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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美国的俄罗斯学:转型与多样化发展

作者:万青松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一期  已有 581人浏览 放大  缩小
  提 要 | 俄罗斯学作为一门综合研究俄罗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学科,在多数国家都受到重视。冷战后美国的俄罗斯学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转型与多样化发展阶段。随着研究对象和范畴、研究资源的获取途径与研究队伍的变化,当代美国俄罗斯学在转型过程中开始逐渐摆脱传统研究范式的影响,在体裁、理论、方法论、研究主题等方面呈现出新特征,继续推动着当代美国俄罗斯学的发展。

  顾名思义,俄罗斯学就是一门研究俄罗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专门学科。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围绕俄罗斯学的具体内容还没有达成共识,也没有定论。有学者将俄罗斯学等同于研究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历史学;也有学者将其归于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范畴, 重点研究俄罗斯的政治与社会;还有学者将其理解为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不同社会科学方法综合性研究俄罗斯的总称。上述界定主要从广义与狭义两个角度展开,且都存在一定合理性。为使行文方便,本文将“俄罗斯学”界定为一门综合性研究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语言和艺术等领域的学科。
  在世界范围内的俄罗斯学发展进程中,美国的俄罗斯学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且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历程:从 19 世纪末到 21世纪初,已逾百年。关于美国俄罗斯研究的发展历程,美国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原主任、知名俄苏问题专家蒂莫西·科尔顿教授,将美国的俄罗斯研究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 1807 年美俄建交到 20 世纪 30 年代,可以视为早期的美国俄罗斯研究,发展比较滞缓;第二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苏联解体,是美国俄罗斯研究最活跃的时期;第三阶段则是冷战后美国俄罗斯研究面临多重挑战的发展阶段。  本文在很大程度上同意科尔顿教授的时段划分,以此为基础将美国俄罗斯学的发展历程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 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这是美国俄罗斯学的滥觞时期,以斯拉夫学为主(侧重于语言、文化和历史等领域);第二阶段是二战后到冷战结束,这是美国俄罗斯学的兴起时期,以苏联学为主(侧重于历史、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社会、文化、语言、文明等领域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第三阶段则是冷战结束至今,这是美国当代俄罗斯学发展的转型时期,以多样化发展为主。其中,以冷战时期盛极一时的显学——苏联学最具代表性,它构成美国俄罗斯学的重要学术分支。迄今国内外关于苏联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较多, 本文将重点关注冷战后美国俄罗斯学的转型与发展状况,希望为观察俄罗斯和推进中国的俄罗斯学发展寻求可能的交叉点和互动处。
  一、冷战后美国俄罗斯学转型的背景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成为对国际政治和世界格局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标志,当然也是美国俄罗斯学发展的新拐点。1987 年12 月,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了史上第一个《美苏中导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并转暖,苏联开始摆脱“邪恶帝国”的名号。在苏联国内,1988 年 6 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方案,随后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9 年 11 月,象征着传统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分野的柏林墙倒塌,随后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实现两德统一。