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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一丹 | 沦陷北平:日常生活与道德焦虑

作者:袁一丹   来源:一席  已有 343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袁一丹,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我不仅是把它当成一个历史课题,而是与我们当下的处境和焦虑有关。

我是袁一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沦陷北平。

所谓沦陷北平,是指1937到1945年间,处于日本军事占领状态下的北京。我关心的是,因为各种各样原因被困在沦陷区的人,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百姓,他们真实的生活感受。

我们今天当然知道抗战八年取得胜利,北平沦陷八年之久。但对于历史当事人来说,他们并不知道抗战什么时候结束,中国能否取得最终的胜利。在这种漫长而绝望的等待中,留在沦陷区的人怎么把日子一天天地过下去,如何化解自己的道德焦虑,这是我关心的问题。 对大多数人来说,沦陷北平是一个遥远的历史时空,为了让大家有一种现场感,我想从一张照片谈起。

这是1937年8月日本军队进驻北平城的景象,照片右下方有一辆人力车。人力车是民国时期北京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日常生活的象征。旁边的日本军队,似乎还没有打乱人力车夫的节奏。

战争拉开序幕,生活也不得不继续,这两条平行的轨道必定要发生交集。假如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37年7月,你身处即将沦陷的北平,是选择离开,还是留下来,为什么? 1937年爆发的这场中日战争,究竟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我们先来看《伦敦新闻画报》对卢沟桥事变的报道,题目叫:“躲在雨伞下的中国军队”。这是当时驻守北平的29路军。他们为什么打着雨伞?除了躲避盛夏的骄阳外,主要是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频繁侦察。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一首歌:“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一边是雨伞、大刀,一边是飞机、坦克,这是一场军事实力极不对等的战争。用胡适的话说,一个在科学技术上没有准备好的国家,不得不和一个第一流的军事工业强国进行一场现代战争。

像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当时中日之间在军事实力、科学技术上存在比较大的差距。越了解国际形势,越了解中国的家底,越容易陷入悲观论中。这会影响他们对战争前景的判断,也会影响他们个人的去留选择。 胡适在抗战爆发以后被任命为驻美大使。1937年9月,他写信给留在北平的北大教授,希望他们能在战争期间埋头著述,完成手上的工作。他说“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闲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难”,学者应该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时机,调整心态,闭门著述。 但闭门著述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至少要有一个安全的庇护所,还要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即便满足了这些客观条件,两耳不闻窗外事,真的就能缓解内心的道德焦虑吗?未必如此。

这种道德焦虑从哪里来呢?一方面知识分子的使命不仅是著书立说、传授知识,他们还背负着特殊的道德使命,被看成是一个道德团体;而在士大夫传统的影响下,对知识分子的道德要求,明显要高于对普通民众的道德要求。所以知识分子对自我的道德要求,外界对他们的道德期待,在战争这种非常状况下,就会转化为挥之不去的道德焦虑。

音韵学家罗常培在“七七”事变后没有马上离开北平,他的想法是,既然不能投笔从戎,上战场杀敌,不如用学术工作来镇压自己的悲愤。到了1937年下半年,罗常培还是选择离开北平,一起南下的有李霁野、郑天挺、魏建功。这是他们在南下途中的一张合影,虽然前途未卜,但每个人脸上还是挂着笑。

魏建功临行前写了一首旧体诗,送给留在北平的朋友。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读出他为什么选择离开北平: 敌未受俘俘已献,缁衣墨面等轻尘。边城亘古销忠骨,腹地从来窜懦民。千里久游鱼在镬,一山新聚鹿相亲。可怜落照红楼影,愁绝沙滩泣马神。 沙滩、红楼、马神庙都是老北大的象征。我们重点来看一下“边城亘古销忠骨,腹地从来窜懦民”这两句。“边城”是指北平,“九一八”事变以后,东三省沦陷,北平成为边陲上的危城。魏建功认为,留在北平,要经受更大的道德考验;去大后方,路上虽然辛苦,心情反而是轻松的,因为你不必经受沦陷下的道德考验。 离开北平的这些学者如何辗转南下,成立西南联大弦歌不辍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今天我想讲的是故事的另一面,留在沦陷区的文人学者,他们是怎么撑过这八年的。

