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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文山 卢芳珠:再造支撑中美关系的战略文化

作者:贾文山 卢芳珠   来源:中国传媒报告202101  已有 2801人浏览 放大  缩小

【编者按:文章原标题为“再造支撑中美关系的战略文化—基于近年来美国<<外交事务>>与<<澎湃国际>>‘40年40人’中美关系大讨论的比较话语分析”,发表在《中国传媒报告》2021年第一期。作者为贾文山(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查普曼大学终身教授)和 卢芳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作者授权本站转发。】

[摘 要]: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国和美国对世界格局的稳定与和平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风雨历程,双方既合作又竞争。但是特朗普政府的鹰派执政理念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以中美两国为主导的全球两极化趋势。本文以美国《外交事务》和中国《澎湃国际》“40年40人”中美关系大讨论专栏为研究文本,进行比较话语分析。研究发现美方的《外交事务》杂志的中美关系大讨论更多地包涵中美脱钩、中美冲突等议题,中方的《澎湃新闻》中对中美关系的分析更强调两国相互合作、相互依赖、保持良性竞争的措施,这正是中美两种不同战略文化的体现。

[关键词]:中美关系;战略文化;比较话语分析;外交事务;澎湃国际

Rebuilding the Strategic Culture for Sino-U.S. Relationship: a Comparative Discourse Analysis based upon a Sample ofForeign AffairsPublications and

The Paper’s Coverage of “the 40 years and 40 people” Interviews

Jia Wenshan & Lu Fangzhu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Weihai, 264209;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Chapman University, USA,  92866; School of Journal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China, as the biggest developing country, and the U.S., as the biggest developed country, have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ensuring global stability and peaceful developmen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Sino-U.S.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1979, China and the U.S. have maintained a both cooperative and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However, the hawkish Trump government and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have facilitated global polarization.This study conducts a comparative discourse analysis based upon Foreign Affairs in the U.S. and The Paper’s coverage of “the 40 years and 40 people” interviews. It is found that Foreign Affairs focuses more on conflicts and decoupl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while The Paper gives more emphasis upon cooperation, interdependence and benign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is reflects two different strategic cultures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Key Words: Sino-U.S. relationship, strategic culture, comparative discourse analysis, Foreign Affairs, The Paper

一、中美就双边关系的大讨论及其时代背景

自2008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以来,随着美式全球化的式微,中式全球化的兴起,和欧美逆全球化的抬头,中美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程度却越来越高,国家整体综合实力也越来越接近。但是,自2016年特朗普任美国总统以来,中美两国相互猜疑、博弈和竞争的势头慢慢压过了过去三十年建立起来的互信、交流与合作的历史趋势。近几年来,中美关系在当今世界不仅变得最重要,而且最为复杂。如果这对双边关系管理的不好,就可能会沦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中美两国的中美关系学界过去两年分别开展了中美关系的大讨论。2018年元月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重磅文章,反思中美过去40年接触为何没能够改变中国,反而失去了中国。2018年后半年,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联合澎湃新闻推出了“40人看40年---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系列访谈”。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起的中美关系大辩论仅主要由美国外交精英参与。作者通过比较发现,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起的大讨论更多地包涵中美脱钩和中美冲突等议题和中美竞争的悲观伤害性基调。而中国《澎湃新闻》选取了20名资深美国中美关系专家和20名中国中美关系专家就中美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度采访。这40名专家几乎每人都承认了中美相互依赖的现实,阐明了相互合作已有和应有的基础和如何规避恶性竞争以及如何保持良性竞争。本文作者认为,这两种不同的基调其实质是两种不同战略文化的具体反映。

二、研究方法、分析框架和主要论点

本文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比较话语分析法。话语分析法最早于20世纪30年代应用在语言学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由梵·迪克将新闻报道和话语分析结合在一起,成为新闻话语分析的奠基人;此外,米歇尔·福柯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观点,把话语分析应用在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考察当中,因此话语分析已成为新闻传播领域中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回顾话语分析发展的五十年,朱永生发现话语分析有着高度跨学科的特征,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学科汲取相关的方法和理论,其中梵·迪克对宏观和微观话语分析理论的论述,韩礼德创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和对文学语篇的分析,和认知语言学对话语分析的发展等是话语分析发展中突出的贡献。[1]施旭把话语分析定义为“话语分析者一般认为,话语者受社会状况的影响,通过语言符号的使用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自己的关注点、价值观、视角、对某事物的认识、看法、立场、目的、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排除、排斥或诋毁其他人不同的话语,并获得一定的社会效果等等”(p133)。[2]他认为话语分析主要分为“社群话语”、“行业话语”和“问题话语”三大类别。本研究采用施旭提出的话语分析定义。

本文采用的核心概念是战略文化。战略文化代表人物之一江忆恩(A. Iain Johnston)认为,战略环境的秩序性和更具操作性的大战略偏好是组成战略文化的重要因素,具体包括了战争在现实生活中的角色,敌方和威胁的本质,以及使用武力的效力[3]。国内首次定义战略文化的李际均指出,“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为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它具有观念形态、历史继承性、国体与区域特征等属性”[4]。通过梳理战略文化的概念,赵景芳总结出战略文化的四大显著特征,即历史性与时代性、国家性与阶级性、主体性与多元性、区域性与全球性[5]。参考以上论述,本文作者将中美关系的战略文化定位为“中美在充分认识到和充分尊重与开发中美自身的全球性角色,自身的显性和隐性责任与利益以及全人类的利益前提下就彼此关系的性质,内容,原则,方略,和具体的双边外交行动和交流做出使彼此利益最大化和人类利益最大化的一系列协同式思想,理论,战略,方针政策,和行为规则的综合体。”

