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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调查结束后特朗普面临更大压力

作者:卡齐姆•舒伯   来源:FT中文网  已有 125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2016年8月,就在美国总统竞选活动全面展开时,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团队的两名高级官员出现在哈瓦那雪茄俱乐部(Grand Havana Room)。这是一家会员制雪茄俱乐部,距离纽约的特朗普大厦(Trump Tower)只有几个街区。
  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遭黑客攻击导致电子邮件曝光一事成为头条新闻之际,时任特朗普竞选经理的共和党资深说客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和他的副手里克•盖茨(Rick Gates)会晤了一名俄罗斯公民,而联邦调查局(FBI)指控此人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
  尽管马纳福特和盖茨曾在乌克兰与这名俄罗斯人——康斯坦丁•基利姆尼克(Konstantin Kilimnik)——共事,但鉴于媒体和执法部门高度关注俄罗斯是否是针对民主党的黑客攻击的幕后黑手,此次会面本身就够反常的。
  但在会面时发生的事情似乎更奇怪。尽管完整的细节尚未公布,但大量文字被涂黑的一份庭审记录似乎表明,检察官相信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官员与基里姆尼克深入讨论了民调数据。突显此次会面敏感性的一个细节是,马纳福特和盖茨刻意避免与基里姆尼克一起离开哈瓦那雪茄俱乐部。
  在上月一次非公开庭审期间,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手下一名高级检察官强调了此次会面的重要性。穆勒是2017年5月受命调查2016年特朗普竞选团队成员与俄罗斯之间的联系或合作的特别检察官。
  根据庭审记录,安德鲁•韦斯曼(Andrew Weissmann)称:“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触及了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正在调查的核心问题。”
  在穆勒获得任命以来的21个月里,这位74岁的FBI前局长以惊人的速度追查真相,揭示了特朗普小圈子成员的大量犯罪和欺骗行为。
  眼下华盛顿充斥着调查即将结束的传言。近月来,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抽调的检察官人数逐渐减少,而穆勒迄今提起的大多数案件即将定案。
  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问题:特别检察官会指控一个试图影响选举的大阴谋,还是会局限于他已经提起的诉讼?在向法庭提交的文件中,穆勒透露了一些点点滴滴的细节——比如与基利姆尼克的会面——但他迄今并未指控俄罗斯政府与2016年特朗普竞选团队之间存在任何犯罪性质的共谋。
  民主党重量级人物认为,此类共谋的证据已经明摆着。众议院情报委员会(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主席亚当•希夫(Adam Schiff)上周末表示,有“直接证据”表明,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政府相互勾结。
  然而,一些观察人士提醒称,穆勒将不愿做出宽泛评判。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他仅限于通过刑事起诉和其他法庭文件“发言”,这对他披露什么信息设置了很高的标杆。
  美国司法部前反情报主管、在穆勒被任命之前协助领导通俄调查的戴维•劳夫曼(David Laufman)表示:“他们有可能发现了一些事实和可被法庭采信的证据,这些证据描述了与其核心授权密切相关的行为,但不足以据此提起刑事诉讼。”
  不管怎样,穆勒提交报告将开启特朗普总统任期的新阶段——届时特朗普面临的主要威胁将来自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委员会、以及纽约的检察官。此举还将引发白宫、司法部和国会之间围绕穆勒的调查工作和结论将在多大程度上公之于众的争斗,其结果可能帮助决定特朗普的政治命运。
  美国司法部前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戴维•克里斯(David Kris)表示:“你现在该买爆米花(等着看好戏)了。”
  2017年5月,就在特朗普戏剧性地炒掉时任FBI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几天后,穆勒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但授权该任命的文件内容很少。第3915-2017号命令只有一页,授权穆勒调查“俄罗斯政府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活动关联个人之间的任何联系及/或合作”,以及调查过程中可能发现的任何妨碍司法的行为或其他事件。“勾结”(collusion)一词并未出现。
  自那以来,穆勒已争取到特朗普5名小圈子成员的认罪,对第6人提起刑事诉讼,并对29个俄罗斯人士和实体提出刑事控罪。他揭露了俄罗斯人与特朗普竞选团队官员和助手之间庞大的联系网,以及掩盖这些联系的大量欺骗行为。他甚至引入注意地指出,就在特朗普在记者会上“邀请”俄罗斯黑客攻击希拉里电子邮箱的当天,俄罗斯黑客首次攻击了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私人办公室。
  然而,穆勒指控特朗普小圈子成员的大部分罪名是对2016年发生的事情(尤其是与俄罗斯官员的接触)撒谎,而不是行为本身。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承认,在与俄罗斯大使接触的问题上,他向FBI撒了谎;而曾经是特朗普马仔的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承认,在一项在莫斯科建造特朗普大厦(Trump Tower)的协议上,他向国会撒了谎。马纳福特和盖茨承认了与他们在2016年大选之前的游说工作有关的刑事控罪。
  除了与基利姆尼克(此人否认自己跟俄罗斯情报机构存在任何联系)会面,穆勒的报告还可能澄清其他许多关键事件,包括2016年6月总统的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Jr)、总统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以及马纳福特在纽约特朗普大厦会晤一名俄罗斯律师。小特朗普之所以同意会面,是因为他预计,他们将从俄罗斯政府那里拿到关于希拉里的“黑材料”。
  然而,对于这些与俄罗斯人的来往加在一起意味着什么,穆勒迄今保持沉默。穆勒调查将在多大程度上对这些争议进行公开追究,将取决于他这份报告实际得到的处理,以及这位FBI前局长如何解读自己获得的授权。
  特朗普经常谴责这项调查。“我是一个无辜的人,”他在上周末发推文说,“我正被一些非常恶劣、充满冲突和腐败的人们迫害,这是一场政治迫害。”
  今年1月,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在出席参议院的任命确认听证会时,为穆勒调查结束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划下了战线。巴尔提请人们注意规范特别检察官工作的法规中对穆勒最终报告定性的一个关键词:“机密”。
  “有两份不同的报告,”巴尔告诉参议员们。他将收到一份,即穆勒提交的报告,而国会将收到另一份报告,那是巴尔本人对特别检察官结论的总结。此外,巴尔提醒参议院的这个委员会,司法部的政策是避免批评那些其行为并未受到刑事指控的个人。
  巴尔的证词打响了美国政府的行政分支与国会之间势必发生的一场史诗般争斗的发令枪,其焦点问题是穆勒收集的证据——以及他得出的结论——有多少可以向美国人民公开?