这两张照片,一边是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的合影,后面是铁皮屋顶的教室;另一边是伪北大的师生。走在前面的光头老者,是翻译《万叶集》、曾经担任伪北大秘书长的钱稻孙。

西南联大被视为教育史上的奇迹,甚至是战争状态下民族精神的象征。但如何看待沦陷区的大学教育,怎么评判留在沦陷区的文人学者,以及他们在这一时期的学术工作,仍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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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以后,在去留问题上最受外界关注的是北大教授周作人。因为他在华北文坛地位很高,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在思想界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他和日本文化人关系密切,很有可能被拉下水。周作人作为华北文教界的代表人物,他的去留选择,不仅关乎他个人的生命安危,还关系到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荣辱。 这是发表在燕京大学校园刊物上的周作人和胡适的“方外唱和诗”,“方外”的意思是世俗秩序之外。胡适出国后,听说老朋友周作人留在北平,心里很着急,写了一首诗劝他南下。诗写得很含蓄,说自己做了个梦,梦见周作人放弃苦雨斋中的安逸生活,“飘萧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孰重孰轻呢?胡适以为,此时应当一切以国家为前提。

周作人当然很感激胡适的这番好意。他把自己的“苦雨斋”改名为“苦住庵”,表明要在北平“苦住”下去。为什么不南下呢?周作人的理由是,庵里住了好些老小,都要倚靠他过活。他只能关起门来,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行乞。虽然不能离开北平,周作人向胡适承诺,“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这首诗的落款后面盖了一个印:“知惭愧”。这是周作人当时的一种心情。 北大南迁以后,周作人的经济来源有两个,一是给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翻译希腊神话;二是在司徒雷登主持的燕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当时已经有周作人要出山、担任伪北大校长的传言。周作人在这封信的结尾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命中注定只能当个普通教员,无福消受“祭酒司业”也就是大学校长这样的职位。

这封信上盖的印是“冷暖自知”。 导致周作人“落水”——接受伪职的直接原因,是1939年元旦的枪击事件。戏剧性的是,子弹没有打进去,被毛线衫的扣子挡住了。两天后,周作人在八道湾家中拍了这张照片,照片上还可以隐约看到长袍上的弹孔。周作人把这张照片分送给自己的朋友,包括远在美国的胡适,还有翻译他散文的松枝茂夫。

周作人为什么要拍这张照片?他将照片分赠友人,是想对外传递怎样的信息?我想大家不妨和照片中的周作人“对视”两秒,从他的眼神和表情中,你能读出什么。 元旦枪击事件以后,周作人很快接受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一职,随后担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1940年又接任伪教育总署督办。

周作人知道自己会被写进历史当中,他很清楚自己的这些选择意味着什么。如果1939年元旦周作人死在刺客枪下,他会被写入民国史的文苑传或儒林传,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和今天我们所认识的周作人会大不同,至少在现代文学史上,他取得的成就是可以和他的哥哥鲁迅相提并论的。

但周作人躲过了这一枪,幸免于难,随后的一系列行为使他被归入贰臣传的行列,而且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们对历史人物的道德评判,当然有不变的价值尺度,但是不是也受到某些偶然因素的影响。就像白居易这首诗所说:“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可能经不起十分严苛的道德考验。在非常年代,有些人之所以没有留下道德污点,除了自身的道义坚持外,多少还有些运气的成分。可能得到某种客观环境或大人物的庇护;也有可能是这个人名气还不够大,没有受到强大的政治压力或经济诱惑。 战争爆发以后,不仅是周作人这样的知识精英要考虑何去何从的问题,小人物也有类似的苦恼。这是在北京报国寺文化市场“出土”的一套日记,时间跨度从1938年到1943年。作者董毅当时在辅仁大学国文系读书,是一个不太上进、有些贪玩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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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毅羡慕身边有些朋友去了南方,他留在北平的理由是,家庭经济不允许,父母弟妹没人照顾。小人物给自己找的理由和知识精英的自我辩解,可能没有多大的差别。

