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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华裔市长赵嬿:“我声音不是最大,但做成了最多事”

作者:硅谷维立   来源:硅谷生活家  已有 1270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作者的话:赵嬿是我居住的硅谷城市Saratoga的市长。她最近接受我的采访,谈起自己的成长经历,对领导力的看法,未来的打算,以及对华人下一代的期待,可以给华裔社区很多启示。

“我其实是一个内向的人”

维立:谢谢抽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大家一般都知道你来自中国大陆,工程师出身,现在是硅谷Saratoga的市长。你能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吗?

赵嬿:可以。我在西安出生。我在大陆已经考上大学,来美国以后又在这边读了高中。因为我考上大学时年龄比较小,16岁。但美国这边不承认我的中学学历,所以我又重新读中学。

当时应该是蛮辛苦的,我们当时从大陆来的都不容易。我一来就打工,打好几份工。但是我觉得这些人生经历对后来都有帮助。我现在做市长又有全职工作,当时我是一边上学一边打好几份工,都要非常有效地利用时间。

后来我去Berkeley读电机工程(EECS),毕业后在半导体公司National Semiconductor做芯片设计。当时我以为自己的人生就是做一个工程师了,我自己也蛮喜欢这个工作。我的人生规划本来是没有政界的。

维立:你在Saratoga住了多久?对这个地方印象如何?

赵嬿:从1998年开始,住了20多年了。我刚搬到湾区的时候在Santa Clara住过,也在North San Jose住过。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Saratoga 。哇,我好喜欢,觉得像世外桃源,后来有机会就搬到了这里。

到这个社区后,我很快就参加小孩学校的PTA(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父母教师协会),后来又去市规划委员会(Planning Commission),又去AYSO(美国少年足球协会)做裁判,因为我的小孩踢足球。

我也去非盈利机构做义工,像我们的历史基金会每年都有一个BBQ,我都去帮忙。有一年他们在市里的日本箱根园举办一个农历新年庆典,我也是组委会成员之一。

我非常愿意为社区做些事情。这些参与也促使我后来竞选市议员。

维立:去做这些义工,是出自对孩子、学校、社区的关心。但我记得你以前也说过,从政这条路很难。为什么这么说呢?

赵嬿:为什么感觉上比较难呢?第一,对我们移民来说,语言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表达毕竟不如出生在这里的人。第二,我们从小没有接受这种培训,善于表达自己,善于去辩论。你在竞选的时候要去说服选民来投票,但我们从小缺少这样的训练。

第三就是亚裔面孔。我出来竞选的时候,有些人真的就是问我,你为什么要来竞选“我们”城市的议员。他们是把我当成外人的。你要让各个族裔的人都认同,认为自己属于这里,并且肯投我一票,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我们从小不是在这种竞选的环境中长大的。这件事不拿薪水,出去做事还要招人家骂。你不可能跟每一个人的意见都一样,碰到你的理念跟别人不一样,人家会来埋怨你,说你没有代表我们华人的利益,一会儿遭受别人的冷言冷语,一会儿又说你要出风头,要面对很多阻力。

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比较艰辛,第一是起步比较难,第二要得到大家的支持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维立:你刚搬来的时候,当地华人还比较少。华人少的时候,要出来做这些事更难一些。你觉得你是个特别外向的人吗?

赵嬿:我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内向也非常害羞的人。我在我们家是老四,是最小的。其实我以前都不大喜欢讲话。我觉得自己完全是后天的,算是逼出来的。

我以前只是到处做义工,只是帮忙,都不是什么领导角色。后来我去规划委员会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人家告诉我需要这个义工,我就去了,而且很幸运被任命了,后来一共做了八年。在这八年当中,我很多时候要表达自己,开了无穷多个公听会,我觉得是一步一步练出来的。

我会做这么多义工,跟我刚来美国时的经历也有关。我们从国内来的家里都比较穷,都是靠打工和奖学金。当时我收到一对不认识的美国夫妇的奖学金,就是给我们这种需要资助的人的。我从来没见过他们,但他们的支持让我从Berkeley读完。所以我非常非常地感恩,从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出来做很多事,因为我觉得我也要回馈别人。

我以前在Berkeley读书的时候,我们EECS班上就4个女生。后来我又做议员又做市长,她们都吓到了。当年我可是讲话都低着头的。

“竞选失败是一件痛苦的事,

但不是一件丢人的事”