  穆勒开展工作所依据的法规是司法部在1999年制定的。在那之前,肯尼思•斯塔尔(Kenneth Starr)对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事务进行了不厌其烦的调查。以往,特别检察官独立于司法部开展工作,拥有向国会提供淫秽证据的广泛自由裁量权,就像斯塔尔所做的那样。但1999年出台的特别检察官法规做出了更严格的规定。
  根据现行法律,穆勒被要求向司法部长解释为什么他选择对某些人提起刑事公诉,而对另一些人放弃提起公诉,仅此而已。这一规定,加上穆勒闻名的照章办事理念和沉默寡言的性格,意味着他对自己调查所做的报告很可能会比1990年代的《斯塔尔报告》的更为冷静持重。
  “这份报告不会是类似《斯塔尔报告》的生动叙述,”曾在FBI担任穆勒幕僚长的丽莎•莫纳科(Lisa Monaco)说,“他将严格遵守那些规定。”
  目前身为咨询公司Culper Partners创始人之一的克里斯表示,“这份报告也许最终会成为一种上层建筑,将检察官材料‘拼图’中的各块‘瓷砖’拼接起来。”他接着说,这份报告将“更像是一份路线图文件”。
  民主党人誓言要尽其所能将穆勒报告公之于众,并获取穆勒发现的证据,包括采取发传票的手段。
  同样,白宫正准备捍卫行政分支的特权——即总统有权与他的官员进行私下讨论——这可能会影响有关穆勒进行的妨碍司法调查的披露。同时巴尔已明确表示,尽管他倾向于透明度,但他认为穆勒报告是司法部的内部文件。美国政府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之间的这种争斗,也许要由第三个分支司法部门来裁决。
  曾在2016年和2017年担任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代理负责人的前司法部高官玛丽•麦科德(Mary McCord)表示:“我觉得我们不能指望开始时就公布大量信息。”
  “如果人们设想下周我们将会拿到一份报告,然后我们将在午餐休息时间坐下来阅读这份报告,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我认为这不会发生。”
  或许穆勒调查的持久影响并不在于他在刑事指控上提出的建议,而在于他提供的证据。当他决定收手后,特朗普及其小圈子成员受到的压力只会增加,因为后续行动将决定性地移交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委员会,以及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
  在对特朗普的生意进行调查时,穆勒已经将不直接属于自己职权范围的案件移交司法部的其他办公室。克里斯说,穆勒的行为就像“一家风险投资孵化公司,催生了一大批新的初创企业。”接手这些案中案的调查人员不受穆勒那种权限约束,而且在特别检察官结束调查后,他们的工作将会更突出。
  科恩体现了国会和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的双重威胁。他从2007年开始在特朗普集团(Trump Organization)工作了10年,去年他对曼哈顿联邦检察官提出的刑事指控表示认罪,而该案源于穆勒移交的案件。在该案中,他证明特朗普授意向两名女士支付封口费,从而构成竞选资金违规。上周,当他出席众议院监督委员会(House Oversight Committee)的听证会时,他再次将特朗普与更多可能构成犯罪的行为联系起来。在他作证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周一向特朗普、他领导的行政当局以及他名下的生意发出大量文件请求。
  科恩将于5月开始为期三年的监狱服刑,对那些已成为联邦调查对象的总统小圈子成员来说,这是关于潜在后果的严重警告。但是,即便科恩在国会“揭发”特朗普之际,他承认自己没有证据证明自己长期效力的这名男子与俄罗斯人“勾结”。
  他说:“有人问我,是否知道有直接证据表明特朗普或他的竞选活动与俄罗斯有勾结。答案是我不知道。我希望明确这一点。但是,我有自己的怀疑。”
  随着民主党在去年11月中期选举取胜,亚当•希夫成为众议院情报委员会(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主席。该委员会也在调查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政府之间的联系,这位加州国会议员有权为这项调查传唤证人和要求交出证据。
  威廉•巴尔(William Barr)
  当穆勒报告完成后,这位新近获得确认的司法部长必须决定如何处理。现年68岁的巴尔曾在乔治•HW•布什(George HW Bush)总统主政时担任司法部长,他承诺会“尽我所能依法提供最大透明度”,但同时强调穆勒报告将是保密的。
  杰里•纳德勒(Jerry Nadler)
  作为众议院司法委员会(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的新主席,杰里•纳德勒最终可能对特朗普总统任期发挥关键作用。他领导的委员会正对潜在的妨碍司法行为展开调查,如果最终要对特朗普启动弹劾程序,也将由这位来自纽约的民主党国会议员领头。
  杰弗里•伯曼(Geoffrey Berman)
  作为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杰弗里•伯曼领导其办公室对特朗普集团以及总统的就职委员会进行了调查。作为一名共和党人,他曾要求回避科恩案——科恩被控向两名声称与特朗普有染的女子支付封口费——和其他一些刑事案。
发布时间:2019年03月10日 来源时间:2019年03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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