七七事变前后北平城里的空气如何呢,我们可以随着日本文化人奥野信太郎来感受一下:

他说事变前一天,古城的一切都显得很平静,太阳照常升起,货郎摇着拨浪鼓在胡同里叫卖,黄包车夫在树荫下打盹,卖西瓜的摊贩大声吆喝。城里面似乎看不到战争的阴影,只是一个平常的夏日。 当天晚上,奥野信太郎还听到胡琴的演奏声,像清风似的流淌开来,甚至能闻到姑娘胸前佩戴的茉莉花散发着幽香。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天从卢沟桥那边传来了枪声,很快从一个局部事变演变为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 奥野信太郎是戏迷,在北平城被日军封锁以后,他还去前门外的广和楼听戏,那天听的是富连成社演唱的《牡丹亭》还魂记。剧场外面是沙包筑成的防御工事,是保安队、刺刀;剧场内却还延续着乾隆以来的氛围。兵临城下的现实和《牡丹亭》的梦境完全是割裂的,但这种割裂可能更符合普通人面对战争时的鸵鸟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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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北平沦陷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我想首先是日常生活的危机,生活秩序的动摇,是强烈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感、被排斥感。 这两张照片的镜头都是对准老北京最基本的生活单位:胡同、四合院。一边是上帝视角,从空中俯瞰,几乎看不到具体的人;一边是普通人的视角,日常生活的视角。日常生活的视角,就是从老百姓过日子的角度,从柴米油盐酱醋茶,去理解外敌入侵、军事占领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

首先是被各种的谣言包围,有过分乐观的谣言,认为事变马上就会结束;也有高度恐慌的谣言。朱自清回忆说,警察挨家挨户通知,叫塞严门窗,还得准备些土,拌上尿和葱,用来防备夜里敌人的飞机来放毒气。

谣言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公众舆论,从中能听到民众的心声。谣言本身是不可信的,但背后的民众心理却是真实可信的。无论多么荒诞的谣言也在意料之中,因为滋生谣言的环境,比如说战争,已经把这种荒诞合理化了。 战争来了,它剥夺了日常生活中一些细微的快乐,还一下子斩断了很多人的生计来源。夜深人静的时候,北平的胡同里能听到叫卖硬面饽饽的声音。硬面饽饽是老北京人喜欢的一种夜宵,这种凄婉的叫卖声,经常出现民国文人的北京书写中。

卢沟桥事变以后,北平全城戒严,每天晚上八点以后不准出门。硬面饽饽这种夜游神式的小买卖受到的冲击最大。这些从业者昼伏夜出,太平岁月勉强能养家糊口,一旦爆发战争,实行宵禁,生意做不下去,时间一长就沦为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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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傅仲涛的回忆中,他孤零零地站在西四北大街上,偌大的一个城市,好像只剩下他一个人:朝南一望,无数的电线杆子,好像墓标似的立着,一直矮下去;朝北一望,也是无数的电杆,一直排列下去。

