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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帝国主义的另一个名字?

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已有 123人浏览 放大  缩小

作者:Inderjeet Parmar,伦敦大学城市学院国际政治教授,他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过去100年英美外交政策精英的历史、政治和社会学,具体体现在慈善基金会、智库、政策研究机构、大学外交事务机构和国家机构等组织。

编译:朱忻博(国政学人编译员,爱丁堡大学国际关系硕士)

来源:Parmar, I. (2018). The US-led liberal order: imperialism by another name?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 94(1), 151–172. https://doi.org/10.1093/ia/iix240


导读

近年来,不难注意到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O)正面临着严重挑战。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角出发,采用了一个综合考茨基“超帝国主义”和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框架,试图剖析二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的本质。作者通过一些历史和现实案例,重新审视作为LIO理论基础的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并将其与考茨基-葛兰西式理论框架做对比,指出自由国际主义不是对现有秩序的描述或理论解释,而是为统治精英阶级服务的正当化的意识形态。

通过考茨基-葛兰西式框架分析,作者指出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并非自由国际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美好/善意,LIO实际上是等级制、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究其根源,该秩序是由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精英建立的,并得到了英国精英的大力支持,本质上是为了在二战后维持几个世纪来由西方各国的殖民和半殖民统治建立起的全球等级制度。正如作者所说,LIO是一种以阶级为基础的精英霸权——在美国的国内和国际关系中深深地嵌入了种族主义和殖民/帝国主义假设。在美国精英阶层的潜意识中,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优越性根深蒂固,这也构成了美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及其外交政策的基础。

LIO的本质在其构建之时就深有体现,美国当年对朝鲜的分裂和在韩国建立初期对其独裁政府的大力支持,无不违背了其一向标榜的价值观原则。作者指出,实质上,韩国人被当成了一个“落后的”民族,只有经过大幅度的文化转型,才能融入美国主导的“先进的”文明和现代化国际社会。当然,随着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该秩序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挑战。美国的应对是构建一个全球的精英阶层网络,通过强制、吸引和社会化相结合的方式将新兴的精英阶层纳入自由秩序中。但也正因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全球等级制更加强化。由于LIO精英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特性,其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都造成了问题,如美国内部“被遗弃”的白人工人/中产阶级,以及受不平等对待的全球南方。近期的政治现实表明,不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国际上,对LIO的不满和挑战都在加剧,但以精英阶层为基础的LIO能否走向真正地拥抱大众值得怀疑。本文从阶级视角出发,对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进行了有力批判,对西方精英潜意识中的优越感及其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本质进行了揭露,在研究国际秩序时,这种源于马克思主义的考茨基-葛兰西式的研究方法,往往能发现自由主义、现实主义等忽视的问题,值得思考借鉴。

摘要

本文认为,1945年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需要真正拥抱民族-种族多样性,减少基于阶级的不平等。然而,由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核心基础原则和主要支撑理论(自由国际主义)是欧洲中心主义、精英主义且抵制变革的,这造成了问题。这些核心原则是潜意识的种族主义、精英主义和帝国主义。它们根植于1945年后的国际机构、精英思维,以及美国外交政策建制派的机构中,这些机构正寻求使新兴国家的精英心甘情愿地被纳入美国主导的秩序。作为例证,本文研究了一些美国主导体系的例子:战时精英规划全球领导地位;1945年至1953年联合国在朝鲜(Korea)的作用,它是建立韩国(South Korea)并将其纳入美国主导的秩序的主要工具;以及过去几十年在中国开展的几项与美国政府有关的项目,包括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本文将历史和当代的证据与自由国际主义者的主张,以及基于卡尔·考茨基和安东尼奥·葛兰西霸权理论思想的“超帝国主义”著作中隐含的主张进行了比较。文章的结论是,美国主导的秩序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强制、吸引和社会化相结合的方式将精英阶层纳入其中,而不是拥抱多样性,走向大众层面的真正变革。因此,我们可以预料到未来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危机会加深。

编译

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简称LIO)至少正处在过渡阶段,如果不是处于危机中的话。本文旨在厘清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目前的矛盾,并特别关注支撑该体系的学术“理论”(自由国际主义)。本文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自由国际主义是否是一种正当化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对现有秩序的描述或理论解释?继而,作者以几个具体的子问题来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谁建立了这个秩序?理论和实践上的基本原则是什么?自1945年以来,国际秩序的领导层是如何应对内部变化的?

