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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导致美国贫富差距极端分化

作者:吕昊旻 赵雪情   来源:《世界知识》2022年 第4期  已有 690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贫富差距关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始终是各国政府关注的重点。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为了减少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美国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该政策在为各部门注入巨额流动性、推动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导致收入和财富更多向顶层集中,贫富分化问题愈演愈烈,给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负效应。

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表现

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收入不平等加剧。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普查数据,从1990年到2020年,美国全部住户收入基尼系数(代表收入不平等)从0.43上升至0.49。疫情暴发后,由于从事金融、管理等工作的顶层收入群体工资大幅上涨,底层收入群体工资涨幅相对有限,收入不平等现象愈发严重。根据政策研究机构的调查分析,在美国最大的100家低薪酬公司中,高管(CEO)的平均薪酬在2020年增长了15%至1390万美元,但员工的平均薪酬仅上涨了58美元,至3.05万美元。

二是财富不平等严重加剧。疫情暴发以来,美联储采取的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资产价格暴涨,推动顶层家庭财富总额不断增长,底层家庭由于持有资产的比例较低,财富增长受到限制,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2020年3月至2021年10月,美国亿万富翁的总财富增加了2.07万亿美元,涨幅接近70.2%。截至2021年第三季度,美国收入前1%家庭总资产达到43.94万亿美元,占社会总财富比重上升至历史高位32.1%,而50%底层的家庭财富仅占比2.5%。

疫情进一步加大贫富分化

美国社会贫富的极端分化,与新冠疫情的影响不无关系。

受疫情影响,美国失业率大幅攀升。2020年4月,美国失业率一度高达14.8%,导致以工资和薪酬收入为生活来源的家庭收入情况恶化,年轻工人、妇女和低收入家庭首当其冲。失业率的攀升加剧了居民收入不平等。

从行业结构看,疫情加剧了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低收入群体的行业的失业率。根据美国劳工部数据,2020年6月,休闲酒店业、采矿业、其他服务业、运输及公用事业、批发零售业的失业率分别飙升至28.9%、17.8%、14.5%、12.9%、11.2%,随后缓慢降低,但仍高于其他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必须依赖接触性劳动提供服务,因此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相反,资本密集型行业,例如像高收入群体聚集的金融业、专业和商业服务业,失业率波动最小。

从薪酬结构来看,疫情导致薪酬结构失衡严重,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愈发凸显。与疫情前(2020年3月)相比,疫情后(2021年7月)美国非农企业全部员工名义平均周薪上涨3.1%,同期CPI(消费物价指数)涨幅约为6.0%,非农企业员工实际平均周薪反而下降约3%。而美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平均周薪甚至显著低于非农就业总体平均水平。特别是,休闲酒店业、其他服务业、贸易运输及公用事业的平均周薪仅为760.6美元(2021年7月),而同期非农就业人群平均周薪为1186.8美元。因此,疫情导致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人员更加贫困。

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助推作用

为了减小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美联储调整了货币政策框架,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向各部门注入巨额流动性。美联储的这一政策对居民的工资收入和资产收入产生非对称影响,导致不同收入群体的居民家庭贫富分化日益严重。

相对资产收入,工资收入受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更强烈。在低收入家庭中,工资和薪酬构成占总收入的比重高于50%,资产收入占比较低。在低利率与超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由于住房和商品等必需品价格持续上涨,收入没有同等增长或有所减少,加大了最底层家庭的生活压力。而由于富有家庭收入渠道更加多元化,工资收入占比较低,资产收入占比较高,低利率水平虽然降低了高收入家庭存款和其他生息资产的利息收入,但他们可以通过灵活的资产配置规避低利率和货币贬值的潜在负面影响。

而且,在超宽松货币政策下,股票价值相对房产价值增长更快,也导致财富不平等扩大。从资产组合的具体结构看,2021年第一季度,美国收入前1%家庭的投资组合中几乎有一半是公司股票和共同基金,仅有12%为房地产;而在50%底层家庭中,股票资产只占极小份额,房地产却占其财富的一半以上。从2020年3月疫情暴发至今,在美联储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助推下,美国股票价值不断攀升,道琼斯工业指数累计上涨32.1%,远高于同期美国2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20.0%的平均涨幅。股票价值相对于房地产价值增长更快,导致财富不平等效应加剧。

负面效应显著

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危害不容忽视。

一是将使美国经济陷入有效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大量研究表明,相较于低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收入差距过大会直接拉低平均消费倾向,抑制总体消费需求。美联储采取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人为扭曲了市场配置,带动金融资产价格攀升与通胀高企,蚕食了居民实际消费能力,将长期抑制有效需求。货币政策的目标在于控制通胀和保障就业,归根结底是为了保障经济运行,极限扩张的货币政策加大了收入差距,压制了有效需求与经济增长,形成实体经济低迷、金融资产膨胀、贫富差距扩大的恶性循环,可能诱发严重危机。根据测算,当前美国收入前1%群体的资本收入占比已超过40%,达一战前水平;收入前0.1%群体的财富占比约20%,逼近大萧条前水平。此外,收入差距过大,还会抑制人力资本投资与生育决策,长期影响劳动力质量和经济增长。

二是加剧政治与社会动荡。贫富差距过度激化,将严重影响社会与政治稳定,进而加剧总体经济损失。居民收入差距增大将导致阶层不满情绪蔓延,社会结构与秩序失衡,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上升,甚至危害国家战略决策与国家安全。近年来,美国贫富差距分化,扭曲了固有秩序与政治诉求,导致美国国内乃至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情绪上升,反全球化、反建制风潮盛行,政治博弈与意识形态对抗加剧,这些不稳定因素又反过来成为全球经济低迷的诱因之一。

(吕昊旻为中国银行研究院博士后,赵雪情为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本文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2021M703611>)

发布时间:2022年02月25日 来源时间:2022年0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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