维立:你做市长对我们华裔社区非常有好处。有时候我们就是过自己的日子,几家相熟的朋友一起玩,跟外面的社区没什么关系。你当市长后大家对社区更关心了,你也随时通报大家各种事情,我们也有了一个榜样。

赵嬿:我出来竞选就是我觉得华人需要有声音。我在规划委员会上深深体会到,有时候别人的言辞非常不友好,真的可以说有点歧视。你们亚洲人一来,就把我们城市搞得乱七八糟,因为你们建大房子,等等。我感到如果没有话语权,你很容易被人家推开,所以我决定要出来选市议员。

当然也不容易。我选了三次,第一次差了200多票,因为没有人知道我,第二次差了40多票。第三次出来,我鼓足了勇气。很多人说,你不觉得丢人吗,老选不上。我说没选上我当然很难过,但没有什么可以丢人的。竞选失败是一件痛苦的事,但不是一件丢人的事。

我第三次选上了,我跟下一个没有选上的候选人差了2000多票。

现在我们的新闻简报都有中文版本,我去农贸市场回答市民问题时也带着中文文档,有些人就是愿意拿一个中文的文件。

今年年初主办反亚洲仇恨的集会(Anti Asian Hate Rally)。有人说你不怕吗?你可能也听说过Los Gatos的市长的车被涂到乱七八糟,人家到她家门口按喇叭。所以自身是有一些危险。但如果我自己都不敢出来讲话,还指望别人出来为我讲话吗?

这不仅是为华人,也是为整个亚裔,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当时在市府的午餐会上邀请到我们的地区检察官和众议员,我就问他们,你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亚裔美国人社区?这时候我就觉得,在这个位置上真的很重要。如果没有在这个位置上,你很难做这些有影响力的事。

维立:你2018年当选市议员,做了快3年了,然后市长做了一年。当选市长的那一刻,你是什么感觉?

赵嬿:当然也是蛮激动的。因为算起来我在第三年就当上市长,比我资深的议员还有。但是我也可以感受到,当时是在疫情之中,确实有很多挑战。我们市本来商业就不多,但有十几个商铺,商店啊,旅行社啊,餐馆啊,倒闭了。还有你要怎么样去应付这个疫情,疫苗啊,检测啊,大家都还不晓得怎么去做。

而且又有一个对我们亚裔不友好的大环境,你要怎样去跟人家一起工作。还有就是怎么做预算,因为商业不景气,收入掉下来了,你怎么去平衡各个群体的需要。

然后还有安全问题,今年火灾又特别厉害。我们Saratoga其实跟当年整个被烧掉的城市Paradise在同样的火区(fire zone),有同样高的山火风险,因为半个城市都在山脚下。

这些都是我要考量的。而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市议会,常常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意见,你怎么能领导整个议会一起朝前走,是很大的挑战,所以我其实更多的是感受到肩上的重任吧。

“我再累,一到会场就精神了”

维立:很多人,包括很多我们的读者,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市长是个义工的角色,你还有自己的全职工作。你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花多少时间做市长的工作,能给我们一个大概的印象吗?

赵嬿:疫情期间我们大家其实花更多时间工作。可能很多人觉得在家上班应该花较少时间,但我真的是花很多时间,除了吃饭睡觉我都在工作。

我在一家半导体公司负责销售,有一些固定的会议。我的日程表是非常精准的,就是说我在哪个时间开哪个会,每一天都是排得满满的。

做市长要跟警察局消防局商会学区跟每一个部门都要开会,会特别多。有人说你这么忙,会不会没有精神。其实不会的,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有激情。我再累,一到会场就精神了。

当然我自己本身也是个精力非常充沛的人,我从小就睡觉比较少,这也让我比别人多出三、五个小时。

所以我第一是睡得少,第二我确确实实也是有这个激情,否则你就会觉得好烦好累,一件事情不顺心你就会觉得很丧气。可是我不会。有时候碰到什么不对,我就一直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拿出工程师的劲头。但确实必须非常有效率,如果开车我一定是打电话,把能处理的事情都处理掉。

维立:你在高科技公司工作多年,有成功的事业,另一方面你又做社区服务,选议员,做市长。你觉得企业的工作,和做市议员、市长、规划委员会的工作,这两种工作有什么共同之处和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赵嬿:我觉得共同之处就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跟人合作。不管是在公司,还是规划委员会,还是市议会,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推动一个项目的,除非你是老板,但这是公司。如果你是作为其中的一员,怎么跟人工作非常重要。

没有别人的支持,你什么议案都过不了,对吧?所以你要知道怎么跟人合作,即使大家意见不同,你也要去建立共识。不能一个事情动不了就死在那边,你一定要想办法让它朝前走。这在公司和议会都一样。

不同的地方,我觉得,当然这都是我个人的想法啊,如果不同的话我觉得在企业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复杂。老板说要这么做,你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在市议会呢,每个人会代表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利益,或者有不同的想法,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民主的程序。你怎么让大家同意一件事,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更多的时候就需要展现领导力,你怎么能带领这个议会往前走。

我觉得其实公司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

维立:在做市长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特别有挑战性的事?