1990 年 3 月 11 日,苏联的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立陶宛率先宣布独立,其他共和国也纷纷仿效,发表恢复或收复主权的声明,并开始制订实现独立的步骤和措施。同月 14 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联首任总统,并且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的“公开性”方针促使苏联 1990 年通过废除书刊检查制度的法律,并开展为政治迫害受害者大规模平反的运动。1991 年上半年,苏联开始从波罗的海国家撤军,1991年 12 月 25 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并将国家权力和核密码箱移交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苏联宣告解体,二战结束后的两极对抗格局终结。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苏联解体称为“20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悲剧”。苏联解体标志着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的全盘洗牌,其产生的巨大影响迄今没有完全消除。
  在上述重大事件的大背景下,美国政界、学界的反应却稍显迟钝。苏联宣告解体前,在美国政界,中情局仍在编织苏军强大的神话,高层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寄予厚望;在学界,美国的主流苏联研究仍陶醉在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赞歌之中,认为他的改革能够使苏联政治体系走上现代化之路。如有专家认为,虽然苏联的部分加盟共和国出现一些暴动,但戈尔巴乔夫的地位仍然相当稳固,在经济领域的改革也有望成功,苏联共产党可以继续占据主导地位。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苏联历史学教授马丁·马里亚指出,20 余年来,美国学界主要集中关注苏联“稳定性”“成熟工业社会”、制度多样主义等问题,其后果是多数苏联问题专家对戈尔巴乔夫陆续出台的激进改革政策所遇到的阻力以及伴生的风险毫无察觉。  尤其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这一剧变给美国政界、学界都造成强有力的震荡和冲击。拥有庞大的苏联问题研究队伍的美国苏联学界,却仅有极少学者预言到苏联解体(马里亚教授就是其中之一)。可见,在苏联解体前后,美国研究苏联现实问题的专家学者们的洞察力是存在问题的。
  从长远来看,冷战结束与苏联解体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为美国的俄罗斯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也给专家学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机遇方面,冷战结束使得国际环境巨变,新独立的俄罗斯面临着政治、经济模式的大转轨,急需得到西方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因而实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希望尽快融入西方文明“大家庭”。因而对美关系被俄罗斯置于最优先地位,两国总统甚至宣布构建“战略伙伴关系”,这在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总体而言,俄美关系的向好气氛为两国学界之间的学术交流和科研机构合作创造了较好条件,特别是美国的俄国问题专家学者相较于冷战时期而言,有更多机会前往俄罗斯,与当地的学术组织、档案馆和图书馆等机构及其科研人员建立直接的联系与沟通,获取更多、更可靠的第一手研究材料,甚至与俄罗斯同行开展合作研究,共同发表学术研究成果,举办学术研讨会。这些在冷战时期很难开展的工作在苏联解体之后都变成现实。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手材料对深入、全面、客观地开展学术研究尤为重要。就如苏珊·史密斯 —— 彼得所言,对西方俄罗斯学界而言,第一手材料就是通向真实俄罗斯之窗,有助于理解一个真实的多面俄罗斯。在她看来,西方俄罗斯研究界通常拥有强大的理论基础,但没有第一手的关于俄罗斯本土的研究素材,而俄罗斯学者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却很少对它们进行理论的提炼。  因此,有必要进行跨国研究和跨国的学术合作。冷战结束后,对于美国的专家学者来说,俄罗斯问题研究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特别是面对一个重新开放大门的“新俄罗斯”,有太多的新东西和新事物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可以说,美国的俄罗斯学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有机会成为一门“国际化”学科,与全球各地从事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专家对话、交流。不得不说,这是冷战结束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俄罗斯学发展的一大新特征。
