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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非对称性战略平衡的视角

作者:邹治波 刘玮   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一期  已有 488人浏览 放大  缩小
  【内容提要】 权力转移导致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维护中美战略稳定成为攸关中美关系发展以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问题。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是实现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石。传统战略稳定理论主要基于美苏两大对称性阵营的敌对关系,对于不对称性和动态权力转移背景下的中美核战略稳定性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性不足。基于非对称战略平衡视角,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应以保证中国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为基础。在机制层面,中美要加强交流、协商和谈判以建立相关机制,逐渐形成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共识,推动达成稳定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协议、条约等法律性承诺,从而构建稳定中美核战略关系的政治框架。在结构层面,中国无需谋求与美国对等的核力量。统筹考虑军事效用和政治效果,构筑包括核实力、核威慑决心和核威慑信息传递的完备核威慑战略,确保处于弱势的中国拥有对美国进行核反击造成美不可承受损失的能力,是实现中美核战略稳定的关键。
  【关键词】 中美关系;权力转移;战略稳定;核战略稳定性
  【作者简介】 邹治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刘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732)。
  【DOI】 10.14093/j.cnki.cn10-1132/d.2019.01.002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74X(2019)01-0040-20

  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自二战以来最深刻的调整过程中,国际体系的稳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新兴力量的崛起促使世界格局朝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有利于制衡霸权国的强权行为,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美国不甘心霸主地位的丧失和中国崛起对其地位的“威胁”,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打击的风险增加。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中国开启新时代的历史新征程,中国崛起更呈现出加快之势,对美国霸权带来更大压力。美国打压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趋于强化,这可能会带来中美战略对抗甚至冲突升级的风险。
  加强战略稳定是维护大国关系稳定的重要基础。如何从结构和机制上构筑中美战略稳定关系,是攸关中美关系发展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课题。广义地看,中美战略关系应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主要领域的总体关系,但从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根本主题及维持中美间最基本的稳定关系形态出发,构筑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是实现中美战略稳定最基本的保证。
  一  问题的提出:权力转移与中美战略稳定
  权力转移容易导致预防性战争,这是国际冲突研究的共识。 特别是在权力加速转移之际,守成国愈发担心崛起国在强大以后改变现有国际秩序,而在那时守成国将不得不接受新的安排。于是,守成国具有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倾向。崛起国对守成国采取预防性打击的担忧也会增加。因此,权力转移背景下国家间可信性承诺的缺失,使得实现战略稳定变得更加困难,也更加必要。
  随着权力转移的加速,中美之间的竞争态势及所处战略环境正在发生变化。特朗普政府发布的2017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和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并提出美国应反思过去数十年采取的对华“接触战略”,正视与挑战美国主导国际体系的势力之间的“根本性政治竞争”。 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态势不仅在经贸、技术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增强,甚至可能向军事领域扩散。此前就有研究认为,中美不仅在常规军事领域面
