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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阴影下的相对收益:基于中美贸易战的调查实验

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已有 134人浏览 放大  缩小

作者:杨承风,埃默里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郭全铠,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

编译:穆若彤(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人民大学PPE)

来源:Yeung, E., & Quek, K. (2022). Relative Gains in the Shadow of a Trade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25. doi:10.1017/S0020818322000030


摘要

本文通过中美贸易战期间的一项原始调查实验,研究相对收益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贸易偏好。研究结果表明,在双赢的情况下,相对收益会影响贸易观点:如果双方都有收益,则会希望获得比贸易伙伴更多的收益。然而,在存在输赢的情况下,这些考虑就被抵消了。对相对收益的考虑会对贸易观点产生因果上的影响,但在“以邻为壑”(beggar-thy-neighbor)甚至“以敌为壑”(beggar-thy-rival)的情况下则不会。这些发现有助于理解相对收益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并为此提供了实验证据,证明相对收益的考虑可以被国际贸易中的涉他偏好(other-regarding preferences)抵消。

编译

基于相对收益的考虑是贸易领域中政治修辞的重要特征。国际贸易的存在理由在于使所有参与贸易的国家实现互利互惠,但政治家和公众似乎愈发着眼于战胜贸易伙伴,而不是专注于从贸易中获得的绝对收益。相对收益的考虑也是引发中美贸易战的重要原因,正如特朗普等政客用“赢”或“输”来强调美国相对于中国的表现。虽然互利互惠是国际贸易的核心,但相对利益在贸易政治中的位置已变得突出。

尽管如此,很少有研究对相对收益的考虑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贸易偏好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本文通过中美贸易战期间的一项原始调查实验,研究相对收益如何影响贸易偏好。研究结果发现,相对收益的考虑可以影响贸易偏好,但如果贸易政策涉及存在输赢的情况,这种考虑也可以被涉他考虑抵消。此外,对研究调查的开放式回答的分析也使这一结论更加稳健。

01 贸易偏好与相对收益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观点认为,个体的贸易偏好在多数情况下受自身经济利益的引导。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 model)表明,自由贸易将增加(或减少)相对外国而言充裕(或稀缺)的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该模型预测,贸易偏好是由国家的要素禀赋决定的,许多研究都为这一预测提供了证据。另一方面,李嘉图-维纳模型(Ricardo–Viner model)预测,处于出口导向(或进口导向)部门中的人将支持(或反对)自由贸易。这一预测获得了相关研究提供的实证支撑,并且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一同得到了支持。然而,也有大量研究表明,个体的直接物质利益并不是引导贸易偏好的唯一要素。

特别地,主流的新现实主义学者会预测,贸易偏好会受到相对收益考虑的影响。这是因为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普遍不安全导致各国不仅担心自己的福利(绝对收益),还担心自己与其他国家相比的福利(相对收益)。一个国家的相对实力和影响力取决于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这使得相对收益比绝对收益更重要。而鉴于各国对相对收益的追求,国际合作可能会成为一场零和(或接近零和的)博弈。

相对收益考虑意味着“各国将其绝对收益与其他国家的绝对收益进行比较”,因此,从相对收益的角度来看,本国收益大于贸易伙伴收益的双赢贸易政策比外国收益大于本国收益的双赢政策更可取。与此同时,即使本国的绝对收益保持不变,以贸易伙伴的收益为代价而获得本国收益的输赢贸易政策(win-lose trade policy)仍优于双赢政策。

过往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双赢贸易政策下相对收益的作用,这些研究潜在的预期是,当贸易政策涉及到输赢并存的情况时,相似的逻辑同样适用:只要国家站在了获胜的一方,个人就会支持输赢贸易政策。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是,本文认为,输赢贸易政策的特点不仅在于其相对收益的影响,还在于其他相关的后果。这两者并不相互排斥,一项输赢贸易政策被实施时,可能同时引发相对收益和其他相关后果的考虑。相对收益的考虑也可能会被其他关于人类行为特征的考虑抵消。

已有研究表明,人类有着相对收益以外的其他相关社会偏好。本文认为,这种社会偏好也可以延伸到外国公民身上:人们希望自己和他们的国民群体获得收益,但他们不希望以直接牺牲他人为代价。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其他考虑因素可以与个人贸易优惠中的相对收益考虑相互作用。考虑一种以牺牲外国经济为代价而有利于国内经济的贸易政策:如果相对收益考虑比较强,而社会偏好比较弱,那么国内公民可能会支持这一政策;然而,如果社会偏好较强,而相对收益考虑较弱,国内公民可能会反对。此时,相对收益在塑造公众贸易观点方面的相关性取决于涉他偏好的存在情况与显著性。