  二、冷战后美国围绕俄罗斯学转型的争论
  苏联解体,一方面,暴露出美国苏联研究界长期以来存在的诸多问题;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引发美国学界对苏联学的新讨论和新反思。就如美国苏联问题专家亚历山大·达林所言,美国苏联学在研究对象、研究队伍和研究方法都存在不少问题。  在研究对象方面,有学者指出,美国的苏联学过于关注“量”的研究,如经济、军事领域,而苏联社会、种族问题,影响苏联民众行为的传统、价值观等议题很少被关注。 在方法论方面,有学者指出,苏联学的不足还在于没有将苏联经验用于批判范畴,即仅论证苏联社会发展的诸多缺陷,并没有论证苏联经验用到美国社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彼得·拉特兰也指出,由于苏联社会与西方之间长期处于隔绝状态,它本身对美国大多数研究者而言,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研究对象,加上研究者的水平所限,以及遭受国内苏联研究“领军学者”的影响,  因此,美国的苏联学从一开始就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对美国学界而言,苏联解体只是为揭露这些“天生”不足提供了一个良好机会。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美国俄罗斯学发展再次处于一个关键时刻和重要拐点,开始步入转型时期,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苏联解体之后的美国苏联研究何去何从,以及继续研究所遇到的理论与方法论危机。围绕苏联学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未来发展前景,学界深入反思,其结果就是 20 世纪 90 年代相继出版诸多著作、论文集,在期刊、报纸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这些争论的分水岭是关于苏联解体后美国苏联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即苏联学到底属于政治学还是历史学范畴。一部分人认为,苏联已经解体,作为政治学范畴的苏联学的研究对象事实上已不存在,加上它也没能发挥自己的学科功能,如未能预测苏联的解体和苏联政治的诸多变化,大批资金的投入未能产生预期效果,因此,作为一门学科继续存在的必要性遭到质疑;另外一些人认为,冷战结束使苏联学得以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这是一个积极势头,为美国学界与国外学界开展合作与交流创造新的机遇。因此,苏联学理应该成为世界史学科的研究对象。
  20 世纪 90 年代,确实是美国苏联学转型的摇摆期。苏联解体及与其相关联的一系列事件都在学界引起广泛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论,继而出现很多关于苏联学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评价和设想。在讨论苏联学过去方面,有关苏联学的得失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包括:是否可以将西方社会研究方法应用于研究苏联? 苏联在世界历史发展中是否是一个特殊现象? 马莎·奥卡特谈到,过去几十年,来自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不刻意划分自己所属的学科领域,积极从事苏联研究,同时把握好所在学科与所研究区域之间的平衡。如社会科学与区域研究的方法论存在较大区别,前者重点关注微观层面,提出“为什么”的问题;后者则聚焦宏观层面,重点研究“怎么办”的问题。理想的状态是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但现实中却比较困难。一些把这两者结合得比较好的成果,多出现在一批专家共同开展的集体研究成果中,但 20 世纪 90 年代欧美学术界的巨大变化,使得这种多样统一的合作难以维系。
  针对苏联学现状发展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苏联仅存在约 70 年就解体,然而新独立的国家与苏联在很多方面都存在诸多共性特征,因此,不论术语“苏联学”如何改变,苏联研究将一直存在,并且很多苏联时期出版的专著也将成为研究苏联政治体系的经典之作。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苏联解体之后大量的历史档案材料对外公开,这使得专家学者有更多机会获取第一手材料开展研究,更多新的研究成果将会出现,因此,有必要建构新的术语,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下现实。