本研究通过话语分析探究所选择新闻报道中的若干主题,作者基于《外交事务》和澎湃新闻“40年40人”的相关新闻报道进行主题提取,寻找二者之间存在的共识和价值差异,并跳出话语框架本身,从而对事实层面的基本情况进行详述和深度分析。基于以上的战略文化定义和对以上提到的2018年中美两国对中美关系大讨论的比较话语分析,本文总结出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中美关系准则:第一,因为中美两国军事武器的快速发展,共同毁灭原则(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或MAD)已经不能再起到有效制衡彼此的能力,双方目前的军事力量所产生的潜在危害是具有彻底毁灭性的,应该代之以共赢机制(Mutually Assured Gains或MAG)以互助达到自救形成共同安全[6]。第二,中美两国在经济金融、互联网,教育等领域已经形成对彼此的高度依赖。这使得两国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复兴,脱钩只会导致中美双输。第三,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应对全球性挑战,例如目前人类成功抗击新冠疫情等也需要高度依赖于中美的合作。中美和而世界和,中美交恶则世界乱。因此,出于对中美两国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双方相互合作,进行良性竞争或合竞混合(copetition)是最佳选择。中美之间的战略文化是需要建立在基本共识基础之上的。中美两国需要加深对彼此文化的全面理解,打造基本共识。如果用英文的ABCDE来表示,那么A代表联合(alliance),B代表商业(business),C代表交流(communication),D代表发展(development),E代表杰出(excellence),连在一起就意味着中美两国应该建立联盟关系通过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和文化交流促进相互的发展、推动两国的共同发展[7],实现中美共同复兴的宏伟目标。今日的中美关系是过去40多年中美两国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结果。中美应该通过类似这样的战略沟通与合作共同型塑中美关系未来40年的新型战略文化。

本文首先对近年来以《外交事务》杂志组织的中美关系大讨论和“40年40人”的中美两国的中美关系专家们就当前中美关系议题接受采访时发表的主要观点进行话语分析。基于话语分析结果,作者就在未来几年里如何管控中美关系分歧和发展中美关系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三、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中美两国战略学界对中美关系的分析观点综述

(一)《外交事务》上的中美关系大讨论:透视中美--地缘政治博弈与新两极化

自2018年以来,国际形势风起云涌。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稳中有变,中美贸易战尚未熄火,科技市场再掀波澜。2019年3月7日上午,中国华为正式宣布起诉美国政府,针对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889条的合宪性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定这一针对华为的销售限制条款违宪,并判令永久禁止该限制条款的实施。华为诉讼案暴露出中美两国在通讯科技及网络安全领域的博弈与冲突。

作者对《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2018年1月以来有关中美关系的24篇文章进行话语分析后发现,基于地缘政治解读中美关系是这些文章主要分析框架,其中亚太和中东地区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敏感地带,尤其是南海、台湾和朝鲜半岛问题,时刻牵动两国神经。此外,“贸易冲突”和“信息安全”成为近年中美关系的关键词,美国意欲打破和解构自由贸易秩序,率先向中国开战。而在当前所处的后冷战时代,大国博弈的主战场正在转向对高科技产业高地的争夺和占领。具体讲,这24篇文章聚焦以下五个存在内在争议的议题:1)地缘政治:争夺亚太,对话中东和拉美;2)贸易冲突:贸易战是错误的药方;3)科技竞争:聚焦通讯技术与信息安全;4)合作与共识:能源开发与药物管控;5)国际格局:新两极化趋势出现。

(1)地缘政治:争夺亚太,对话中东和拉美

中美两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竞争较为激烈,尤其是体现在南海问题、朝鲜问题、中东问题上。具体体现为两国都在争夺亚太地区的话语权,积极对话中东和拉美等地。对于美国而言,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一直将“美国第一”作为其固守的原则。尽管特朗普仍旧要保证美国在经济、军事以及安全仲裁方面占据世界的绝对优势地位,但是美国目前在国际舞台上使用的大战略是“非自由霸权”,即特朗普已经不再一味追求将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推广到其它国家,对于多边贸易政策也持保守态度[8]。在当下战略竞争激烈、多中心国际格局的时代,美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既不是实力强大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对抗,也不是高级武器的广泛使用,其面临的真正风险是其自身威慑力的下降,特别是中国的核武器、传送系统、弹道导弹潜水艇等发展令人担忧[9]。

在亚太地区,美国海军平均每年要进行160次的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尤其在中国的南海问题上,美国以“航行自由”为由增强其海军在中国南海地区的巡逻;在中东地区,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地区也加强了军事行动,如加快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的ISIS行动[8]。美国需要在亚洲地区实施谨慎的实力均衡策略,尤其要确保中国不会在亚洲地区成为主导者。因此,美国及其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为了巩固自身的利益需要掌控南海地区的局势。中国在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角色也颇受中美两国关系的影响。在经济发展落后或与美国不和的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中国会大量购买当地原材料,为当地提供工业制成品,进行大量投资和基础设施的建造从而获取经济利益。这对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地位构成了一种挑战[10]。在中东地区,中国缺乏在中东地区进行石油贸易的军事自保能力,因此需要依赖美国的帮助维持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从而将原油运回中国[10]。中美两国之间紧张的经济关系会对全球经贸体系、全球经济发展以及对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发展有负面影响,但是携手合作可以让两国共同解决地区问题。

(2)贸易冲突:贸易战是错误的药方

中美贸易争端自2018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8月启动的对华301调查旨在调查中国是否在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护、美国商业等方面存在不合理的做法;2018年特朗普签署了总统备忘录,认为中国盗窃了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美国方面认为中国的这种行为会“导致美国企业损失了千百亿美元的收入,并导致数千人失业”,因此每年将对中国货物征收约600亿美元税额[11]。此后,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战不断升级,双方经过多次会议谈判和多轮加税,并于2020年1月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基于对《外交事务》中美关系讨论的文章话语分析,我们发现贸易战是解决贸易冲突错误的药方。

