国为领头羊的新兴大国的政治聚合,借此削弱西方国家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并打破俄罗斯的孤立,对将俄逐出八国集团以及欧盟与北约事实上冻结与俄关系做出有力回应。

  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新兴的合法化平台对莫斯科来说变得日益重要,金砖国家峰会已经从“论坛时代”成长为一个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中“具有行动能力的巨人”。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用“多极世界新的中心和更加民主的国际关系新体系”解释金砖国家的定位。

  德新社称,在俄罗斯乌法召开的金砖国家峰会开始打造一个新世界秩序的梦想。上海合作组织也同样如此,可以成为俄罗斯抗衡大西洋联盟东扩的稳定力量。由此,“非西方”成为俄罗斯新的国际定位和新外交落脚点。为在新的世界舞台取得成功,俄罗斯不仅要向新伙伴提出有吸引力的议程,还要认真研究新伙伴的需求。

  第三,俄罗斯战略重心转向亚洲,开始实施东进战略,提升开放程度,向东方寻找新合作伙伴,开拓新市场,参与各种一体化项目,为发展经济、吸引投资提供良好环境。俄媒体认为,在乌法举行金砖和上合双峰会能很好体现出俄罗斯更多“向东看”。

  普京已经把重心转移到中国和亚洲国家身上。俄罗斯广交亚洲朋友,争取实现与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部署,优先深化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俄罗斯单独无法撼动美国,而加上中国,力量便渐渐倾向中俄。

  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将是对俄最重要的国家,制定对华战略也将是俄最重要的任务,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将首先取决于这一战略的成败,而非其与美欧的关系。

  为此,俄罗斯为中国打开本国和中亚大门,积极推动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建设和支持设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让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以促进该联盟一体化,这是普京的重大战略决策。

  俄力推六大政策实质性地开发远东则是普京下的另一盘大棋,它标志着东进战略的深化,发展远东是俄“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任务”,使远东成为俄“走向世界”的前哨。

  历史证明,东进战略曾使处于激变甚至衰败进程中的俄罗斯“中兴”。中俄战略合作是普京盘活俄罗斯战略资产的关键。普京在制定东进战略时,中国一直是举足轻重的因素。他在决策过程中,适逢国内外形势突变,尤其是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深化,美欧不断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中国因素的分量越来越重、越来越关键。

  他现在最迫切需要一条通往太平洋的战略通道,避开被美欧封死的西向之路,而能协助他打开这条通道的中国是最可靠的战略伙伴,来自中国的投资和人力资源是俄最紧缺的资源,可以增援俄罗斯急剧下滑的国力,为俄经济提供生命线,削弱西方制裁的冲击,中俄经济合作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战略互信深化了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发展战略的对接对中国和俄罗斯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有助于加强双方在高科技、交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特别是推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这也是在促进欧亚地区一体化方面迈出的关键步伐。

  这两大发展战略的对接同时还将给亚洲、欧亚地区乃至欧洲带来发展机遇。他指出,俄中秉持开放的伙伴关系,但美欧在讨论TTIP和TPP时排除了中俄。

  正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独特结合,为亚欧从历史沉睡中觉醒创造了一个机遇;正是中俄的战略结合,让丝绸之路的历史遗产迎来契机获得新生。

  俄罗斯期待着“让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互相渗透并整合”成为“大欧亚”,使之承载起一个“稳定、发展、安全的俄罗斯和中国的周边地区”,一个巨大的自由贸易区。俄罗斯认为,他们顶住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压力,为中国顶出国际空间,中国也应顶住美国压力,为俄争取更多时间。

  俄罗斯担心中国在美俄之间玩平衡。俄罗斯也不会把全部希望都押在中国身上,远东的商机不只是面向中国的,普京想与所有国家——美国、欧洲国家、亚洲国家进行合作,首先是那些“想和我们合作的国家”。他任命内务军司令担任远东的全权代表,加强该地区的安全保卫并不是无的放矢。

  但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作为主力参与远东开发,将会带动东北亚格局的变化,进而对太平洋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战略态势产生深刻影响。最后,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断升级对抗态势,俄罗斯毫不示弱。

  俄视北约为主要威胁,明确了西方煽动俄内部势力的新型对抗方式,俄罗斯要以更具进攻性的军事手段来应对威胁,包括“核威慑战略”与“非核遏制”新概念,增加军费,抵近侦察,大规模军演,

  研制最新的可战胜任何反导系统的“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导弹,年内新增40枚洲际弹道导弹,并将在克里米亚部署核轰炸机,组建空天军,着手建设新一代特种地面太空监视系统,应对美国太空威胁和全球快速打击。俄新版海洋学说与新版军事学说一样,充分体现了俄面临的现实威胁和挑战。

  它警告北约扩张,决心加快重构黑海部署,重点强化大西洋和北极战力,俄将推进与中国在太平洋的合作列为俄海洋政策的首要任务。

  中俄作为安全伙伴展开了密切合作,继地中海联合军演之后,两国又于8月20日至28日在日本海等海空域举行代号为“海上联合-2015”联合军演,演习科目除了联合防空、联合反潜、联合反舰、联合防御之外,还包括联合登陆演练。俄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近期宣称,俄中计划“明年在南海举行海上联合演习”。这是对美日的牵制和反制。