  在讨论苏联学的未来时,也充满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一些人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苏联学已经失去存在的意义,它的历史也在这 一 刻 结 束。 亚 历 克 · 诺 夫指出,在苏联不存在的情况下,专家学者不可能再称自己为苏联问题专家,也不能再将西方体系与苏联体系进行比较。他提出,老一代苏联问题专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甚至可以说是功成身退,那么那些刚刚毕业或者正在努力学习的年轻专家学者接下来应该从事什么研究或工作? 答案目前都是未知数,不过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即这肯定不会是苏联学。 马莎·奥卡特也支持这样的看法,她认为,苏联学一直以来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就非常密切,“共产主义威胁”已经消失,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巨大变化,这意味着之前的苏联研究体系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但她同时也认为,苏联学和共产主义问题研究不应该将苏联的命运与共产主义遗产区分开来。西方研究者需要研究苏联的经济、社会和历史问题,重新评估从十月革命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到苏联后期(1985—1991 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意识变革等问题的经验和教训,这样的改变对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必要的。斯 蒂芬 · 科恩也发出类似的警告,他认为,需要严肃反思苏联学的科学性,摆脱传统比较政治理论的影响,而且社会科学的主导性 正 统 理 论 也 不 适 合 应 用 于 研 究 俄罗斯。
  学界尚处于争论阶段,但政府部门已开始行动,即缩减研究经费预算。有学者总结出冷战期间美国政府资助苏联研究的规律:美苏关系恶化的时候,政府的资助就会增加;美苏关系转暖的时候,政府就缩减这方面的支出。此外,从事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的工资收入也持续下滑,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俄罗斯学继续高水平发展。在政府对俄罗斯研究需求下降和财政支持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许多从事俄苏问题研究的科研机构,要么关闭,要么重组。20 世纪 90 年代,与苏联学研究有关的机构规模被大大地缩减,仅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相对有一些改善,但已无法与冷战时期相提并论。
  在美国政府大幅度缩减对俄罗斯研究资助的情况下,学界不禁再次诘问:美国还需要苏联问题专家吗? 有的学者持肯定看法,罗伯特·丹尼尔斯指出,苏联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门“神秘”学科,重点研究苏联权力体系和共产主义体制。虽然当下美国学界认为,苏联学的研究对象可以是苏联历史,但共产主义体制的遗产仍然对不少国家产生着巨大影响。因此,苏联问题专家的任务是研究共产主义国家的历史及其对当下的影响。由此可见,苏联学并没有“死亡”,也不应该消失,只是需要在当代条件下改变一下它的学科名称。在他看来,最为准确的术语应该是“俄罗斯与东欧研究”, 或者是“后苏联地区研究”。但也有其他不同的看法,如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苏联学处于一种危机状态,发展前景黯淡,因此,建议使用术语“后苏联学”,并将其归入政治学的研究范 畴。雷 蒙 德 · 塔 拉 斯在关于苏联与东欧政治研究的论文集中指出,需要对苏联学进行批判性评价,即苏联学曾经存在过,目前已经不存在。 约翰·米尔斯海默也指出苏联学的诸多不足,包括因冷战导致的意识形态影响非常严重,自由派对共产主义的不欢迎,研究队伍中有大量专家来源于移民,国家的财政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研究者的独立性,研究材料匮乏,高校研究者相对封闭,与其他区域研究的专家之间的交流不足,在培养学生方面也存在僵化的教学模式,同时对理论研究持消极态度。还有学者持更为尖锐的批评,马里亚教授对苏联学的修正主义理论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判,指出他们过高估计苏联的潜力及其政治体系的稳定性,过于相信苏联的宣传活动,  最后使得苏联学的发展遭受巨大影响。青年学者倾向于认为,苏联解体给西方国家上了很好的一课,即不能将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进行比较研究。 亚 伯 拉 罕 · 布 伦 伯 格认为,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确实一度认为苏联学已经不存在,但是这样的判断似乎站不住脚。美国和其他国家许多的苏联问题专家转变成“后苏联学家”,出现更 名 之 后 的 学 术 期 刊《后 苏 联 事 务》,许多科研机构都改头换面,过去的苏联问题研究再次进入美国学界的视野。
