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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雪凌:中美俄三方关系何去何从?

作者:关雪凌   来源:人大国发院  已有 618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前言
  近年来,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了稳定、持续、高水平发展。两国关系日益密切的原因何在?面对西方制裁和俄罗斯经济结构失调,普京将带领俄罗斯经济走向何方?“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又给全球治理体系带来何种变化?凤凰网《政对面》第22期对话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发院研究员关雪凌。

  《政对面》对话关雪凌实录精编(一) 中俄间友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
  政对面:最近世界格局的变化非常引人注意,西方与俄罗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和波折,那么这一时期中俄关系的稳步发展则引起外界的质疑和担忧:中俄是不是要联盟对抗美国,建立新的世界格局。你如何来看待这种质疑?中俄美三方关系又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关雪凌:每当国际关系中出现一些敏感因素时,类似的质疑和担忧就会特别多。现在世界局势动荡复杂,大国关系就显得尤为敏感,尤其是中美俄关系。国家关系的发展与世界格局发展息息相关,中俄关系的稳步发展不意味着与美国或者其他强国、强国集团的对抗。具体可以从西方与俄罗斯关系、中国与美国关系、中国和俄罗斯关系三个方面来分析。
  西方和俄罗斯的关系一直非常复杂,双方有深层次的结构性的冲突和矛盾。冷战时期,两者对峙,表面看是意识形态的冲突。1991年苏联解体后,1992年到1993年双方经过短暂蜜月期,随之又进入紧张状态。从深层次看,西方和俄罗斯关系紧张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对峙,还有国家利益的争夺。国家利益优先是国家外交的原则,就像现在特朗普所强调的美国优先、美国第一。
  2007年是西方与俄罗斯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2007年2月,普京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做了半个小时的演讲。会议上普京激烈地抨击美国过度使用武力,抨击以美国为主的单边世界模式和单边主义。该演讲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特别是与美国关系的非常重要的转折点。2008年,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发生冲突,俄罗斯和西方关系陷入冰点。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后,试图缓和两者关系,但是好景非常短暂。经过2012年普京再次担任总统、2013年乌克兰危机加剧,特别是2014年3月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等一系列事件,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再次跌入到一场自冷战之后的新冷战中。所以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是结构性的,不会因为中国和俄罗斯走得近或者中国和美国走得近,而使两者的关系得以缓和。
  简单说一下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自中美建交四十年来,很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经济上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是非常紧密的,从两国之间超过五千亿的贸易额就可以看出。今天所面对的表面的贸易摩擦折射出的是美国如何面对中国的发展与崛起的问题,归根结底也是国家利益的问题。
  接着谈中俄关系,中俄关系经历近百年的风雨,更远暂且不提。1996年,中俄两国确定双边进行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高端会晤机制,进行战略安全的相关磋商。该机制是规格最高,结构最完备,涵盖领域最广的一个大国合作机制。它对中国而言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没有与其他任何国家有这样的合作机制。所以说,中俄之间的友好,中俄之间的深度合作,从2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那时没有针对任何人。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和准则:中俄之间的友好合作是不针对第三方的。
  20多年来,中俄从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建设型伙伴,然后又从战略协作伙伴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从经济贸易合作到人文交流,再到现在国际重大事务的沟通与协调等。中俄关系的友好特别得益于两国的元首,他们是中俄友好的引擎。很多新闻中都可以看到,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高度评价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普京总统讲,“‘全面’意味着我们几乎要在所有至关重要的领域开展工作。而‘战略’则表明我们正赋予它对两国而言极其重要的意义。”习近平主席对此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巩固中俄世代友好的任务任重道远,没有休止符。”2001年中俄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中俄世代友好理念写入法律条款,成为中俄各个领域加强合作的法律准则和制度前提。
  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大国关系一定会发生变化,从中俄美三方关系看,中俄关系的稳定发展是基于中俄的世代友好,所以有人说中俄不是联盟胜似联盟。以传统的联盟观点看,中俄不是联盟,但就中俄全面协作战略伙伴关系所合作的内容和推进的深度看,也许超过了所谓的联盟。当国际局势稳定、世界相对和谐时,这种关系会稳步向前推进;当世界出现一些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出现一些逼着中俄两国抱团取暖的因素,那么只能是推进中俄这种关系的持续发展。我在圣彼得堡大学与俄罗斯一些学者交流时,他们认为现在是美国逼着我们两国走得更近。
  政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举动,如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等,对全球体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让人感觉原来的体制崩塌了,新体系将建。像你刚才谈到的,世界正处于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如果是外部因素逼着中俄两国抱团取暖的话,那么中俄两国有没有可能进一步抱团,构建一个新的全球治理体系?或者在新的全球体系建立的过程中,中俄关系将起到何种作用?