  临安全困境, 而且开始延伸到核领域。 中国为了抵消美国弹道导弹防御、常规快速全球打击和战略打击能力而推动军事现代化的行为,已被美国视为敌对意图的证据和改进美国技术的理由。 美国政府认为,“中国的核武库不仅不断增长,而且呈现多样化趋势。中国正在开发先进的武器装备,这将对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指挥和控制系统构成威胁。” 因此,美国提出要加强部署分层导弹防御系统,采取“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正在破坏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础。中美贸易冲突不断升级、南海争端引发小规模冲突等边缘冲突状况,都可能以无法预测的方式发酵升级,破坏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
  在权力转移导致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构建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尽管中美战略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方面面,但核领域的战略稳定仍旧是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石。特别是在权力转移的大背景下,经济相互依存对中美战略不稳定性因素的抵消作用在下降,如果不积极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中美关系可能滑入冲突地带,甚至危及地区和全球的稳定。 因此,本文认为必须通过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维系中美战略稳定。冷战时期形成的战略稳定理论主要基于美苏两大对称性阵营的敌对关系,对于具有不对称性和动态竞争性的中美权力转移问题在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性方面都显得不足。因此,有必要构建新时期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规避中美可能遭遇冲突升级的风险。那么如何构建新时期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二  中美核战略稳定性:一个概念性框架
  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建立在对核战略稳定性的概念分析基础之上。对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概念的界定,既要参考已有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中关于战略稳定性内涵和外延的争论,也要梳理中美双方关于核战略稳定的官方文件、战略对话和政策演变。但更为重要的是,中美需要从核战略稳定的要义和中美核力量、核政策演变的现实出发,构建核战略稳定性的基础。
  (一)战略稳定性概念
  在各国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中,“战略稳定性”(strategic stability)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虽然各方都将战略稳定性讨论的焦点集中于核领域,但对哪些因素有利于加强或破坏战略稳定以及衡量战略稳定的指标,并没有一致认识。最初的战略稳定性概念产生于冷战时拥有巨大核武库并处于严重对立状态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美苏在发展针对对方的核军备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相互确保摧毁”(MAD)的核威慑机制,即美苏双方都拥有可靠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在对方首先实施核打击后,己方仍能生存下来,并具备将对方完全摧毁的核报复能力。维护双方的战略稳定,是以消除任何一方首先发起核打击的动机为核心要义。
  1. 狭义的“战略稳定性”概念
  在冷战时期,战略稳定性是美苏两个敌对超级大国找到暂时妥协的一种努力。 其基本逻辑是,敌对双方通过确保在对手尝试解除首次打击能力之后,仍有能力有效地进行反击来稳定两极对峙状态。即使在对方发动攻击的情况下,各方也有信心继续等待,从而消除通过“先发制人”而获得基本优势的巨大诱惑。因此,狭义的“战略稳定性”的核心是“首次打击的稳定性”。简单说,当双方都能够认识到,无论是为了避免丧失威力还是试图解除对手的武装,大规模的首次攻击都是不必要或愚蠢的,那么就会出现一种战略稳定的态势。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指出,仅当任何一方都无法通过“先发制人”来破坏对方二次反击的能力时,就会达成稳定的平衡。
  但一些学者对“首次打击的稳定性”表示怀疑,认为消除任何首次使用核武器的理性目的,将会侵蚀对常规武器攻击的威慑。因此,其坚持有限使用核武器的姿态,集中于通过协调减少先发制人或意外的核战争。美国著名核问题专家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便是这种观点的代表, 他认为“战略稳定性”概念应该包括第一次打击的稳定性,但是仅靠第一次打击的稳定性是不够的。因为消除第一次核打击的动机会降低核武器对战争的威慑,尤其是对常规军事冲突的威慑。而且,从现实看,第一次打击的稳定性并不能成功。当一个国家认为第一次打击的稳定性使核武器边缘化,相信它可以利用传统武器优势突破对手的红线,粗暴地以所谓的“战略稳定性”消除来自对手核力量的威胁,最终可能引发防卫方使用核武器。因此,核武器威慑的不仅是大规模核武器攻击,而且包括其他形式对国家核心利益的攻击。他认为,一个基本的有用的“战略稳定性”概念,必须寻求最小化或消除任何无关紧要或次要的动机来首先使用核武器。因此,核大国需要建构一套合法性的框架,定义核武器使用的情景。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略稳定被理解为任何一方仅当在维护核心利益时有动机使用核武器。