美国购买中国出口的产品数量是世界上最多的,同时中国又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及美国货物出口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中美经贸关系牵动着各方的利益。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已高达3750亿美元,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对美在华企业施行了不平等的政策待遇,因此特朗普政府要使用贸易外交手段给中国不断施加压力,限制中国在美国敏感高科技企业芯片、5G技术等领域的投资,从而达到让中国妥协的目的[12]。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一直想用贸易政策迫使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作出让步,但是这样的贸易威胁于事无补。中美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而加入世贸组织的初衷便是防止双方将贸易政策作为政治手段来打压彼此;中国目前占据全球经济贸易份额的15%,而美国对于中国的经济依赖在过去25年持续增加,现在美国的一系列做法威胁到了国际贸易规则,因此许多国家和跨国公司都采取谨慎态度和美国交往[13]。同样地,中国也不愿意看到当下的全球体系发生剧烈变化,他们一方面想向其他国家证明开放的经济发展和当下中国的政治体系并不冲突,另一方面中国也在积极构建能够替代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组织机构,如亚投行、“一带一路”建设等,以此能够削弱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势力[14]。

(3)科技竞争:聚焦通讯技术与信息安全

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竞争已经延伸到科技竞争领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称中国“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15]。中国领导人利用“举国体制”发展科技实力,因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掌握最多5G技术专利的华为、“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的研发、人类探测器“嫦娥四号”等均给美国领先的高科技地位造成了挑战。

有学者指出,中国政府正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网络上监控人们的一举一动,并通过网络水军或社交媒体机器人对异议信息进行筛查;一些大型互联网公司在未取得用户同意的情况下搜集用户的私人数据,并利用算法技术向用户进行自动内容推荐、新闻推送、搜索结果等[16]。除了网络上搭建“防火墙”,中国政府还创建了“社会信用体系”用来搜集公民个人信息,从而可以获取他们关于求职、教育、买房、旅游等的数据信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认为,创新对于维护社会控制和增强国家实力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技术会是中美关系紧张的核心问题,中国在技术领域一直采取“追赶并超越”的策略[17]。面对中国在高科技和数据领域取得的竞争优势,美国则需要在科学技术和金融领域方面加大创新力度和投资以和中国进行博弈,同时还要和盟友在贸易规则制定和机构建立方面继续携手合作[18]。此外,为了应对中国系统性的知识产权盗窃和强制性技术投资,美国政府开启了针对外国投资人的审查,同时也加强了反间谍调查力度。

(4)合作与共识:能源开发与药物管控

在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的当下,寻找到两国能够加深合作与共识的领域至关重要,能源开发和药物控制位列其中。在能源开发领域,水力压裂技术多被使用到原油和天然气领域,其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不容忽视。有学者发现,虽然该技术对于俄罗斯和石油生产国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但是给中国、欧洲和美国带来了收益[19]。利用该技术对充足能源进行开采和挖掘可以缓解中美之间紧张的关系,因此两国可以在能源开发领域携手合作,为全球创造新的机遇。两国在公共卫生领域也展开了积极的合作,尤其是在药物管控方面。中国于2017年3月出台了禁止四种芬太尼的生产要求,这是中国政府对奥巴马政府所提出倡议的良好回应,但是特朗普政府并未和中国在该方面进一步扩大对话[20]。目前中国和俄罗斯的不少人对于植物种植的毒品存在严重依赖性,因此为了做好国际毒品流动的管控,特朗普政府需要和中国一道努力来限制包括芬太尼在内的毒品非法输入美国。

(5)国际格局:新两极化趋势出现

大国政治会对国际形势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一国对人力资本、国家治理、外交事务等方面的处理能力往往会决定其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因此,中美两国关系的恶性竞争会推动新两极化趋势的出现[21]。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并非是民主制度,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整个国家不断向前发展。美国目前允许中国不断发展和崛起,但同时也推动美国的盟友如欧洲、日本、印度、巴西等经济增长;美国将中国看作“战略竞争者”和威胁到美国利益的“修正主义国家”。因此,两国在商贸、教育和其他协议签署方面会存在一些或多或少的矛盾,因而中美关系两极化的关键在于中国是否会发展出以自己为主导的全球格局,还是会和美国共享全球领导者的角色[21][22]。

两国应该意识到双方的竞争是处在整个全球秩序之下的,全球范围内失序才是当下地缘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22]。中美之间的外交和商业互动往来并没有推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进一步开放,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地区均衡策略也未让北京放弃取代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意图[23]。美国在自己所设置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制裁方面有所收益,所以在贸易摩擦方面作出了十分有限的让步。不过,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发展也走到了瓶颈期,2017年有八成的美国在华企业感觉到发展瓶颈越来越强,特朗普政府发起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也并未让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12][23]。

虽然两国之间战略竞争和经济摩擦不断加剧,但是在可再生能源技术等方面两国有较大的合作空间以应对环境挑战。有学者也指出,中国在未来几年并不会像一些人所想的会取代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未来数十年的外交政策会聚焦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并且避免和美国产生直接且公开的冲突[12]。中美两国的竞争主要在经济和科技领域,一方面两国都在发展自身的军队,另一方面双方也持有谨慎小心的态度处理纷争和摩擦。

以上是本文作者对2018年至2019年初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旗帜性杂志《外交事务》上发表24篇以中美关系为主题的文章话语分析。