02 实验设计

作者于2018年8月在美国通过亚马逊公司的“土耳其机器人”网站(Amazon Mechanical Turk)进行了一项全国性调查。受访者被随机分配到八个实验组中,这些实验组向受访者展示了不同的简介。同时,作者通过在有序概率回归中控制不同的人口统计学和态度变量集,对实验结果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除此之外,作者复制了调查结果,对调查数据进行重新评估,以匹配年龄、性别、教育和政党认同方面的人口基准。在这些稳健性检查中,本文的主要结论都保持不变。

图1 实验设计

实验从美国提议[取消/施加]对[中国/X国]的进口限制场景开始。“取消”情景中的受访者被告知,取消进口限制将增加美国公民的福利和[中国/X国]公民的福利——这是一项双赢的贸易政策。这些受访者中有一半随后被给予了额外的背景介绍,称[中国/X国]公民享受的收益将远远大于美国公民享受的收益;其他人没有得到额外介绍。这一额外的介绍将相对收益归因于外国。如果相对收益会影响贸易偏好,那么当受访者被给予额外的背景介绍后,支持取消[中国/X国]的进口限制的人数会减少,这直接测试了相对收益对贸易观点的影响。

“施加”情景中则采取相似的实验逻辑。如果在确定贸易偏好时,相对收益考虑相对于其他考虑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被给予额外的背景介绍后,受访者会更支持对[中国/X国]施加进口限制。然而,如果其他考虑因素占据主导,限制政策就会不那么受支持。

本文基于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提出预期,在“取消”情景中,相对收益考虑占主导地位;而在“施加”情景中,涉他考虑占主导地位。出现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是人类天生就需要积极的自我形象,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这是人类的“主要动机”。为了维护积极的自我形象,人类会避免给其他人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涉他考虑会在输赢的情况下更加突出。

同时,文章提出,实验设计的五个细节是值得注意的:

1. 基于进口限制的调查工具经常用于贸易观点研究,控制公民(而非国家或政府)福利收益或损失的调查工具在贸易观点研究中也很常见。

2. 中国在探索相对收益相关性的问题上是非常有效的案例,因为其不受大多数美国人的青睐,尤其在中美贸易战期间。因此,与“X国”相比,中国提供了一个较难检验相对收益和涉他偏好之间相互作用的案例。

3.本文还使用X国作为假设的贸易伙伴,用以研究相对收益和其他考虑因素在贸易观点中如何相互作用,而这一过程并不受贸易伙伴身份的影响。将X国纳入实验设计中,可以进一步测试研究发现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中国和贸易战来说是敏感的。

4. 在“取消”情景的对照组中,实验没有规定两组公民的福利收益是相等的。因为贸易中的平等收益与 “公平”和“平等”的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而这些概念也会影响贸易偏好。

5.“施加”情景的双赢福利影响并没有被包括在实验设计内,因为这违背了实施进口限制将为两国带来收益的经济理论;同样,“取消”情景中的输赢福利影响也没有被包括在内,因为这违背了取消进口限制将给贸易伙伴造成损失的经济理论。

阅读这些介绍之后,受访者被问及他们对给定贸易政策的支持程度,程度等级从0分(“强烈反对”)到6分(“强烈赞成”),并且提供了开放式回答来解释他们的偏好。

03 实验结果

为了测试相对收益因素是否会影响贸易偏好,本文比较了随机分配到“取消”情景(双赢贸易政策)的实验组。在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情况下,当受访者得知中国的收益将超过美国的收益时(p=0.0004,n=435),他们对该政策的支持度在七分制上下降了0.71;在与X国进行贸易的情况下,支持率也会下降,但下降幅度不大,仅为0.29(p=0.0828,n=415)。这些结果表明,在双赢的情况下,相对收益可以影响贸易观点:如果双方都在获得收益,人们希望获得比贸易伙伴更多的收益。当贸易伙伴是中国时,对相对收益的考虑尤为突出。

表1 取消进口限制后各组间的平均实验效果

随后,文章比较了随机分配到“施加”情景(输赢贸易政策)的实验组。如果对相对收益的考虑占主导地位,那么在引入额外的背景介绍(美国的相对收益更大)时,对该政策的支持应该会增加。但事实并非如此。当贸易伙伴是X国时,受访者对该政策的支持度在七分制量表上下降了0.80(p=0.0001,n=445),即使贸易伙伴是中国(p=0.0057,n=438),这一下降幅度仍然很大,达到了0.57。