本文通过研究美国及其盟国精英领导层在关键时刻的实际行动来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通过探索韩国国家的创建来概念化和建立秩序;其次,审视对变革和挑战的管理,特别是当中国(重新)崛起为一个大国的时候。主要的自由国际主义者声称这两种情况都是LIO成功的重要例子。因此,对这些情况进行一些详细的研究,使我们能够将自由国际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政策制定者所陈述的目标——与历史和当代证据进行比较。

总体来说,自由国际主义的思想/理论实际上是(尽管它的支持者是无意识的)一种正当化的意识形态,而不是理解LIO实际工作方式的有效解释框架。本文采用的葛兰西-考茨基式(Gramscian-Kautskyian)框架则认为,LIO是一种以阶级为基础的精英霸权——在美国的国内和国际关系中深深地嵌入了明确和含蓄的种族主义和殖民/帝国主义假设。在美国国内,这一分析有助于部分解释“被遗弃”的白人劳工/中产阶级现象,包括富裕但对经济感到焦虑的选民,他们在右翼的突出地位自上世纪80年代的里根革命以来改变了美国政治。在对外政策方面,上述分析有助于解释美国欣然接受一种更加多元化的国际秩序的难度(或许是不可能的),以及这种接受的特点。

01 自由国际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实践

自由国际主义是一种理解、解释、正当化和实践国际政治的模糊的、多层面的方法。它一方面是作为国际关系学中教授的实证理论,源自于自由主义在国际事务中的应用,解释了主要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如何运作。它也是一种规范的世界观,被它的一些支持者用来表明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可能如何、以及经常如何运作。因此,自由国际主义也是一套政策、制度和既定实践。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种理论,自由国际主义包含了民主价值观,经济相互依存,以及作为合作框架的国际机构以解决全球危机和问题并广泛促进普遍福利。在全球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历史浪潮中,美国主导的秩序声称其反对殖民统治,支持民族和个人权利,它以一种基于普世原则(适用于有着不同种族、肤色和历史的所有人)的新体系,来作为帝国的延续。

本文认为自由国际主义理论起到了使意识形态正当化的作用,它证明了(国际秩序)现状的合理性。尽管自由国际主义在学术界和国际关系界都是作为一种关于事物实际情况的实证理论,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但本文指出该理论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因为它忽略了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实际运作中的关键因素。自由国际主义缺少的是对国内权力不平等的任何承认(比如那些基于阶级和种族的不平等),它对(民主)精英主义的广泛依附,以及它在国际上的等级制,特别是对全球南方。

自由国际主义的核心思想(法治,西方思想的优越性,一个基于规则的对所有人开放的制度秩序),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的政治和学术精英中,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建制派的核心。基于此,一个广泛共识被达成:1945年后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无论其弱点如何,都通过传播繁荣和维护和平为世界服务。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美国是一个全面运作的民主国家,但却忽视了种族化、阶级化的精英阶层的事实。自由国际主义者忽略了国内外秩序的阶级、性别和种族基础,他们还忽略了暴力和战争在建立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促成了北约的成立,德国的重整军备,与日本的安全联盟,以及美国的军工联合体)。

实际上,所谓善意的(benign)自由国际主义是“帝国国际主义”——试图维持几个世纪来由殖民和半殖民统治建立起的对现在被称为全球南方的全球等级制度。在建立和维持自由秩序的框架中,“软”过程是必要的,虽然暴力是重要的手段,但其无论何时何地,都与非暴力的精英社会化和联盟建设进程相联系。自由主义的霸权是一种包含“国家-社会综合体”的说服和胁迫的结合。葛兰西学派的观点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大国在国内和国外都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无论是在私人领域、公共领域还是国家-私人领域,它们最终追求的是统治阶级和精英的利益。自由主义却将其视为相对温和、政治中立或民主/人民主权的代表。

02 批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理论基础:葛兰西和考茨基

考茨基在二十世纪早期提出了“超帝国主义”(ultra-imperialism),其是指国家统治阶级倾向于形成以阶级为基础的国际联盟,共同开发世界资源,这促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而非冲突。这一概念适用于1945年后的LIO时代,该时代由美国的霸权和嵌入西方大国的有影响力的机构网络(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七国集团等)所支撑,美国通过LIO及其多边组织行使权力,这完美地体现了超帝国主义。

考茨基可以帮助我们从两个方面理解LIO:第一,他提出,尽管出现了不可避免的紧张局势,但大国之间的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其原因与自由国际主义关于相互依赖的平等主义和善意思想所暗示的原因完全不同。第二,大国为了在国内外提升自己的势力,倾向于同已经拥有实力的外国精英建立联盟,或者更进一步,同可能被培养出来的新生精英建立联盟。这一分析挑战了列宁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国际秩序的概念:这个体系是帝国主义的,但不一定注定要永远发动战争,也不是善意的自由主义。它是国际“高”(阶级)政治——基于不稳定的社会和政治基础,为了共同且狭隘的自身利益合作。