(二)对中国组织的中美战略学界“40人看40年”中美关系大讨论的综述

根据《澎湃国际》主办的“40人看40年”中美关系大讨论话语分析,作者认为这些讨论主要聚焦于八个议题:1)中美建交40年的发展---合作大于竞争;2)中美经贸关系的挑战与机会---互利大于互害;3)中美关系之间的紧张态势是否会引起新冷战?4)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恶性竞争已开始大于良性竞争;5)中美两国的外交策略---应该把饼做大;6)中美军事外交和博弈—-急需化危为机,化险为夷;7)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二元对立迈向二(多)元一体;8)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通,变,化。

(1)中美建交40年的发展--合作大于竞争

美国尼克松总统1972年的访华之旅打破了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局面,两国于1979年正式建交。到目前为止中美关系40多年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且当下阶段是美国对中国负面情绪最多的一个阶段[24][25]。第一阶段是1972年到1989年中美关系战略合作阶段,第二阶段是1989年到2001年两国关系的动荡阶段,第三阶段是2001年到2009年中美关系的相对稳定阶段,第四阶段是2009年到2017年中美关系从竞争合作转向全面竞争的过渡期,第五阶段是2017年至今中美在多个领域呈现出的全面竞争时代。美国已经看到中美之间的实力发生了变化,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在战略方面对美国造成了挑战,因此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具体体现在“两个定位”和“一个判断”上:“两个定位”即美国把中国视作“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一个判断”是指美国两党精英认为过去四十年曾经采取的对华“接触政策”失败了。

尽管当下中美关系存在种种摩擦,作者认为确保中美两国将40多年的合作局面延续下去至关重要。美国胡佛研究所的《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报告指出,面对两国现有的挑战,应提倡“公开透明”、“独立完整”、促进“互惠互利”,为了促使两国达到互利互惠的目标,在某些领域美国需要对中国采取针锋相对的反击和施压措施[26]。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合作,重建战略互信是中美两国的当务之急。一方面,中美关系既有合作的存量优势,也有增量优势,这不仅体现在经贸领域,也会体现在两国的民间交往中,因此两国要尽量避免产生更大范围的对抗;另一方面,两国需要通过有效的沟通和对话来缓解分歧,用理性的态度对待中美关系,寻找共同利益和合作点,让双边关系处在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共同塑造更具包容性的亚太安全秩序[25][27][28]。

(2)中美经贸关系的挑战与机会---互利大于互害

在特朗普政府负责经贸领域的核心官员是全面鹰派的情况下,美国对华贸易摩擦在投资限制、技术封锁、人才交流签证受限等方面全面升级,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重性[29]。随着中国愈发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中美两国都需要一个调适期来谨慎相处,在未来几年,美国在华企业所面临的关税、贸易战等问题会更加突出[30]。

通常学者们会从两个方面分析中美经贸关系的摩擦,一是从经济利益、市场分配的角度出发,即美国一些地区,特别是“铁锈地带”的经济利益确实受到一定的损害;二是从大国政治博弈、权力转移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朗普政府内部的一些官员缺乏对于国际贸易相关的运作原理的了解[31][32]。尽管两国之间有种种冲突,且特朗普时期两国缺少在朝核问题、气候问题、全球治理等方面的第三方合作,经贸作为“压舱石”应当起到稳定两国关系的重要力量。不过,近期中美两国互相征收惩罚性和报复性关税,对于两国的消费者和企业都是严重的打击,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大会让贸易争端的双方都成为输家,因此我们需要继续推动中美两个大国发挥“稳定期”的角色,确保中国改革开放能够持续发挥积极、利好的影响[33]。也有学者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改善的前景持有乐观态度,认为中美两国经贸关系虽因特朗普政府追求的政治与个人利益短期遇冷,但是美国白宫内部尚未形成对华全面遏制的统一长期思路,美国的经济也并不会一直向好发展,此外中美两国在其他领域也有许多合作空间,因此长期看来两国合作潜力不容小觑[34]。

中美双边的贸易额非常大,难免会有摩擦。因此在如何解决中美经贸摩擦问题方面,国内外中美关系学者都认为两国应通过平等协商、携手合作的方式来解决中美双边贸易投资的争端。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指世界是应该由大家共同管理,共同应对挑战,所有国家都应该平等相待,实现共同利益。中美之间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正如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所言,“对中美两国而言,比较合理、成熟的做法是:双方在一个相互尊重、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寻求合作共赢,而不是互相争斗,不是搞零和博弈,不是我赢你输,更不是走向冲突对抗。要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处理问题,因为我们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相互需求大于冲突”[35]。目前两国经贸竞争尤为激烈,双方都需要采取大战略大思维,进行适当的妥协,寻找新的粘合剂、新的合作点,避免诱发中美军事冲突,不再只局限于将经贸关系视为“压舱石”[32][35]。中国要将“治标”的综合对策和“治本”的战略决心相结合,即要把坚决有力的贸易报复威胁和谈判妥协相结合,又要让全球化具有真正的可持续性,中国要借鉴“战略保守主义”思想,集中致力于自身的稳定、繁荣和进步[36]。中美可以在全球议题政治色彩不太浓的领域加强合作,比如推动全球卫生健康、应对气候变化、打击国际犯罪等,两国的经济互补和友好合作对于维系强大稳定的双边关系有着重要意义[37]。

(3)中美关系之间的紧张态势是否会引起新冷战?