这种荒凉的、像恐怖片里的场景,跟张爱玲亲身经历的香港沦陷十分类似:一辆空电车停在街心,电车外面,是淡淡的太阳;电车里面,也是太阳。这辆被遗弃的电车,象征着被突然按下暂停键的城市,在张爱玲看来,有一种原始的荒凉。 日本政治学家丸山真男提醒我们,从外部看,战争或者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变是一系列戏剧性的打击;但对于生活在那个世界的人来说,只是一步步接受这种变化。每件事、每条新闻,都比上一次更糟,但只是糟一点儿。你已经有了某种心理预期,等着下一次更沉重的打击。幻想到那时候有人会站出来发声,会形成更大规模的反抗。但是,这个历史像有自我意志似的,向着大家都不愿意的,都害怕的,而又已经默默接受的深渊滑去。 军事占领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但沦陷造成的心理阴影,甚至作为一种生活状态却是长时段的。这种非常状态,久而久之会变成一种生活常态,一种波澜不惊的生活常态。这是北平沦陷期间的一张照片,琉璃厂过新年逛庙会的景象。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可能跟大家想象的沦陷区的日常生活不太一样。

在得过且过的日常生活中,国家、主权、占领这些概念,跟老婆、孩子、热炕头相比,并不是触手可及的实物。普通人只有当最基本的生活秩序维持不下去了,自己或家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才会猛然意识到异族支配的存在,意识到战争与我的关系,进而锁定个人和国家主权的关系。 对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祁老太爷来说,日本兵虽说进了城,只要还能操办自己的八十大寿,不妨碍他一家人过日子,就不会产生亡国的意识。只有无法守住自己的生活底线,发现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竟然不顶用了,中秋节竟然没有兔儿爷,才觉得“绝了根”,一切的人和事都十分不对。“沦陷”的概念才有了切肤之痛。

事实上,抗战时期老舍并不在北平,他写作《四世同堂》是根据自己的想象和家人的转述,有的细节并不准确。但是老舍始终牵挂着老北京的兔儿爷。如果说没有兔儿爷意味着市民文化绝了根,那么在沦陷时期,中秋节满大街的兔儿爷又意味着什么?是日常生活的惯性,还是敌人用来粉饰太平的道具? 我把知识阶层的道德困境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放在一起讨论,是受到日本学者鹤见俊辅的启发。他在《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这本书中,既处理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向,又关注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他把民众的日常生活看成精神史的一部分;把日常生活中弱者的抵抗当作一面镜子,反照出知识分子在国家机器面前的软弱和妥协。

鹤见俊辅特别强调家庭妇女在战争中的作用。男性奔赴战场以后,家庭的重担全落到主妇肩上。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依赖城乡之间的黑市交易,家庭主妇通过亲友或邻里关系获取信息,用以物易物的原始方式换取生活必需品。 我一直关注战争中女性的命运。以大家熟悉的林徽因为例,她在南下途中给沈从文写信说,考古的事业已经搁置了,自己是女人,一下子变成糟糠之妻,做饭、洗衣服、教育孩子,每天忙得像走马灯似的团团转。再躲几回警报,生活就太充实了。

这个时候她回忆过去的文艺、理想,就像在北海看彩虹一样,是一种偶然的遭遇。而眼前是什么,只有一堆矛盾、一堆麻烦。

一边是战前与佛像对视、充满灵气的才女;一边是被战争、被颠沛流离的生活改造后的林徽因。我更喜欢后者。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首林徽因不太有名的诗,《微光》:

微光 街上没有光,没有灯,店廊上一角挂有一盏;他和她把他们一家的运命,含糊地,全部交给这黯淡。

街上没有光,没有灯,店窗上,斜角,照着有半盏;阖家大小朴实的脑袋,并排儿,熟睡在土炕上。

外边有雪夜,有泥泞;砂锅里有不够明日的米粮;小屋,静守住这微光,缺乏着生活上需要的各样。

缺的是把干柴,是杯水、麦面;为这吃的喝的,本说不到信仰。生活已然,固定的,单靠气力。在肩臂上边,来支撑那生的胆量。

战争中主妇的责任,就是守护生活中的那一点微光,不被时代的飓风吹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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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前面描述的沦陷区的日常生活经验当中,能不能提炼出一个思想史的命题,推导出一种新的道德观念?