  此外,20 世纪 90 年代末,美国还出版了不少关于苏联学讨论的个人著作和集体著作 ,虽然观点各异,但却从不同角度就苏联学何去何从以及学科发展的方向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丰富了冷战后美国俄罗斯学的研究。其中,彼得·拉特兰比较详细地总结了苏联学在美国发展遭受的一系列制约性因素,主要包括 8 个方面:第一,美国苏联问题研究的学术客观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偏好,常在友善与敌视之间徘徊,不管他们属于左派阵营还是右派阵营;
  第二,苏联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比,存在明显的特殊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的苏联研究在方法论方面显得尤为薄弱;第三,很多专家一开始并非从事俄罗斯研究,他们的俄语和有关俄罗斯的知识很贫乏;第四,寄希望于前往苏联进行实地调研考察,但难以实现;第五,掌握的研究信息不完全可靠,甚至缺少第一手材料,而获取材料的途径又非常狭窄;第六,主要的苏联学专家更倾向于扮演一个预言家角色,或作为专家时常出现在新闻媒体上,而不是从事学术研究,更不谈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第七,曾对美国俄罗斯学做出巨大贡献的俄国侨民知识分子由于专业、个人与政治因素,他们之间经常是竞争关系,多数人选择退居幕后,没有发挥他们的特长来丰富苏联研究;第八,对政府的财政依赖,使得美国的情报、军工部门有权力干涉学术研究。 面对诸多专家学者对苏联学的批评,也有极少数学者站出来试图维护苏联学这门学科的权威性,  但这样的声音显然无法改变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俄罗斯学遭遇各方面危机的现实。
  综上所述,冷战后美国俄罗斯学的转型主要受到国际形势、理论与方法论反思和学科认知三大因素变化的影响。美国学界围绕苏联研究转型的上述争论表明,虽然苏联学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作为一门学科,它仍具有自己的发展特征,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 化。正 如 劳 拉 · 恩 格 斯 坦所言,苏联解体确实改变了对俄罗斯历史的传统看法,促使学界改变关于俄罗斯研究的方法和认知。此外,意识形态对抗的减弱也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美国学界的研究视野。一言以蔽之,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对美国俄罗斯学的转型和发展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冷战后美国俄罗斯学的发展特征
  冷战后美国俄罗斯学的主要任务是构建当代俄罗斯的总体图景,要完成这一目标,不仅需要俄罗斯问题专家和政治家的努力,也需要对俄罗斯国内变化感兴趣的广大美国民众的广泛参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研究对象和范畴、研究资源的获取途径与研究队伍的变化,当代美国俄罗斯学在转型过程中开始逐渐摆脱冷战时期形成的极权主义和修正主义两大传统研究范式的影响,试图在当代俄罗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有所创新,寻求新的研究方向,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特征。
  1. 在体裁上,主要体现为学术性研究与政论性分析之间的合流
  一直以来,学术研究始终是推动美国俄罗斯学发展的中流砥柱,在推动美国俄罗斯研究的学科发展、理论构建、方法论运用方面都做出过巨大贡献。冷战后的美国学术界继续在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专业期刊发表学术文章,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历史、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  除从事传统学术研究的学者外,还有大量来自社会学、新闻学、哲学、文化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进入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界,他们通常在一些美国主流刊物发表面向民众的评论性文章。 到 20世纪 90 年代末,这样的文章越来越多,美国的俄罗斯研究界开始形成一种特殊的体裁——“政论性”俄罗斯研究,吸引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和专业领域的专家,这一方面充实了美国的俄罗斯研究力量,丰富了当代俄罗斯研究的主题;另一方面也吸引社会民众对当代俄罗斯的关注,使得当代俄罗斯学得以存在下去。