中美两国关系自1949年以来应该从冷战时期的“共同毁灭”军事战略思想(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或MAD)转变为促进双边共同发展的“共同获益”(Mutually Assured Gains或MAG)模式[6]。中美关系之间紧张态势是否会引起新冷战,重新退回到“共同毁灭”(MAD)的历史漩涡。多数中美关系问题专家认为中美所谓的“冷战”是可以避免的,甚或可称为“伪命题”。从世界格局来讲,当今时代并不具备新冷战的一般条件,美国并没有能力单独发动一场对华全面冷战,因此不对抗、不冲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的唯一正确选择道路;另外当下的中美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还要考虑到欧盟、东盟、日本、印度、非洲等国家的作用,调整双方海上战略关系以免竞争范围扩大化[38][39]。

中美关系对中国未来改革可能性的影响重大,与美国维持稳定的外交关系对中国至关重要,因此双方要采用平衡的政策避免冲突和对立,一个稳定和繁荣的中国才会更利于美国,一个不稳定的中国会伤害全球的利益;在社会和国家政权稳定的基础上,中美可以通过贸易共同受益[40]。从软实力的角度而言,软实力是权力的一部分,软实力是通过彼此吸引而获取的,中美两国对彼此都没有实质性的威胁,因而确实可以避免战争[41]。中国目前的软实力总体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主要差距源于中国盟友数量较少、政治制度和民族文化的国际普遍度低于美国[42]。但是在过去40年里,中美两国在很多领域里取得了双赢的成果,中美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可以增强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加强双方的实力。

(4)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恶性竞争已开始大于良性竞争。

2008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如何管控中美两国之间更具竞争性的关系,如何防止竞争导致的全面敌对冲突成为当前重要的挑战之一。自从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全面鹰派的美国政府对华采取了更加负面的态度,双边关系错综复杂,因此中美在处理各种风险冲突时需要格外谨慎。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当成“战略竞争”对手初显于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43]。他们认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权力和利益,对美国的安全和繁荣造成了威胁,于是启动对华“战略竞争”策略以防止地区霸权国家的崛起、保持亚太稳定、控制亚洲的变化节奏。两国在安全领域和战略领域的竞争尤为激烈,20世纪90年代的台海危机表明中美双方的军事冲突风险是确实存在的,近年的台湾问题和南海争端更凸显了该领域的军事竞争[44][45]。

美国曾经对华采取的“接触战略”旨在将中国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当中而获取自身所需要的战略利益,一方面可以在冷战期间联手制衡苏联,另一方面可以让中国延续美国的路径,达到塑造中国的目的;但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利用进攻现实主义来到达遏制中国为目的,中美竞争在特朗普眼中成为了零和博弈[46]。此外,美国国会在处理两国关系时起到的负面作用尤其值得警惕和关注。1979年美国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后,美国的国会在舆论环境上给两国关系带来了持续的负面作用;在有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美国国会发挥了对华施压的作用,在“台独”、“藏独”、“疆独”等中国内政问题上不断干涉,使得两国关系雪上加霜[47]。在中美两国之间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当下,中美关系的恶化已经不单单是双边关系的问题,亚太地区的其他因素,如日本、台湾、朝鲜半岛等地的危机和冲突很有可能会严重影响中美之间的关系,因此中美两国要谨慎管控危机以确保互信的建立[48]。

(5)中美两国的外交策略---应该把饼做大

在外交策略实施方面,中美两国能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关系正常化、建立外交关系是因为两国同时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外交策略[49]。美国需要正确看待两国彼此力量的改变、接受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找到中美两国能够实现共同利益的合作路径。有学者指出中美关系不稳定的真正原因在于两国采取的假朋友策略,即中美两国总是用虚假的美好词汇来描述双边关系的方式会导致中美关系起伏频繁[50]。因此两国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聚焦于寻找共同利益上,而需投入更多的精力发展教育合作、明确双方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类型。未来40年,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是处理好各自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问题,在处理中美权力转移的时候,两国都能够谨慎克制,把冲突和军备竞赛降到最小。如果两国能学会互相妥协、采取实用主义策略,不受民族主义和舆论民意的影响,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会更顺利[49]。

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需要继续深入合作发展,进行有节制地竞争,管控好分歧,推动更加平等的双边关系。我们需要站在战略层面来看待中美关系,时刻审时度势,在不同的时期做出调试和适应,不断地寻找新的增长点,抓住共同利益[51]。实际上,中美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双赢的,只要两国关系稳定了就会有发展,中美关系要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到2050年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候,中美关系发展就会达到“新型大国关系”目标[52]。对于中国而言,“新型大国关系”不仅仅局限于中美两国,还涵盖了美国、欧洲、日本等传统大国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对于美国而言,新型大国关系主要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守成大国,并且是以两军关系、经济关系,和网络安全三大问题导向为主[53]。不同于中日关系中存在的深重历史积怨,中美民间始终有一种相互学习,彼此欣赏对方国家文化的情结;中美两国需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眼光来做好危机管控,不要让个别危机事件冲击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主旋律;此外,还应注重元首外交的作用以及做好民间交流[54]。

(6)中美军事外交和博弈—急需化危为机,化险为夷

20世纪90年代中美军事关系经历了许多危急时刻,军事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中非常重要的途径之一,要想妥善管控好中美两国军方的危机,两国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防止误读误判,中美两国军人之间需要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阐释外交政策、相互尊重对方[55][56]。在政府层面,中美军方要建立各层级的对话机制、加强战略层面的相互沟通、循序渐进地发展军事关系,让中美两军的交流合作走走实深;在民间层面,“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离不开坚实的民意基础和活跃的民间交流;在国际环境层面而言,中美两国在军事机构和政治机构对彼此有着很深的不信任感,加入多边主义的第三方因素会有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57]。

过去40年,美国是影响中国发展的最大国际因素,两国之间一直存在竞争与合作的关系,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需要更新思路,具备新的战略高度,对自身未来的利益目标作出整体性规划[58]。从美国对中国的定义从“利益攸关者”到“战略竞争者”和“修正主义国家”的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在观念和战略上的看法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在处理危机的时候,两国需要保持冷静,建立及时有效的沟通机制,预先设立“二轨”对话或军事交流合作渠道。中美两国受到核武器的约束不会直接爆发战争,如果两国意识形态分歧被搁置,那么经济制裁和军备竞赛会成为两国战略竞争的主要方式;如果两国意识形态之争加剧,那么就会对国际体系和全球格局造成影响,迫使其他国家站队[59]。