  关雪凌: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退出《巴黎协定》、《中导条约》等,的确给世界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就像人们讲的,现在世界最大的确定性就是它的不确定性。现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所依赖的体系实际是二战以后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导下确立起来的,建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无论是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经济发展、金融稳定、还是贸易自由化,都曾经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构筑这套体系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话语权也就在西方发达国家手里。
  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新兴经济力量在不断的发展,如以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为代表的金砖国家。这国家实力在增强,但它们并没有在这个体系中拥有应该有的位置和话语权。所以现在全球治理体系是存在问题的,我一直认为它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治理主体是存在问题的,应该有更多的新兴国家参与到全球治理;其次治理议题存在问题,过去议题集中在发达国家的经济的增长、发展等方面,严重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2001年世界贸易组织启动“多哈回合”多边谈判,集中关注和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但是快20年过去了,多哈发展议程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但是现在的全球治理体系不会因为美国退出几个协定就崩塌。全球治理体系的更迭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旧体系的一些因素和力量不断地退出,新的因素和力量不断地注入。全球治理的问题是中俄合作中非常重要的议题,如中俄在全球安全和地区安全方面有很多的沟通交流,沟通交流的基础是中俄两国之间政治上的高度互信。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讲,中俄之间的互信达到了最佳状态,王毅外长说“中俄深化合作没有止境,中俄关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全球经济治理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中俄之间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也就有更多的合作空间和更多的合作平台和切入点。如“一带一路”和俄罗斯主导的欧盟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借助俄罗斯的北方航道来拓展的“冰上丝绸之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金砖合作机制”, 现在提的“金砖+”等,都是中俄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的平台。
  事实上,中俄合作没有要去打破旧体系建设新体系,因为在旧的治理体系中,还是有积极因素的,如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是受益于这个体系的。现在的全球治理体系出了问题,应该由主要的经济体相互协商解决,而不是这个规则不好玩了毫无协商就要退出,这对他方没有基本的尊重,这是大国之间处理关系非常忌讳的。所以中俄是要在旧的体系中注入新的能量,来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使它不仅有益于发达国家的发展,也要更加有益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政对面:虽然中俄关系稳步推进,但也有质疑是“政热经冷”,即政治热度保持着高水平,但经济合作,似乎除了能源合作,其他方面较少。你觉得最近几年的中俄经济合作中,有哪一些是亮点,但并没有被大众关注呢?
  关雪凌:俄罗斯有丰富的能源,从经济互补性来讲,中国一定是会更加看重能源合作的。但俄罗斯对此也不太满意,觉得不能只把它看成世界加油站,还有很多领域可以开拓。中俄合作的这些年,中国也关注到了俄罗斯的关切,展开了更多方面的合作。
  政治上热经济上冷,这些年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从贸易额来看,贸易额受制于中俄两国的产业结构,也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今年应该比较乐观,今年贸易额预估能够超过一千亿美元;从贸易结构来看,贸易结构已经有很大改善。除了能源的原材料产品的合作外,高科技和机械产品的合作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另外农产品也是合作的亮点,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倒逼其农业自主发展,近两年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中国成为俄罗斯最大食品进口国。从贸易模式看,跨境电商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听一个俄罗斯学者介绍,从2013年到2017年,网民网上采购的来自中国的包裹,比例从60%增加到90%。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也有很大的推进,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进出口银行、交通银行都在俄罗斯设立了子行或者是办事处,工行、建行、农行、中行和俄罗斯同业的机构建立了差不多300对子行。
  投资上也有很大的推进,从去年开始,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投资项目最多的国家,尤其是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投资项目大大小小已经有六百多个,所以说投资领域已经全面发展起来了。
  《政对面》对话关雪凌实录精编(二) 普京为什么能带领俄罗斯走出困境
  政对面:你所著的《普京政治经济学》俄文版在2018年出版了,这本书中想传达的重点是什么?从去年开始,俄罗斯遭遇到很多西方制裁,你觉得普京有没有找出俄罗斯经济自身发展的路径,以及怎样走出西方制裁的困境?
  关雪凌:这本书的亮点是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这不仅对俄罗斯是有益的,对于以俄罗斯、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经济体都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是想构筑一个普京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这在中国和俄罗斯都是首创,也算是自己的尝试性创新。在对俄罗斯的研究中,大部分研究是研究普京的外交思想、经济思想、经济发展战略,没有放在一个框架内。普京首任俄罗斯总统时,俄罗斯经济处于即将崩溃的状态。从2000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普京治理下的俄罗斯经济发展一直都顺风顺水,普遍认为,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油价上涨。但我不认为俄罗斯经济增长仅仅是因为油价的上涨,而是跟普京的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对私有经济的调整以及整个对外战略有关。油价上涨时,俄罗斯经济的确受益发展,但金融危机时对俄罗斯经济冲击也非常大,俄罗斯的GDP只有在2009年时负增长7.9%,但是2010年俄罗斯经济就已经缓过来,GDP从提高1.3%开始逐年增长。
  另一个考虑是,普京是突然冒出来的黑马,2000年时还名不见经传,但随着执政期间的延长,他的确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颗政治明星。联系到他对俄罗斯的治理,欣赏他的人把他理想化,仇视他的人抹黑他,这都非常不理性、不客观,所以我想把他放在整个对内对外、政治经济、外交思想的框架里去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出普京为什么能够带领俄罗斯走出困境。
  政对面:目前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进一步加剧,同时俄罗斯经济又十分依赖能源出口,但是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又不掌握在俄罗斯手中,这样的情况下,你觉得在俄罗斯走出困境重振自身经济时,有哪些部分值得特别关注呢?