周作人说,道德固然好,但要以生活做背景。不顾人民的生死,空谈道德,是唱高调、说梦话。先要满足人民基本的生活需求,吃饱了,穿暖了,他才有工夫关心别人,想到国家。 周作人很欣赏明末的一个思想家李卓吾。李卓吾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人世间的种种道理,都包含在吃饭穿衣里面。“学者只宜于伦物上识真空,不当于伦物上辨伦物”。学者能否识得仁义,取决于他能不能在百姓日用的千姿百态当中,辨识出人之为人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把仁义作为一个僵硬的客观标准供奉起来。 珍珠港事变后,周作人在《中国的思想问题》这篇文章中说,中国人生活的要求很简单,也很迫切,他想要活下去。这种生存的道德不愿损人利己,也不可能损己利人。有宗教信仰的国民能为追求永生而赴汤蹈火,中国人没有天国信仰,不肯为了抽象的道德而牺牲。什么时候会赴汤蹈火呢?只有感到没有生存的希望,他才会铤而走险。

这些话是周作人说给日本人听的,当时日本想要把中国拉入所谓“大东亚战争”中。

道德不应该脱离生活、不应该忽视人的基本需求,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一个常识。但我们回到战争的特定背景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总体战,是一个国家动员所有的资源来摧毁另一个国家的全面战争。总体战以国家的名义,把每个人都动员起来,它要拆除一个个局部,拆除人和人之间的横向联结,这样才能把人编织到自上而下的动员体系中。

怎样才能把人变成现代战争的工具呢?首先要他放弃自己的思想自由,接管他的精神生活;然后要在最大限度上压抑他的生理需求,把正当的生活需求、精神需求,说成是不必要的,甚至有罪的。因此在现代战争的背景下,强调生存的道德,有它思想史上的反抗性。 此时此刻来讲沦陷北平,我不仅是把它当成一个历史课题,而是与我们当下的处境和焦虑有关。因为关于危机时刻的历史记忆,总是会被另一个类似的危机时刻召唤回来。正如本雅明所说,过去的意象如果没有和现在勾连起来,和自己当下的悲欢发生共鸣,就可能永远沉入遗忘的深渊。

今天我们一起回到沦陷北平,从日常生活出发,思考道德的脆弱性、柔韧性,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现实处境,或许能提供某种历史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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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对于普通人,什么才是切身的历史?

周作人曾经翻译过俄国小说家安特莱夫的一篇短篇小说,叫作《齿痛》,我在2020年疫情初期读到了这篇小说,它击中了我。

故事发生在耶稣被钉上十字架那一天,一个耶稣撒冷的商人突然牙疼,疼得难以忍受。安特莱夫刻意不去正面描写耶稣如何受难,而是专注于这个无名小人物的牙痛。商人的妻子劝他去看耶稣行刑的过程,可以转移注意力,暂时忘记自己的牙痛。商人勃然大怒:“你没有看见我正在受苦吗?”

在牙痛的控制下,商人根本没有心情理会正在发生的历史。我们当然知道耶稣受难是改变世界史的大事件,但在商人看来,不能跟自己的牙痛相提并论。 “齿痛”在安特莱夫笔下是一个隐喻。大历史就在你我面前上演,我们却被突如其来的“牙痛”遮蔽了双眼、麻木了神经。在牙痛的控制下,大历史被我们有意无意地推远,甚至把它看作无关痛痒的闹剧。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牙痛,作为大历史的亲历者,我们到底见证了什么,理解了多少?还是被困在个人的牙痛或小确幸中。我们怎么才能从自己的牙痛中探出头来、哪怕只是短暂地探出头来,试着去感受他人的牙痛;并在牙痛的间隙,努力理解身边或远方正在发生的历史。

正是基于这种困惑,我重新返回沦陷区,去感受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试着理解他们的牙痛。也感谢一席邀请,让我分享自己对沦陷北平的理解,和曾经忍受、困惑过的“牙痛”。

谢谢大家。

发布时间:2022年05月03日 来源时间:2022年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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