(7)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二元对立迈向二(多)元一体

“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个概念是理念和实践的关系。中国全球治理的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一带一路”是中国进行全球治理的平台,全球治理是以区域治理为基础的,“一带一路”、上合组织及其成员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与合作,就是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典范[60]。目前的“一带一路”主要是中国同周边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但是未来“一带一路”的发展会让各国在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安全治理等领域成为多边合作。中国积极开展大国外交,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于亚太以及整个世界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积极开展大国外交、始终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保持国内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又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中美两国的处事方式不同根源在于文化传统的不同,中国奉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美国则主张非此即彼、两元对立的逻辑[61]。因而,中美既要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也要尊重对方的文明、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

(8)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通,变,化。

中国要处理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对自身特殊的地缘政治因素有清醒的认识,要通过“通”、“变”、“化”三种主要方式改善两国关系。中国不需要在崛起过程中实行联盟政策,这既能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又对其他国家不构成威胁[62]。中国需发展自身的软实力,保有理性民族主义、建立普世文化价值;实现大国大外交就要进行经济、军事崛起和外交的协调,从而建立一个大外交的权力结构。

多位中美关系专家表示,在中美关系问题的处理上,了解他人和理解他人是最为重要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对于中美关系向好发展发挥了突出作用,邓小平对于两国关系发展的准确把握使得中美关系即使在遭遇困难时也能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63][64]。对于中方而言,中国需要积极落实加入WTO、以及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时作出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承诺,使自己的体制和现行的基于市场原则的国际秩序相符[65]。在应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时,中国拥有应对“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空间,中美交往过程中的合作总是多于冲突的,政府和民间的互惠合作应是两国关系不变的主旋律,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会为自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66][67]。对于美方而言,中美关系一直处于波折前行的状态。曾任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的芮效俭认为美国需要长期采取对华“接触政策”,以提升双方的信任,美国若采取攻击性的敌意措施和中国相处,便会加强两国对抗的风险,带来破坏性的影响;美国采取“对华接触政策”也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相契合,这也是美国接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因之一,因此两国只有相互合作才能找到共同点、深化相互了解[33][68]。

中美两国的合作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一方面,面对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亚投行的建设、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获取等,美国需要积极调整策略来应对中国的变化;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也需要意识到,自己已不再是2001年入世时取得各种优待的发展中国家了,妥善处理好中美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至关重要[69]。中美两国学者需要加强与民众的对话和沟通,中美两国可以通过在全球建立更多的经济合作和生态合作、加强相互依赖来避免冲突[70]。美国现任驻华大使泰里·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表示目前中美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朝核问题、贸易争端、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和阿片类止痛药的治理等,中美两国需要设立清晰的目标,制定清晰的未来发展远景,从而为中美两国关系下一个40年奠定重要基础[71]。

四、比较话语分析结果

从以上中美各自组织的中美关系大讨论专家观点汇集来看,本文作者发现,二者存在异同,不同之处多于相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从美方组织的中美关系大讨论一共五个议题和中方组织的中美关系大讨论一共八个议题来看,这两个大讨论都承认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期,正在从合作走向竞争。中美的中美关系学界都在试图解读中美关系现状,为未来中美关系重新定位出谋划策。双方都承认中美关系既有竞争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同时,双方都认为,中美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导致世界新两极化苗头的出现。在融合两国大讨论的多个议题基础上,作者提炼出中美关系存在的四个基本方面,即,1)中美关系的性质;2)中美关系冲突;3)中美关系解决方案,4)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研究发现二者存在着较多的相似之处(如表一)。例如,双方都认为加深合作和相互理解是未来两国发展的主旋律。但是,前者侧重强调当今中美之间存在的冲突,后者侧重强调过去四十年的中美关系合作大于竞争的成功经验能够给当今中美两个政府和人民提供足够的信心,并由此着重探讨了中美两国如何才能发挥想象力创造性地化解中美间的冲突,迈向新的共赢。

表1:中美关系存在的四个基本方面


《外交事务》中美关系大讨论

《澎湃国际》“40年40人”

中美关系的性质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长,目前中美关系之间的战略竞争大于合作。

从历史角度而言,中美两国40年的发展合作大于竞争、互利大于互害;但是当下中美关系的紧张态势使得双方的恶性竞争逐渐大于良性竞争。

中美关系冲突

中美关系的冲突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贸易冲突、科技竞争等方面。

中美关系冲突主要体现在经贸摩擦、安全领域、战略领域等方面。

中美关系解决方案

中美双方需要加强合作与共识,尤其是在能源开发、药物管控等方面。

美国应始终对华采取“接触策略”和“多面关系”策略,中美两国均需形成新的思维模式、寻找新的合作领域、降低对彼此的战略怀疑。

中美关系未来走向

中美两国发展在未来会推动新两极化趋势的出现,双方要谨慎处理战略竞争和经济摩擦,避免发生直接、公开的冲突。

中美两国需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出发,设立清晰的目标,制定清晰的未来发展远景,双方需要共同合作努力、互相尊重、加深彼此的理解。