  关雪凌:俄罗斯经济十分依赖能源是自苏联时期就存在的问题,这涉及到经济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相对容易,但实现经济发展比较困难,实现经济发展意味着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要调整经济结构,但经济结构调整需要较长的过程。苏联时期,经济结构就失调,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一直到苏联解体,状况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1991年至1999年,可以叫作“崩溃的十年”,俄罗斯无力调整经济结构。
  2000年,普京上任时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当时的俄罗斯处在二流或三流国家的边缘,振兴国家就要重整经济。他认为,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能源不是罪过,而是福气,最重要的是不能让资源掌握在个别寡头手里,而应该惠及百姓。所以2003年时,普京建立了俄罗斯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俄罗斯石油稳定基金。俄罗斯国家石油稳定基金相当于蓄水池,基于石油稳定基金的基准设定一个价格,当油价涨的时候,超过这个价格的收益按比例纳入到国家预算,统一管理。这部分基金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资源不一定是经济发展诅咒,要看采取怎样的政策。从1999年到金融危机之前,俄罗斯老百姓收入的增长速度是高于GDP的增速的,因此在俄罗斯经济处于困境、西方又对俄制裁的情况下,普京支持率依然很高。
  普京当然也看到了俄罗斯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他2003年时就尝试着改变。但一直到2007年国内才达成共识,但2008年发生了金融危机,所以从资源依赖型到创新增长型的经济结构转变一直没有实现。现在来看,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是普京面临的最大问题。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及2014年以来西方的制裁,普京肯定看到了调整经济结构的紧迫性。福祸相依,危机中也有发展机会,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反倒是刺激了俄罗斯民族工业的发展,轻工业、食品工业、农业都相继发展起来。从以上来看,我认为俄罗斯经济进入到一个由增长到发展的过渡转型期。
  政对面:中国一直在推进“一带一路”,俄罗斯在推进“欧亚经济联盟”,两者在区域位置上有所重合,虽然双方一直强调对接,但在实际运行中也会有不同程度的竞争,那么你觉得双方应该怎样更好地对接,削弱不当的竞争呢?
  关雪凌:欧亚经济联盟是以俄罗斯为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是一个标准的、封闭的一体化组织。“一带一路”是2013年习近平主席基于国际背景和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的位置提出来的一个开放性倡议,区别于传统的一体化理论。“一带一路”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北线的确是经过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如果双方达到了高度的政治互信,俄罗斯也需要中亚地区发展经济,需要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发展起来,这是互惠互利的。
  所以我认为中俄之间高度的政治互信很重要。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后,普京并没有给予特别积极的回应,俄罗斯谈到这个话题也会有所警觉。但是特朗普对俄罗斯的制裁,跟中国激烈的贸易摩擦都加快了“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在俄罗斯主场的会议上,他们会把“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设合作为会议的主题。在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中会有竞争和摩擦,但在中俄高度政治互信的政治情况下,彼此考虑对方的关切,找到合作的契合点,对接是可以稳步推进,现在来看,也呈现出非常好的发展趋势。
  政对面: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时,西方认为中国提出了一个新的“马歇尔计划”,但五年过去,会发现很多国家或地区由警觉到慢慢开始搭台,对接“一带一路”的战略。特别是目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变革,你觉得“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有什么影响?中国未来在全球治理体系当中能起到何种作用?
  关雪凌:“一带一路”是一种倡议,不是战略。倡议就意味着中国提出来了,愿不愿意回应和参与并不强求。如果愿意参与,就一起做,不愿意的话,就各自做各自的。我认为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最重要的一点。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梳理、盘点“一带一路”所取得的成就,沿线有多少投资,修过多少公路、铁路,成立多少企业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一带一路的合作理念和所倡导的合作模式,它是区别于旧体系的一种创新。“一带一路”的合作理念是“共商、共建、共享”,即参与者一起商量、一起行动,收益共享;它是一种新的合作模式,不像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封闭模式,如欧盟、关税同盟等,只允许成员国内部享受优惠,“一带一路”的合作模式是开放的,这样的合作模式对于现在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一股非常重要的正能量。
  目前全球治理体系是存在一些问题的,美国又在不断地退出,“一带一路” 倡议则是不断地补充、输入新的活力,类似的像“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我们不是要颠覆或者取代什么,只是世界银行或者国际基金货币组织不能满足新兴经济体国家或地区的要求,那么只能不断补充现在的全球治理体系。
  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一带一路”、全球治理体系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许我们并没有想特别快的承担这样一个角色,但因为美国不断退出各种组织这样不确定的因素,较快地把中国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因此中国从过去国际全球治理体系的被动追随者、行动者,变成现在的引领者。但是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中,并不是某个国家扛大旗,所以中俄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在中俄合作当中,还要不断地扩大朋友圈,吸纳更多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如金砖国家等。这样也能够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理解中国的理念和诉求,当然同时我们也愿意使更多的发达国家理解中国的理念和诉求,早日实现习近平主席所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发布时间:2019年01月25日 来源时间:2019年0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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