赵嬿:一定啦。最大的挑战吧,就是如果是一个僵局怎么办。作为市长要考虑社区的利益,会让有些人不开心。有些事情是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你敢不敢做。

像我不是做了一个“社区丰收节”(Community Harvest,开放城市果园让居民来摘水果 – 维立注)项目吗?这个果园是我们Saratoga的,不是哪一家人的。有一个家庭在打理,市里付钱给他们,他们把水果全部拿走。

现在要续约,以前也没有什么人出来投标,现在有一个新的投标,我们希望有更多社区参与,新的投标者愿意让大家来摘水果,支持社区参与。

那我觉得这很符合我们社区的计划。当时也是很多压力。很多人支持原来的承包人,说他帮你照顾这个果园已经四十多年,你们说不要他就不要了,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当时其实也蛮挣扎的。因为第一,这个承包商是本市居民,你会想去照顾自己的居民;第二呢,他也没有说做得不好。这么多年都这样,都没有人敢动,我这样是动了他的奶酪。

最后我想,还是应该以社区的利益为重。这可以让社区享受这些水果。我们今年捐献了6000磅的杏给食物银行(food bank),我们自己的居民可以先拿,因为有些地方不容易摘,那么就找了专业人士,他们也是义工,摘了去捐献。

维立:摘水果的活动确实非常受欢迎,市里居民都奔走相告。以前都要去几小时远的地方摘水果,现在在自己家门口就可以摘了。

赵嬿:是很好玩,我就是敢于做一些我认为是对的事情。这是43年的一个新决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但也有很大的压力。

“有些人觉得政客肮脏。

其实错了,很多人蛮有理想的”

维立:你已经宣布要选连任。你在社区服务很多年了,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经验,以后我觉得肯定还可以为社区做更多。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赵嬿:我当然是希望一直参与了。其实我更希望的是有更多华人参与到社区服务中。我在市议会只能做两任,我希望建立起华人参政的梯队。

你说有没有什么后面的雄心。如果有机会能走更高,我当然是一定会想的,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不怕麻烦。我的心理承受能力还行,我还是蛮强壮的。你在所有的不管是市议会或者规划委员会,不是每一次投票都能成,有时候是孤独的少数,有时候希望办成的事情没办成,特别是有时候有人攻击你等等。但是我觉得我相对来说心理承受压力的能力还挺强的。

我觉得我有激情,有精力,有心理素质,如果能服务更多的人我是非常愿意的。但是这个有时候要看你的机遇,有没有位置可以让你选,也不是说你选一定能选上。当然我自己是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在州一级,或者郡一级,都可能。我还有四年的时间考虑,如果我选上连任的话。

当然我第一要建立梯队,这个很重要,不能说光自己走在前面,要帮助后面的人。所以我希望利用我的一些经验,我的资源,帮更多的人,特别是如果有可以走更远的年轻人。

维立:你发现了这样的年轻人吗?

赵嬿:有啊有啊。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就是需要推他们一下。我们华人其实很多人都很有能力,有时候对参政有那么一点拒绝心理吧。我们刚讲到我们从小缺乏这种训练,但是小孩子如果在这边出生长大,我觉得父母有责任去推他们一把。

不要光在学校读书,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就是让小孩子去出去,有机会参与,像我刚刚说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这样你就能建立更好的人脉关系,也让人家了解你。

如果他们真的去竞选学校的学生会什么的,不是每个人竞选都一次成功,这样可以让他们从小有这个承受起失败的心理素质。如果一个人一生都很顺利,突然有一次失败,年纪大了不一定能承受,要让小孩早早地参与。

能力都是培养出来的。有几个人是天生的呢?当然有些是天生的,又会讲演,又会什么的。但就连天生的也是经历过失败。你看林肯当年也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失败对吧?