然而二者不同之处非常明显。首先,《外交事务》杂志组织的中美关系大讨论一共有24位中美关系专家参与,但是只有两位来自中国,即王缉思和阎学通,显然不够均衡和对等。而《澎湃国际》组织的“40年40人”中美关系大讨论由40人参加,20人来自美国,20位来自中国。《外交事务》通过书面发言的方式参入讨论,更显得“自发和自主”,更加正式,论述更加严密,重复较少。然而,美方组织的大讨论倾向内容否定中美关系过去四十年的成就,聚焦或放大中美之间的冲突,提供中美冲突解决方法的视野似乎过窄或过于聚焦眼前,过于近视。相反,《澎湃国际》受访者都是应邀参与,人数中美均衡,背景较为多元,对当前中美之间的冲突认识更加辩证,对中美冲突如何解决视野更加宏大和长远。但是美方应邀参与者都采用口头表达,论述不显得严谨,但是议题却显得更加多元。这40人主张中美合作者居多。当然,估计限于记者的问题框架,他们的回答不仅突显共识,而且也有重叠或重复过多之嫌。这也许是《外交事务》杂志的学术性和智库政策性特点和《澎湃国际》的媒体宣传侧重的不同造成的。但是,整体看,前者的讨论似乎大多建立在对过去40年中美关系合作模式的批判和否定基础上的,集中论述了中国威胁论,研判中美战略竞争走向,并就如何管理中美竞争提出政策建议。后者主要回顾,反思,和肯定了过去40年中美关系合作模式的价值,以及探讨了如何克服当今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继续创造性地延续,扩展,和提升中美关系合作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前者似乎认为中美冲突大于合作,后者似乎强调了中美合作大于冲突。再者,后者对中美两国如何把饼做大,共同解决全球治理问题,抑制冲突和两极化,推动多极化着笔明显多于前者。

最后,前者似乎更多地反映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而后者反映了中庸和谐的哲学理念,建构主义的理论视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前者以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视角为主,后者更加亲近建构主义角度。以上比较分析得出的研究结果印证了中美两大文明里外交哲学思维的根本差异所在。构建中美关系的战略文化必须从理解和创造性地弥合中美之间的根本哲学思维差异开始。其实,接受《澎湃国际》采访的二十位来自美国的中美关系专家或顾问大多亲历和参入了过去40年中美关系的战略设计和政策制定。想必他们的思维模式已经跨越了中美之间的哲学思维方法的鸿沟。这些美国专家和中国的中美关系专家在成功运筹帷幄过去40年的中美关系的实践中习得的跨文化思维能力正是当前中美关系冲突最终能够得到化解的基本定力。

五、研究结论

综合以上中美战略界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和判断,参照过去中美关系发展的经验教

训,当前中美关系从媒体上看似乎挑战大于机会。但是,只要事在人为,机会总是可以大于挑战。研究发现澎湃新闻的访谈展现了较为积极的论调,而《外交事务》杂志的中美关系大讨论以悲观主义论调为主。这是因为:1)过去四十年中美关系在从零到一到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2)中美过去内部改良和完善,尤其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美彼此比四十年前更加彼此了解和适应对方。3)中美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促使中美双方任何一方都不再玩得起零和游戏,最后不得不相互合作,共生共荣。4)中美双边关系以外的世界越来越需要中美之间合作或良性竞争;中美越来越有责任维护世界的稳定与和平。5)中美在竞合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将饼做大,使中美共同演进的同时,共同发展,共同复兴,和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因此,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文化应该是以良性竞争为特征的,而不应该是恶性竞争为特征的。良性竞争可以使双方彼此在制度,文化经济和社会等方面不断得到优化,不断提升各自制度,科技,和沟通方式等方面的创新能力,促使中美共同复兴,共同带动人类文明的进步。而这种良性的竞争需要两国决策精英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对中美关系高瞻远瞩,保持高度理性,守住道义底线,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国和美国目前处在一种竞争与合作交织的复杂关系状态,一方面两国都极力促使自己变得更强大;而两国的发展和彼此的竞争也只有在维护世界未来的确定性、稳定性和对未来的基本信心基础上才能成功实施。另一方面,21世纪的中美两国也面临着一系列共同的挑战,包括安全领域的核武器问题、卫生健康挑战,经济危机、恐怖主义、气候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相互交织的,很难脱离彼此。因此,这需要作为全球性大国的中美双方充分欣赏和积极发挥彼此的相互依赖现状所蕴含的正能量,在促进中美共同复兴的同时,共同携手打造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构建面向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各自应有的力量。

如果过去四十年中美贸易逆差的说法成立的话,造成这一贸易逆差的主因则恰恰是另一种逆差----中美之间理解的逆差。可以说,过去40年是中国虚心学习和有限复制美国模式的40年,也是美国耐心将美国经验与中国有限分享的40年。但是,在此过程中,中国已有25%人口,即三亿人口掌握英语和熟悉美国文化,而美国过去40年很少主动学习中国。掌握汉语和熟悉中国文化的美国人,除在美华人和美籍华人外,估计最多三十万人口,占其总人口的1%。这种逆差再加上美国人老大的俯视心态直接导致美国社会,尤其美国精英对中国的俯视和误读。对中国的误读导致他们对中国产生深度偏见和不信任,进而导致美国决策精英过去40年对中国出口的美国产品技术含量低下,客观上明显减少了美国产品向中国出口总量,

因此,未来几年,两国精英,尤其决策精英,需要加紧加深对彼此文明的理解,尤其彼此战略文化的理解,力争促使两国战略文化趋同,最终构建积极理性高瞻远瞩的中美关系的战略文化。如果用英文的ABCDE来表示,那么A代表联合(alliance),B代表包括全球化,全球治理和文明互鉴交流等内容的事业(business),C代表交流(communication),D代表发展(development),E代表卓越(excellence),连在一起就意味着中美两国应该通过沟通协商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和文明交流互鉴事业的发展,最终促成两国的共同进步和共同走向卓越[7]。中美之间应该就彼此的战略文化进行广泛而又深入的沟通与交流,尤其围绕美方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2025工业4.0计划,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议题与中方对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印太联盟战略,非洲发展战略,美国的国防工业振兴计划以及特朗普意欲打造的全球新秩序计划等进行战略对话,战略调适,乃至战略对接,尽量避免战略对冲。在此过程中,中国应就美方给中国草率单边的“修正主义大国”的定位及其所提出和实行的打压中国所谓“锐实力”的举措做出必要的回应,辩解和批评,就美国决策精英对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产生的焦虑予以必要安抚和关切,最终摘掉这顶“修正主义大国”的帽子。