表2 施加进口限制后各组间的平均实验效果

这些结果表明,贸易中的涉他偏好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很重要。即使在贸易战加剧了外国竞争的背景下,社会性考虑与贸易观点仍然具有相关性。相对收益的考虑可以影响贸易观点,但如果贸易政策呈现出一种损害贸易伙伴的输赢局面,相对收益的因素也可以被抵消。

根据实验结果,当贸易伙伴是中国时,相对收益考虑更强,社会考虑更弱。作者由此推断出,从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受访者处会观察到一个更清晰的模式。因此,作者以民族主义者(即那些可能持有更强烈反华情绪的人)与非民族主义者为标准对样本进行了分组研究。证据表明,在民族主义者中,当贸易伙伴是中国而不是X国时,对相对收益的考虑尤其突出。

图2 取消进口限制的支持率(以民族主义为划分标准)

图3 施加进口限制的支持率(以民族主义为划分标准)

04 哪些形式的涉他偏好在起作用?

实验结果表明,社会偏好会影响人们对贸易的看法。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利他主义(altruism)和有利的不平等厌恶(advantageous inequality aversion)与实验结果最为相关。为了追踪这两个因素与贸易观点的相关性,作者研究了输赢情景下受试者的开放式回答。通过关注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被调查者是否表达了其他关注点、表达的频率以及这些其他关注点的内容,文章认为,由实验直接控制的相对收益考虑可以被受访者的涉他偏好抵消,而这些偏好是从数据中推断出来的。

作者使用两阶段方法(two-stage approach)分析开放式回答。首先,将受试者的回答分为四组:(a)表现出涉他偏好的,(b)表现出自利偏好的,(c)提出对报复的担忧的以及(d)可以解释但不属于任何其他类别的。第二,将表现出涉他偏好的回答分类为:利他主义/共情,平等/公平,世界主义以及其他。

第一阶段的分析表明,在输赢的情况下,个人的贸易态度受到涉他偏好的影响。当被告知外国损失大于本国收益时,一方面,受访者更有可能根据涉他偏好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受访者不太可能根据自利偏好来解释观点。如果贸易伙伴是中国,当引入额外背景介绍时,涉他偏好回答的比例上升了16个百分点(p=0.0011,n=388),而自利回答的比例下降了相同的百分点(p=0.0017,n=388)。当贸易伙伴是X国时,实验呈现出的模式几乎相同。

图4 在输赢情况下按检验条件对开放式回答进行编码

第二阶段分析表明,利他主义和不平等厌恶是在输赢情景中表达的涉他偏好的最相关形式。在开放性回答中表达了涉他偏好的受访者大多明确表示,他们不想伤害外国公民,或者不想让外国公民受苦。对一些受访者来说,平等和公平也很重要。少数人将自己视为全球公民,因此认为贸易协议的达成应该同时考虑到外国福利。

图5 在输赢情况下按检验条件对涉他偏好的回答进行分类

05 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双赢的情况下,相对收益会影响贸易观点:如果双方都有收益,则会希望获得比贸易伙伴更多的收益。然而,在存在输赢的情况下,这些考虑就被抵消了。对相对收益的考虑会对贸易观点产生因果上的影响,但在“以邻为壑”甚至“以敌为壑”的情况下则不会。这不仅适用于贸易伙伴为一般意义上的某个国家的情况,也适用于贸易伙伴为中国的特殊情况。

本文从四个方面推动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首先,这一研究实验性地调查了贸易中的相对收益和涉他偏好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其次,研究发现为相对收益和贸易观点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直接证据;第三,这些发现扩展了对社会偏好和贸易观点之间关系的理解;最后,通过表明国家层面的相对收益信念可以影响个人层面的贸易观点,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了贸易偏好也受社会取向动机引导的观点。

与此同时,文章指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由于本文的实验只针对美国公民,因此调查不同国家的相对收益和涉他偏好是否存在差异将是有益的;由于实验强调的是贸易对公民的影响,而不是对国家本身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能对一个以国家为重点的框架是否会导致不同的影响结果进行探索;此外,本文没有涵盖双边贸易可能产生的所有福利影响,因此仍需对国内收益超过贸易伙伴收益或国内损失超过贸易伙伴收益这两种不对称贸易利益情况展开研究;最后,贸易只是引发相对收益考虑的多种国际互动形式之一,未来的研究应当关注相对收益的认知如何影响公众对国际贸易以外问题的偏好。

发布时间:2022年06月05日 来源时间:2022年06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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