  2. 广义的“战略稳定性”概念
  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新战略武器削减条约》(New START)谈判代表爱德华·沃纳(Edward Warner)系统地总结了“战略稳定性”在三个层面的含义:(1)最狭义地讲,战略稳定性意指没有首次使用核武器的动机(危机稳定)以及没有建立核力量的动机(军备竞赛稳定);(2)战略稳定性意指有核国家之间没有武装冲突;(3)最宽泛地来说,战略稳定性意指一个地区或者全球的安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国家拥有和平及和谐的关系。也有学者将战略稳定性理解为大国间不会发生战争的一种状态。 因此,宽泛的战略稳定概念包括有核国家之间没有武装冲突,甚至是在一个更广泛的地区或者全球的环境中维持和平及和谐的关系。
  有关狭义和广义的战略稳定性概念为我们理解战略稳定性的要义提供了基础。我们不仅要关注国家间在非常状态下保持稳定关系的能力,也应关注保持国家不走入非常状态的能力。因此,本文将战略稳定性定义如下:互为敌对或竞争关系的对手均具有这种战略能力,使得对方首先采取任何重大战略举措均不能因此而获得其希望的益处,从而避免其首先采取这种战略举措的可能性。战略稳定性应包含“军备竞赛稳定性”和“危机稳定性”两个方面。
  “军备竞赛稳定性”含义是,互为对手的一方采取军备发展的措施,不会打破双方长久以来建立的“战略平衡”状态,不会导致其谋取战略优势的结果,也就不会引起另一方采取相应的发展军备的措施,避免螺旋式军备竞赛的发生,则说明双方具有较好的“军备竞赛稳定性”。因此,较好的“军备竞赛稳定性”应有两个含义:一是主动采取军备发展的一方所采取的行动是有限的、透明的,其采取行动的本意不以追求战略优势为目的;二是另一方认可对方所采取军备发展行动不会影响双方已有的“战略平衡”,从而不会采取对等或升级的发展军备的步骤。
  “危机稳定性”含义是,互为对手的双方在双边关系发生危机时,能通过已建立的联系渠道控制危机、化解危机,使双边关系平复到危机前状态。就核国家而言,若在危机爆发时双方均没有“先发制人”地动用核武器的动机,则说明双方具有较好的“危机稳定性”。
  (二)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概念
  到目前为止,中美双方在政府层面并没有就核武器领域战略稳定概念问题进行实质性触及。2010年后,美国国防部先后出台《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首次以官方的名义提出要与中国保持战略稳定,通过加强与中国对话,建立更稳定、有弹性和透明的战略合作关系。 2018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提出国际态势重新回到了大国竞争的时代,认为俄罗斯和中国用不对称的方式给美国的常规军事能力带来了挑战。因此,该报告提出美国要对其核战略、核政策进行调整,保持和更新美国三位一体的核力量,提高美国威慑选择的灵活性和范围。虽然报告中也提出要寻求与中国对话,增强对各自核政策、理念和能力的了解,提高透明度,并帮助管理误判和误解的风险,但是,特朗普政府调整核政策的行为实质上在谋求保有或重新获得核优势地位,会加剧中美战略竞争。从奥巴马政府提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以来,核战略稳定就是一个模糊和宽泛的概念,对于中美核战略稳定性的概念、构成因素及维持途径都未给予明确的说明。其核心目的是提供一个交流意见的场所和机制,使双方有机会说明对彼此的战略、政策、核武器项目和其他战略能力的看法,从而增强信心,提高透明度,减少猜疑。
  美国的政策研究界在中美之间的1.5轨和2轨战略对话交流中逐渐深化了对中美核领域战略稳定的讨论,但仍没有形成一个明晰和一致的定义。从狭义和可操作性角度出发,战略稳定最重要的是可预见性和防止错判形势。中美战略稳定被理解为即便发生小误解和小风波,双方也不至于出现战略误判,不至于影响总体关系,不至于引发冲突。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核议题项目(PONI)工作组在2013年3月发布《核武器与中美关系》报告,提出应该同时注重危机稳定和军备竞赛稳定这两个互补性的视角,通过推动双方对话增进理解并达成确保核报复的威慑。报告认为,通过交流对话,美国可以对中国现在和未来的核力量结构及中国核战略思维有更深入的理解。中国则能够了解美国核力量发展的态势以及确保美国承认中国核武库的生存能力。
  美国国内关于中国核力量的讨论,已经越来越趋向于接受美国不大可能抵消中国一定程度的核报复能力。埃尔布里奇·科尔比指出,“随着中国经济体量逐渐接近美国,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在规模和先进程度上愈发清晰和可怕,美国彻底解除中国战略力量武装的前景似乎愈发渺茫了。” 2010年4月29日,詹姆斯·罗德尼·施莱辛格(James R. Schlesinger)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作证词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在此基础上,降低误解、误判的可能性以及战争的风险成为中美核战略对话的共同出发点。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和全美亚洲研究所协同十余家中美智库于2016年共同发布的《战略领域的中美关系》报告,将中美战略稳定性界定为,“双方部署的核力量可以在首次打击中生存下来、并且能够可信地展示给对方其当前和未来的能力不能阻绝另一方的战略威慑。”