如果过去40年中美关系的发展发生了从零到一,到生生不息的变化,彰显了中美精英的智慧,那么将高度相互依赖和生生不息的中美关系退化到零的企图是多么的蚍蜉撼树。通过对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联合澎湃新闻推出的“40人看40年---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系列访谈”内容和《外交事务》中美关系大讨论内容的比较话语分析,本文作者发现,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新型崛起大国和世界第一守成大国,都在不同层面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最高智慧。只要中美两国充分理解与弥合中美外交哲学思维差异,融合各自的智慧和经验,发挥足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中美必将能够开垦出通向中美和平共处2.0的道路[72]。在此过程中中美互动形成的良性竞合(copetition)模式必将促使彼此的共同复兴[73]。

最后,通过以上对中美两国各自组织的中美关系大讨论的比较分析,作者发现,二者存在的差异使二者在认知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对比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的作者和《澎湃国际》采访的40年40人,我们可以发现除北大学者王缉思外,二者不再有相同的采访对象。王缉思在接受两国媒体采访时均表示中美都需要对自身进行反思,冷静处理双边关系以避免冲突进一步加剧。在中美关系大讨论中,我们并未在《外交事务》中看到与美国国际关系专家学者数量相当的中国学者参与其中。这样的中美关系大讨论未免太自说自话了。《外交事务》主要采取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视角,通过进行议程设置相当程度上迎合了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中美关系上所采取的零和游戏这一战略意图。因此,运用地缘政治视角来处理中美关系并非是合适的策略;而《澎湃国际》采取更多的是建构主义视角,邀请20位中国专家学者和20位美国专家学者对中美关系的现状作出评判,汇聚中美智慧,对中美之间现存的问题提出具体对策,对中美关系的分析更显客观,更为前瞻,和更为互惠。《澎湃国际》这种对等平衡的采访策略正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特征:中美关系的交谊舞需要双方的平等配合才能顺利和成功。

为了更好地研判中美关系,提出更为科学的政策建言,当代中美关系学者必须从熟悉以上这两大讨论的内容和实质开始。任何只熟悉一个大讨论,忽视另一个大讨论,只关注本国中美关系专家思想言论,忽视对方国家的中美关系专家思想言论的研究行为或政策制定过程都是孤陋寡闻的,不职业化的,和偷工减料的。遗憾的是,目前这两场大讨论仅用了各自的语言发表或出版。因此,为了弥合这一认知鸿沟,笔者建议有关方面将各自的大讨论翻译成中文或英文正式出版。待这篇文章中文发表后,作者打算尽快发表英文版本,以便两国中美关系学界都知晓近两年期间的中美关系大讨论的内容。本文为了弥合两国中美关系学界存在的这一鸿沟做了以上的努力,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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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吴挺:40年40人|荣大聂:建立信任是中美应对棘手问题的解药,澎湃国际,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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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杨一帆,龙菲:40年40人|杨毅:莫让军事交流成为中美关系的“抵押品”,澎湃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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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辛恩波、吴挺:40年40人|戴博:中美需将新兴科技转化为未来合作的推力,澎湃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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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辛恩波,龙菲,王天禅:40年40人|朱锋:要客观清醒认识中国发展中的美国因素,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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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日,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62。[Xue Yongle: 4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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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文贯中:我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看法,大国策智库,2018年11月29日,检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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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倪建平:汲取“共享历史”智慧,促进中美民间友好,美国学与国际研究,2018年12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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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薛雍乐:40年40人|芮效俭:美国能和更强大繁荣的中国友好相处,澎湃国际,2019年1

月1日, 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90。[Xue Yongle: 4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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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薛雍乐、龙菲:40年40人|韩磊:中美加强国际议题合作惠及及人,澎湃新闻,2018年12

月29日,检索于http://m.thepaper.cn/wifiKey_detail.jsp?contid=2670509&from=wifiKey。[Xue Yongle, Long Fei: 40 years 40 people| Paul Haenle: Sino-U.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beneficial to everyone, The Paper, December 29,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m.thepaper.cn/wifiKey_detail.jsp?contid=2670509&from=wifiKey

[70] 辛恩波:40年40人|兰普顿:中美加强相互依赖能够克服修昔底德陷阱,澎湃国际,2018

年12月9日,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82。[Xin Enbo: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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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82].

[71] 叶君:40年40人|布兰斯塔德:良好领导人关系引领中美美好未来,澎湃国际,2018年12

月15日,检索于http://m.thepaper.cn/yidian_promDetail.jsp?contid=2670515&from=yidian [Ye Jun: 40 years 40 people| Terry Branstad: good leadership can let U.S. and China have a better future, The Paper, December 15,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m.thepaper.cn/yidian_promDetail.jsp?contid=2670515&from=yidian]

[72] Jia Wenshan: Toward Engagement 2.0, not Cold War 2.0, CGTN, July 26th, 2020, retrieved from

https://news.cgtn.com/news/2020-07-26/Toward-Engagement-2-0-not-Cold-War-2-0-Sr4WQoxZiU/index.html

[73] Fu Ying: Opinion| Cooperative Competition is Possibl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Vietnam and

East Asia Blog, November 24, 2020, retrieved from  https://thetaysonrebellion.com/2020/11/24/opinion-cooperative-competition-is-possible-between-china-and-the-u-s-by-fu-ying-the-new-york-times/.

发布时间:2021年01月28日 来源时间:2021年0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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