  与传统学术研究不同的是,“政论性”俄罗斯研究有自己的一系列特点,主要体现在研究主题与体裁方面的差异,重点面向广大读者,满足他们的阅读兴趣,而非特定的专业人士(比如专栏作家、斯拉夫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大学教授)。这些文章既不需要更深入的分析,也不用特别多的信息材料,主要向广大民众介绍有关俄罗斯国内情况的变化及其实质,以及俄罗斯未来如何走上西方的发展轨道,包括政治、文化价值体系。更为显著的特点是标题吸引眼球,甚至产生轰动效应,如“普京逮捕俄罗斯寡头”等。在作者构成方面,主要是一些专业记者、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家和语言学家,传统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则较少。当然,“政论性”俄罗斯研究的存在,也使得传统俄罗斯问题专家的声音弱化,一些“非专业人士”歪曲俄罗斯的发展现实,遭到老一辈俄苏问题专家的批评,如老资格的历史学家科恩教授就批评美国记者在民众面前制造一些对俄罗斯不准确的认知,最终误导民众。
  2. 在理论方面,新构想与新理念层出不穷,然而并没有产生重大理论
  20 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俄罗斯学,并没有产生像冷战时期研究苏联的两大理论范式(极权主义和修正主义),主要原因在于上文提到的国际形势变化、政府财政资助削减、研究队伍缩小、意识形态对抗减弱等。新的理论视角不能凭空设想,必然是对过去已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主要包括新极权主义、新修正主义等。
  新极权主义主要是从过去的极权主义理论发展而成。苏联解体之后,虽然极权主义学派在规模上不及冷战时期,却依然在美国俄罗斯学界占有一席之地,继续对美国俄罗斯学的新发展和新一代的美国俄罗斯问题专家产生影响。新极权主义并非单一的线性理论,而是拥有共同内核的诸多理念与构想的集合。这些理念与构想不仅构建在过去基础上,还以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差别及根深蒂固的“敌视”为出发点,来观察俄罗斯国内外事务的变化。其中有代表性的理念有以下几种。
  一是俄罗斯新民族主义。部分美国学者对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最新研究表明,俄罗斯依然是一个有深厚民族主义信念的国家,民族主义被视为俄罗斯的主要特征,在任何政治体制下都没有显著变化。美国知名历史学家朱瑟佩·博法指出,新民族主义就是俄罗斯政治的特征,总统叶利钦手中的王牌就是民族主义,与当代俄罗斯的主权和国家独立有紧密关系。  还有专家认为,俄罗斯的新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与俄罗斯的“独特性”、弥赛亚意识和俄罗斯东正教密切相关。
  二是本质主义。不少美国学者坚信,西方经验具有先天优势,俄罗斯要想成为一个西方大国,唯一出路就是复制西方发展经验。 詹姆斯·比林顿试图从俄罗斯的历史发展中找到证明西方经验对当代俄罗斯转型与发展的重要性的例证,如历史上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亚历山大二世执政时期,俄国均取得较好发展,其原因就是俄罗斯将西方思想运用到现代化过程中。基于此,他指出,当代俄罗斯倾向于学习美国的政治模式,来构建新的联邦民主。  但是,俄罗斯在这方面恰恰做得并不好,提姆·迈克丹尼尔指出,当代俄罗斯很难再次构建起一个成功的社会模式,主要原因是俄罗斯面临现代化及其理 念 的 两 难 抉 择,以 及 民 主 制 度 的脆弱。
  新修正主义也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产生的修正主义理论派生而来,仍然包含苏联时期修正主义理论派的不少理念主张。90年代,为应对冷战后苏联学危机,美国学界提出“转型学”,构成新修正主义的主要理念。转 型 学 可 以 说 是 现 代 西 方 社 会 理论——趋同论的延续,主要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不断相互靠拢,最终发展为本质上同一类型的社会。这一趋同过程是连续、均衡发生的,两种制度在趋同的内容上是对应的,它们之间趋同的程度也大致相同。
  转型学的出现吸引不少研究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等)的美国学者,他们重点关注俄罗斯向西方模式转型这一时期各领域的新变化及其实质。苏联史专家科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转型时期”在美国学界受到关注,认为俄罗斯将复制并移植西方的发展经验到本国的政治、经济改革中,最终走上西方的发展道路; 还有专家将 90 年代俄罗斯社会变化与西方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进行对比,认为俄罗斯与西方越来越趋同。
  由于新极权主义与新修正主义在阐释当代俄罗斯发生的诸多变化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因此在当代美国俄罗斯学界都没有获得足够大的影响力,也没有被视为成系统的研究理论。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的出现是美国学界对冷战后俄罗斯研究面临危机的一种“消防式”应对,旨在寻求分析和解释纷繁复杂俄罗斯新现象的新路径。