  按照战略稳定和核战略稳定性的核心要义,根据中美建立大国稳定关系的客观要求和中美不同的核政策、核力量现实,本文将“中美核战略稳定性”定义如下:一方在另一方首先发起的旨在解除其核武装的打击中,仍保留可靠的核反击力量,这一反击仍能给对方造成不可忍受的损失,且这一前景对对方具备足够的可信性,从而消除首先发起旨在解除对方核武装的动机和企图,避免双方发生这种战争。
  这一定义既体现了传统战略稳定的核心要义,又因中美在核政策和核力量的巨大差异,而与美俄(苏)的战略稳定定义有所不同,其不同点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 保证中国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是中美核战略稳定的核心
  从美俄(苏)战略稳定的概念看,战略稳定应该是双方对等平衡的产物,因为双方一直维持着基本平衡的核力量态势,也都奉行同样的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因此,维护美俄(苏)战略稳定,就应维护双方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这也是一般的战略稳定性概念。
  但对中美战略稳定而言,由于中美双方在核政策和核力量上的巨大差异,战略稳定的目标也就与处于对等平衡的美俄(苏)有很大不同:一是,由于中国始终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在政治原则和军事战略上排除了中国首先发起对美国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二是,中国始终坚持以“核力量始终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为核武器发展原则,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在和平发展的今天,从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因此,以非常有限的核力量,中国没有首先对美使用核武器,更没有通过首先打击解除美国核武装的资本和可能性,在可预见的未来(至少在美国将核力量削减到与中国相等的水平,而现在仍看不到这一前景的可能性),美国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是确定的、无需考虑的问题。因此,实现中美战略稳定的核心,是保证处于弱势一方中国的核反击能力,特别是要保证中国对美国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可信性。
  2. 中美核战略稳定的构成要素:进攻战略力量和防御力量
  对美俄而言,虽然导弹防御力量会对战略进攻力量有一定影响,但实事求是地讲,这一影响在可预见的未来仍不足以对双方的战略威慑构成致命威胁。首先,目前,美俄仍维持7 000枚左右核弹头的核武库,即使按照美俄2010年达成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实施,双方仍能保留1 550枚战略核弹头,且这只是实战部署的核弹头,双方的核武库并没有将非现役和库存的核弹头计算在内,实际的核武库核弹头数量要远多于此数值。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不可能具有拦截几千枚核弹头攻击的能力,也就是说不存在俄罗斯第二次核打击的担心。其次,导弹防御系统本身具有局限性。导弹防御系统研制周期因素和技术难度更高,使得技术上产生的滞后性制约了导弹防御系统的效能。同时由于系统的脆弱性,即导弹防御系统所具有的复杂的信息链接系统及其脆弱性,进攻方可轻易实施对其进行有效打击,使系统无法发挥作用。最后,反导系统与进攻武器在支撑资源上具有非对称性。反导系统比进攻武器环节多、技术要求高、作战适配复杂,其费用是后者的九倍左右,这种费用的非对称性往往也成为反导系统发展和部署的强大制约因素。俄罗斯目前对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反对,并不是基于现在,而是担心未来当美俄将核力量削减到几百枚甚至更少时,导弹防御的影响就会明显显现出来,且俄罗斯无力与美在导弹防御方面开展军备竞赛。
  但对中国而言,由于核力量规模与美相差甚远,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不断发展,其部署拦截弹数量远远超过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将对中国战略威慑能力构成重大威胁,这将严重破坏中美战略稳定。更令人担心的是,无论其导弹防御系统实际作战效果如何,美不断发展部署的全球导弹防御系统,都将给美国领导人以“无论美国如何行动都可免除中国核报复”的幻觉,这将可能导致真正的中美战争。因此,导弹防御因素必须纳入中美战略稳定范畴。
  3. “首先使用”概念内涵
  将中美核战略稳定中的“首先使用”概念扩展到使用非核战略武器打击对方的核武器系统,这是由战略稳定核心要义和中国有限核力量规模现实所决定的。核战略稳定的核心是消除一方旨在通过首先发起进攻解除另一方核武装的动机。随着人类科技的飞速发展,非核战略武器如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外空武器等都可能对核武器以致命打击,网络武器也可能给核武器系统带来全局性瘫痪威胁,这样,即使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一方通过首先发起非核战略打击,就可解除对方的核武装,达到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相同效果。特别是在中国一直保有少量核武器情况下,这种影响就更为严重。因此,中美核战略稳定也必须将非核战略武器对核武器系统的打击考虑进来。