所以我很愿意看到华人家长让小孩走其他的路,不一定每一个都要去做医生工程师或者是律师。我觉得其实鼓励他们从政,影响力不会小于医生。他们如果真的有一天走到政界,可以影响我们很多人的生活。他们制定的政策,如果在州一级,可以影响我们整个州的人的生活。

有些人好像觉得政客肮脏什么的,其实错了。我觉得很多人其实蛮有理想的,才去做这个,因为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很多的困难,其实比走公司这条路还难。

“我的领导力就是把事情办成”

维立:华人教育孩子都是挺花功夫的。在孩子领导能力的培养上,你觉得我们做得够吗?有什么地方做得好或者不好?

赵嬿:我觉得做得不够,参与度远远小于其他有些人。领导力我觉得要从小培养,大家都注重教育,但相对来说没有花很多努力在这上面,比如说让他们出去做义工啊,或者唯一做的就是学校要求的几个小时。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教育方面我不是很有经验。从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领导力真的是后天培养的。当然有些领导力是不一样的,有些领导很强势,讲话很多,有些人几乎是不让人家讲话,我的领导力是把事情办成。

我前面在市议会已经做了两年,今年做市长,我做成了那么多事情,不是每件事都容易通过的呀。很多我的想法,我不敢讲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我的想法我都去付诸实现。这就是我的领导力。

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因为我们是五个人,都是需要多数通过,可是我就可以让我们通过我想做的一些事情。我的领导力在于让大家建立共识,因为我可以看到以前很多项目讲了半天都推动不下去,全都死掉了。

华人只有多参与,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像我跟你讲的,我天生也不是那种做领导的,以前让我在众人面前讲话都不行的。这就是一种锻炼,家长要跟孩子们讲,我自己今天也还在学习。我也不是特别擅长讲话,我的领导力有不同的风格。所以我们也要有自信,我的风格适合我。有的人有别的风格,那没有关系,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方式。

我还蛮为自己骄傲的,能做成很多事情。你看我刚刚做完市政报告,下来后收到很多居民的电邮,有人说你的市政报告是2000年来最好的市政报告之一,我们的城市经理也跟我说你的是最好,当然他可能是为了让我感觉好。我也许不是那种讲话声音最大讲话最多的人,但我做成了最多事情。

维立:有时候我们听到人家说华裔领导力不太强,我觉得可能也有这个因素在里边。这个社会比较外向,我们的文化本来就比较内敛,然后我们的语言有时候稍微也有点欠缺,尤其是如果我们小时候不在这里长大,在这方面就吃一点亏。但是其实我同意你,就是把事情做出来,能做好,这才是领导力的最终目的。

当然一个人特别会讲演,他可以站出来激发,也是领导力的一种,我们也需要。但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多讲,领导力有不同的样子,这个是我们的风格。当然华裔也不能都放在同一个筐子里,也有各种各样的人,但是我们中间比较多的人可能擅长这样的风格,这也是很好的,甚至比那种还好。

赵嬿:是的,领导力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有时候他们说有些人会拍桌子,很激动什么的。我说我的声音不大,可是我的声音很坚定。我决定的事情,我想推动的事情,我努力地去做成。大家也是认可的。

维立:最后一个问题,你有全时工作,又做市长、议员,还有三个孩子。除了工作家庭,你平时还喜欢做什么?

赵嬿:说实在我还真蛮无聊的,现在也没有做其他的了。像我以前还跑跑步。我喜欢跑步,打篮球,我还打桥牌。我很晚才学桥牌,因为我以前搞芯片设计,后来没做芯片设计,我就怕脑袋不好使了,人家讲打桥牌练脑袋,我就学了。

学了我还蛮有兴趣的,当然现在打得少。但是我们19年12月还参加全国的桥牌比赛,我们四个人,100多个队,第一天晋级了50还是60多个队吧,我们是第五名。也是创了冷记录。第二天最后结束时我们好像是20、21名,也很厉害啊。

你知道那些比赛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吗?我知道有从荷兰、瑞士、东部,全世界各地。当然我是新手。打完后我的搭档跟我说,你知道吗,刚刚跟我们打的是我们读的书的作者,写桥牌书的!我都不知道,所以我没有那么大压力。

我觉得蛮好玩。我当然现在时间太少了,我要有时间机会我会很喜欢打。

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其实忙一点蛮好的。我天天安排得紧紧凑凑的,我很喜欢,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开开心心的,虽然累一点。

人家去玩的时候,去爬山,我会不会羡慕?有一点点羡慕。我以前多么爱玩的一个人,非常喜欢运动的一个人,有一点小小的牺牲吧,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如果有能力为大家做点事。

发布时间:2021年11月25日 来源时间:2021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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