  3. 在方法论上,延续与创新相结合,注重借鉴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
  苏联解体后,美国学界围绕研究方法进行过较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对冷战时期研究苏联所运用的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和贫瘠的批评与反思。 总体而言,冷战后美国俄罗斯研究方法既有对传统的延续,也出现新的变化。冷战时期苏联研究采用的比较分析法,迄今在美国仍被广泛使用。虽然学界试图在传统方法上进行一些修正,并建议对一个国家历史不同阶段发生的事件进行比较,但学界仍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作为对比研究的对象,如詹姆斯 · 比林顿和马克 · 西绰克都将俄罗斯与西方国家进行比较。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美国俄罗斯研究界开始越来越多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此外,还有美国学者通过语言学和文化学方法,研究文化、人和语言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
  4. 在研究主题上,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
  相结合,领域日趋多样化就历史研究而言,苏联解体后,美国俄罗斯研究学界掀起了一股“文化热”。这里的“文化”主要是指广义文化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既包括苏联时期、帝国时期的文化,也包括俄国更早历史时期的文化,并扩展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之所以出现这一趋势,除了历史研究在美国俄罗斯学的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之外,还有两大有利因素的推波助澜,即“档案与信息革命”和20 世纪末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一种新的 分 析 模 式——“文 化 转 向”首先,不论是专家数量和研究人才培养水平,还是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来自历史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在美国俄罗斯学界一直占据主要地位。 另据统计数据,冷战期间美国政府的资助苏联研究项目中,75% 的资助对象是针对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  换句话说,历史学家始终是美国俄罗斯学研究团队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俄罗斯研究学科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引领作用。 他们提出的一系列俄罗斯历史研究的新方向、新概念和新问题(如国家、民族、性别、社会、帝国认同、阶级、社会冲突、宗教、现代性等),在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浓厚的兴趣,  其中就包括对俄罗斯文化的研究。
  其次,对美国的俄罗斯学研究者而言,苏联解体前后,苏联(俄罗斯) 档案对外开放,学界称之为“档案革命”,其在促成“俄国历史”回归美国学界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在美国各大基金会(如索罗斯基金会) 的支持下,发掘档案文件及其相应的出版活动(回忆录、日记、口述和采访)开始在莫斯科和其他俄罗斯大城市开展起来。由于刚刚独立的俄罗斯面临严峻的经济和财政危机,因此,当局倾向于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外机构进行合作,共同完成一系列的合作项目,如耶鲁大学出版社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出版了一系列有关俄国历史的专著。 与此同时,美国专家学者也获准进入俄罗斯,并获得与政界人士、学界专家和当地民众交流的机会,这使得口述史研究也开始流行起来。
  除“档案革命”之外,“信息革命”也推动了美国俄罗斯研究“文化热”的兴起。 这主要归功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并开始上升到新的水平。如从 1997 年开始,俄罗斯联邦档案署与美国国际社会史研究 所合 作 开 发 的 档 案 数 据 库 网 站“Archeobibliobase”,与东视信息服务公司构建起约 15 万 条 的 档 案 索 引 数 据 库 ,并开始收录俄罗斯出版的报刊全文数据库。美国的研究者可以订阅这些数据库,获得相关文件的复印件、音频材料等电子资源,同时可进行搜索和查询。此外,“信息革命”带来的另外一大优势是可以随时随地、轻而易举地获取期刊电子全文,同时通过网络书店(亚马逊等)购买俄罗斯国内出版的最新专著和其他研究书籍。这些都大大地减轻了研究者的财力负担和时间成本,受到广泛欢迎,被冠之为一场“小革命”。