  三  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的制约因素
  尽管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但是当前仍面临诸多限制。特别是,中美核战略互疑和力量结构不对称的加剧以及核领域对话机制的欠缺,严重制约了双方就中美核战略稳定性的概念和实现路径达成共识。
  (一)核战略认知差异
  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对维持中美关系以及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和平与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中美对双方核战略认知的差异导致双方很难就形成核战略稳定框架达成一致。美国对中国核战略的疑虑主要是,担心不断崛起的中国会将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和军事上的影响力,危及美国全球霸权地位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因此,美国希望限制中国核力量以及更广泛的军事现代化的水平,使其无法对美国的全球军事优势构成挑战。
  美国希望密切监测中国核力量的发展和军事现代化水平,并确保美国的军事优势地位。美国特别关注中国核武库质与量的现代化,并认为中国的核武库在进度和范围以及核项目指导战略和理论等方面的透明度都非常不足,因此其对中国未来的战略意图表示质疑。 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核态势评估报告》中指责中国和俄罗斯在武器库中添加了新类型的核能力,在战略和计划中加强了核武力的突出地位,而且在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等领域不断采取“咄咄逼人”的行为。因为,特朗普试图增加核武器使用的灵活性和使用范围,并通过保持和更新美国核力量,确保美国的核优势地位。
  中国则实际地感受到美国在周边及亚太地区的战略压力,特别是担心美国通过发展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以及外空雷达等技术,削弱中国的核威慑能力,加剧中美核力量的失衡。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教训使得中国始终担忧美国会对中国进行“核讹诈”。中国一直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并维持“精干有效”的核力量,并希望美国也对中国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但遭到美国的一再拒绝。这种核政策的对立性难言中美核战略关系的稳定,对中美达成旨在增强战略稳定的任何努力形成障碍。因为,在中美对抗特别是在中美危机中,中国会高度担心美国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而中国弱势核力量的态势则加剧了中美战略稳定的脆弱性,严重影响中美战略稳定。
  中国没有试图建立“相互确保摧毁”的能力,而是寻求建立并维持“相互脆弱性”以确保战略稳定。 然而,近年来,中国对美国加强导弹防御能力建设以及日益依赖先进常规军事武器深表担忧,认为这些能力将减少美国的“脆弱性”,并有可能导致数十年来中国维持对美战略稳定的方法不再可行。 美国宣称其为了裁减美国及其他核国家核武水平,减少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必须建立有效的导弹防御能力。但是,中国认为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会损害中国的核威慑能力,改变中美核威慑相互脆弱的现状,破坏战略稳定。 而且,美国发展与探测、识别、跟踪、打击机动导弹相关的常规武器系统,能够依靠精确制导和超强杀伤力削弱中国的核威慑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能采取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改进核武器能力以抵消美国的核威慑能力。在数量上,中国可通过建造更多的核弹头保持对美国的威慑能力。在质量上,中国可通过推动核武库的现代化以提高生存能力和突防能力。中国认为,中美应该保持在战略进攻和防御能力上的相互克制,并将核武器的作用限定在“遏阻核攻击”上。
  (二)力量结构不对称
  首先,中美核战略关系处于当今世界格局演变的大背景中。二战后形成了两极格局,冷战结束后变为“一极多强”格局,而在2001年九一一事件冲击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随着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战略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化,正向一个新的格局演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美国对其将失去的全球霸主地位出现严重焦虑和不甘,对威胁其霸权地位的崛起国家实施遏制和打压,中国理所当然成为美国实施这种战略的重点对象。
  作为崛起大国,中国必然会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实现全方位实力的提升,也就必然会提升核力量的现代化水平,并维持与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相适应的核武库规模,这引起美国的高度战略怀疑和担心。近年来,无论是美国官方还是学界,都对今后中国核力量发展方向、目标、规划表现出强烈疑问和担心,要求中国对核力量更加透明,一些美国学者还对中国是否改变或调整“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存有疑问。同时,中国学者也对美国将中国列为重点核武器打击对象、提高核武器的实战性、延伸威慑战略等战略举措抱有疑虑。