03 为战后美国主导的秩序进行战时规划

自由国际主义者将1939年至1945年美国精英对战后秩序的规划活动视为善意的。但实际上,美国的战时规划首先是由一种全球帝国式领导的愿景驱动的,这种领导由美国精英行使,并得到英国统治精英的大力支持。其目的是,与英国的精英们合作,通过恢复破碎的殖民贸易、经济和金融联系等方式来复兴欧洲大国。联合国被设想为美国帝国国际主义的一个关键国际机构,至少在其成立之初是这样的——而且,正如联合国在韩国的形成中扮演的角色所显示的那样,它仍然是美国今天在那个国家所扮演角色的官方基础。

3.1 联合国和朝鲜

美国分裂朝鲜的方式(包括军事占领、建立韩国和维持分裂的战争)对明晰超级大国试图建立的世界新秩序有重大意义,因为其实际行为与公开声明的主张是相反的。可观察到的美国的行为远远不符合人权原则、平民权利以及国内和国际法的规则和正当程序。韩国统治精英的建立和巩固,以及其在公民社会中有限但重要的基础——包括重要朋友和友好批评者——削弱了自由主义的解释,支持葛兰西-考茨基的观点。

美国在朝鲜的行动是在联合国的名义下执行的,但联合国在行动中几乎没有发言权。韩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建立也是由于美国对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施加了极端压力,而该委员会是由联合国授权在整个朝鲜(包括朝鲜和韩国)举行全国选举的。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军事暴力被描述为“军事东方主义”。军事东方主义延长了战争,增加了伤亡,它还阻止达成一项关于归还战俘的协定,从而成为结束敌对行动的主要障碍。因为这场战争被定义为种族和文化之间的战争,自由和奴隶制之间的战争,野蛮和法治之间的战争,杜鲁门和其军事指挥官都想让亚洲人为他们的抵抗付出代价。1953年停战后,美国通过持续提供高水平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帮助韩国建立了一个专制的国家,维持了李承晚领导的独裁政权。与对警察和军事机构慷慨的援助相比,韩国的社会基础则是建立在有限的精英民主(或一个“自由”的领导层)上:一个半集权的公民社会中的现代化精英,作为政权的友好批评者或重要朋友在体制内工作。

种族和种族主义是构建美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及其外交政策的基础。韩国人被美国视为一个落后的民族,依赖他人,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文化转型,以使他们准备好进入现代化和文明。这种态度在军事领导层和“亚洲研究”项目中根深蒂固,这些项目旨在帮助美国人理解“亚洲人的思想”,为美国的文明使命做好准备。美国人持这样一个信条:盎格鲁-撒克逊人作为和平的建设者、全球资本主义环境的确立者、国际秩序的建立者,拥有着优越性。在冷战时期这个信条演变为了现代化理论,它要求维护精英和精英网络,以塑造推行西式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的领导层。

3.2 中国崛起

自由主义者反对现实主义者关于“崛起国”和“衰落国”之间会发生不可避免的军事冲突的预测,并认为中美冲突可以通过“遏制”的双重战略来避免,这种战略通过安全联盟和外交、商业等多方面的融合来实现。从根本上说,这一战略似乎是让中国成为美国主导的秩序的另一个支柱。然而,自由主义的方法再次忽略了社会等级制和不平等的特征,其在实践中赞扬精英与精英之间的合作,以维持一个表面上稳定但不平等的制度。

中美两国关系的核心似乎是与各自国家关系密切的强大的精英知识网络,这促进了两国上世纪70年代之后的和解,并帮助促进了中国社会关键领域的转型。正是对全球市场和美国规则体系的依赖使这种转变得以实现。此外,美国机构还想要在中国建立“公民社会”,尽管其进展比经济领域要慢很多,其中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机构提供了超过5亿美元的资金。本文认为,实际上,中国的稳定发展关系到美国的切身利益(至少在特朗普上台前)。

04 结论

(英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价值观、利益和制度,以及对该秩序相应的重要但非根本的调整和修正,是其当前危机(至少是挑战)的根源。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领导层的心态和权力结构是由等级制、帝国主义和种族-文明式的思维方式构建的,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潜意识的。美国与英国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建立了一个“竞争合作”联盟来维持自由秩序。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美国精英们发生了什么变化,那些潜在的、主要是潜意识的价值在决策方面仍然很重要。

自由国际主义作为一种对世界秩序的“理论”或方法,省略并回避了等级制、种族和阶级的问题,就像它对美国民主的大致理解一样,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部分——国际和国内权力的动态。由于这种忽略,本文认为自由国际主义是美国统治精英的一种正当化的意识形态。LIO更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等级制和不平等的系统,一个“种族-文明”现象。这意味着该体系及其领导层还不能理解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包含了在某种接近平等的基础上的广大民众——国内的公民,更不用说全球南方的非西方民族(甚至是他们的精英)。葛兰西-考茨基式分析结合了对国内和国际基于阶级的帝国主义霸权的综合考虑,并很好地解释了现有秩序。在理论上它也提供了一条出路,给出了评估统治精英走向平等主义的可能性的方法。

发布时间:2022年05月04日 来源时间:2022年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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