  最后,20 世纪下半叶,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文化研究,到 20 世纪末,出现了文化研究热潮,人们把这一时期人文社会科学转向于对文化研究的潮流称为“文化转向”。  俄裔加拿大学者玛格丽特·迪克维茨卡娅指出,“文化转向”这一术语正式确立始于 20世纪 80 年代初。美国的两位新文化史家维多利亚·邦内尔和林·亨特也谈到,20 世纪80 年代初,新的分析模式开始取代社会史,宣告了“文化转向”的开始。 英国历史学者西蒙·冈恩)也指出,“如果说对叙事的关注构成了过去 20 多年中历史书写的确定特征之一的话,那么,‘文化转向’似乎是一个更为宽广的运动,它横扫整个人文科学领域,并且囊括从意义建构到商品消费等各种形式的文化。因此,在新形式的理论与新类型的史学关系中,文化的概念居于核心地位”。可以说,在“文化转向”这股潮流中,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生了研究范式的变革,不仅对既有学科的陈旧框架产生了极大冲击,而且也迫使它们集体性地“转向文化”, 由此,文化研究成为主要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等,均从各自学科的视角,将“文化”置于研究的焦点,在有关符号、象征、媒介等文化因素,国族、社群、性别、种族、个体等身份认同因素,话语分析、意识形态批评、性别研究、伦理批评、后殖民主义、民族、宗教等诸多问题的研究方面开启新的研究局面。
  毫无疑问,冷战后面临发展危机的美国俄罗斯学,不管是在理论方面,还是方法论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股“文化转向”大潮的深远影响,进而出现了冷战后俄罗斯研究的“文化热”。就如美国学者朱莉·巴克勒所言,冷战的结束使得广大研究者对苏联和俄罗斯帝国时期文化的研究兴趣有增无减,不仅关注“上层”文化,也关注“底层”文化。如末代沙皇时期的多样化文化风景,异质空间孕育了多样的社会交流和新兴城市化中产阶级的现代生存模式;斯大林时期,大众文化由政府创造、提升、资助以及分配,苏联这具庞然大物使得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笑话、歌曲、大众电影、广播、电视以及戏剧等一系列日常消遣文化,都引起了国内外俄罗斯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事实上,巴克利教授所言并无夸大之词,长期以来,不仅美国民众对俄罗斯文化保持极大的兴趣,学术界更是从研究俄罗斯之初就存在这样的共识,即如果对俄罗斯文化没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和感知,那么就根本无法了解俄罗斯这个国度和民族。冷战结束再次给美国学者,特别是俄国史研究界提供了“探索”俄罗斯这个神秘国度的契机,学界自然而然地将目标投向对俄罗斯文化的关注和研究。
  冷战后,随着美国各界对俄罗斯的认知变化,对其各领域的关注越来越多,因此,对俄罗斯的现实研究也构成当代俄罗斯学发展的重要内容,研究的主题多样化,包括俄罗斯的政治(政治转型、威权主义、斯大林式极权主义、普京专政、克格勃政府、三权关系、联邦主义、国家治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党建设、国家认同的建构等)、经济(整体经济形势评估、经济改革方式、经济发展战略与发展前景)、社会(贫富现象、俄罗斯新贵、教育、社会犯罪、人口危机、村社)、总统与民众(叶利钦与普京形象、当代俄罗斯公民意识、公民社会的建构)、军事(军事力量状况、潜在军事威胁、军队与社会关系、军事政策)、对外政策(帝国雄心、非敌非友、区域大国)、俄罗斯与国际安全(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北约与俄罗斯)等。美国学界对这些现实议题的关注逐渐构建起对当代俄罗斯认知与理解的总体性图景。
  四、结 语
  冷战结束近 30 年,当代美国的俄罗斯学发展大体上经历转型与多样化发展阶段。转型时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冷战后的美国俄罗斯学何去何从,以及继续研究所遇到的理论与方法论危机。一方面,由于冷战时期美国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两大理论范式都没有预测到苏联的解体,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出美国苏联研究界长期以来存在的诸多问题,苏联解体进一步引发美国学界对苏联学的新讨论和新反思,争论不断;另一方面,在政府对俄罗斯研究需求下降、财政支持大幅度减少和原有从事苏联问题研究的科研机构被大大缩减的情况下,为维系俄罗斯学的生存并推动其继续向前发展,不少专家致力于寻求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研究对象和范畴、研究资源的获取途径与研究队伍的变化,当代美国俄罗斯学在转型过程中开始逐渐摆脱冷战时期极权主义和修正主义两大传统研究范式的影响,开始探索在理论、方法、研究主题等方面的创新,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特征,值得继续关注。
发布时间:2019年03月03日 来源时间:2019年03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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