  2015年10月初普京看准时机,组成俄罗斯、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四国反恐联盟,在中东战略方向开辟俄美角力新战场,把俄美较量延伸和转移到叙利亚,用俄式“混合战争”组合拳打翻了美国苦心经营的多米诺骨牌。

  有效的军事打击既打击了恐怖主义的命门,又困住了美国的手脚,令美式反恐陷入尴尬境地,26枚俄巡航导弹是在与美特殊对话,向华盛顿传递强烈信号,同时又不断抛出公正合理的建议,令美国难以招架。俄用军事实力和谋略换取外交和政治优势,塑造主动战略态势和大国地位,陷美国中东战略于进退两难之中,中东格局或面临重新洗牌。

  俄罗斯专家认为,美国将普京推向中国怀抱也就意味着美国地缘政治家噩梦的开始。日本媒体也认为,自从乌克兰危机开始以来,全球地缘政治版图就发生了清晰的转变。但俄罗斯并未改变防御为主的军事思想内核,与美国的经济、安全、军事合作甚至高层交往也并没有完全中断。

  2015年7月15日奥巴马在与普京通电话时赞扬普京在达成伊朗核协议方面发挥的作用,并表示,美俄关系自冷战以来经历的最严重危机现在可能有了进一步缓和的“开端”。两人在联合国会谈中同意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叙利亚危机,承诺共同打击“伊斯兰国”。

  俄罗斯以攻为守,在叙利亚动武,也有从乌克兰危机及制裁中突围之意。克里姆林宫认为,尽管俄美两国存在分歧,但俄美关系仍是国际稳定和安全事务中最关键的因素。普京声明愿与西方在反恐、乌克兰局势和经济问题上展开对话,俄不寻求与他国对抗,但会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

  虽然双方战略对峙的氛围已经形成,军事较量的色彩渐浓,不过西方对俄也主要是经济制裁和外交博弈,双方都无意动武。

  俄罗斯学者和媒体对于中美俄战略关系的基本判断是,中美关系相当复杂,看不到出现改善的苗头,美国的两国集团(G2)概念遭拒绝,走上了遏制的老路,奥巴马重启美俄关系想把俄罗斯纳入反华阵营,因此,“美拉中国御俄”不现实。中俄积极合作,但也不会打造反西方的军事联盟。

  目前,无论美国、中国还是俄罗斯,似乎都没有做好构建新世界秩序的准备,所有三方事实上皆处于观望状态。

  总之,从中美俄(苏)大三角战略关系的发展演变来看,历史常常形似而实不同。在冷战时期的战略大三角关系中,美苏争霸,苏联具有结构性劣势,且在战略大三角关系中铸成大错,对中国先拉后推,而美国充分发挥其独特优势,

  并做出正确战略判断,形成中美1+1的战略优势,中国是小而独立的力量,在战略大三角关系中有一定主动性,抓住战略机遇,及时调整战略,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战略威胁,中美取得成功。

  在目前的战略大三角关系中,美国视中俄为战略威胁,把中俄推到一起。在俄美地缘政治博弈中,俄罗斯在欧洲的战略空间被大大压缩,被迫西抗东联,与美国博弈、对抗而不失控,联合中国、借力中国而不失独立性,俄美关系中短期内难以实现重大突破。

  中美关系并非争霸关系,是顺潮流之王道与逆潮流之霸道的竞争关系,博弈主要转向国际规则、制度和秩序的竞争,中国具有本质性优势以及中俄1+1的战略优势。美国要不落下风,继续扮演全球领导角色,唯有走出大国零和博弈的历史误区,培育与中俄的建设性合作,推进平衡的大三角战略合作关系,聚焦全球及区域治理,将其领导力转化为持续吸引力。

  按照布热津斯基的看法,美国“若能及时坚决推行国家改革并调整战略远景,那么美国仍然可以在很长的时期里保持全球领导地位。”但更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不论国内不景气还是国外持续失败,都将逐渐消耗美国的活力”,“美国继续担任全球领导者的能力都会逐步地甚至终结性地衰落”。

  从历史大趋势及战略力量对比走势来看,优势自然不在美国一边。从战略走向上看同样如此,中美俄正在走向不同的战略时刻,灵活性大相径庭:

  中国正走向西进时刻,或亚欧时刻,呈主动性,美俄都企图寻求中国支持来打破平衡;美国正走向亚洲时刻,或焦虑时刻,呈被动性,陷入系统性战略竞争;俄罗斯正走向东进时刻,或被逼迫时刻,呈主动、被动双重性,但战略指向是单向性的。

  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凯南俄国问题高级研究所所长马修·罗詹斯基指出,中美俄关系有三个基本走向:达成某种程度的相互和解、不信任的壁垒依然很高、“新冷战”。

  他认为,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既有全球混乱又有新的分界线,至少持续到不断升级的挑战和危机迫使这些大国找到更具合作性的道路为止。上述战略态势的发展不仅将决定中美俄大三角战略关系的走向,还将决定三大国的历史归宿。

发布时间:2016年02月05日 来源时间:2016年0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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