  其次,中美核力量失衡是影响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最根本的因素。从核战略稳定性的核心要义看,维护中美核战略稳定的根本在于保持中国对美具有可信、可靠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 而在目前中美核战略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中美核力量的失衡,由此可能威胁中国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进而影响中美核战略稳定。虽然中国不追求与美国核力量的平衡,但必须要保持对美可信、可靠的核反击能力,这不仅取决于中国自身核战略力量的发展,也取决于美国对中国这种能力的认知。而这两点正是中美需要解决的战略问题。
  再次,反导因素成为影响中美核战略稳定的重要因素。战争是攻防对抗的一个整体,从反导武器对核力量效能的削弱和限制作用看,反导力量完全可视为同等效用的核力量。因此,核战略稳定必须将反导因素纳入范畴。而美国发展并推向全球的反导武器,是除核武器因素外影响核战略稳定的另一个要素。目前,美国不仅在本土大力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GBI),而且还在全球范围特别是靠近中国和俄罗斯的周边地区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如陆基和海基“标准3”和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即“萨德”系统等),这种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不仅是其针对战略对手的前沿部署,而且具有拦截远程战略导弹能力。美国构筑的全球导弹防御系统,无疑将严重影响中国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损害中美核战略稳定。
  最后,非核战略武器对中美核战略稳定关系构成重要影响。除已对核力量效能构成严重威胁的反导武器外,一些高技术的进攻性非核武器,如外空武器、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网络武器等,也可对核力量进行有效打击,削弱核力量效能甚至瘫痪核武器系统。我们可将这种武器称为非核战略武器。随着时代的发展,从核战略稳定概念和目的看,也需将这些非核战略武器纳入中美核战略稳定框架。目前,在中美对话中,无论是官方渠道还是1.5轨和2轨渠道,外空、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网络武器日益变成中美双方相互质疑的主要问题,成为影响中美核战略稳定的重要问题。
  (三)核领域对话合作机制不健全
  目前,中美在核领域的对话机制主要包括战略对话交流机制、核领域合作机制及在核领域达成的相关协议。总体上看,核领域对话合作机制仍然不健全,中美双方并未就中美战略稳定问题展开实质性讨论,制约了中美核战略稳定框架共识的形成。
  1. 战略对话交流机制
  目前,中美有关核领域方面的对话交流机制有官方和非官方两个机制。在中美战略对话机制中,无论是2005年启动的中美战略对话、2009年启动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还是2017年启动的中美外交与安全对话,都对中美关系的一些宏观问题如国际形势、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经贸、反恐等进行交流,但没有真正涉及中美核战略稳定问题,更谈不上交流中美核战略关系问题。中美两国除在政治外交领域建立定期战略对话机制外,中美两军也在战略导弹部队领域打破了坚冰,开展了一些交流活动。例如2005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亨利·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enry Rumsfeld)首次访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部。2009年,时任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访问了美军战略司令部。2011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再次访问了第二炮兵司令部,与第二炮兵司令就核政策和战略部队指挥控制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中方向美方介绍了中国核导弹部队的使命任务、组织编制、部队训练和武器装备等情况。这两次访问都显示了中美就战略导弹部队进行交流的愿望,提高了两国的战略互信。但是,中美目前在战略导弹部队的交流仍具有象征性意义,推进核战略、核力量的实质性交流仍然困难。
  目前,关于中美战略稳定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中美两国的学界,特别反映在中美之间1.5轨和2轨研讨交流活动中。自2004年开始,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开始举办“中美战略核关系与战略互信”国际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中,中美核领域的主要专家和相关的政府和军方官员就核领域的国际形势、中美核政策与核态势、核热点问题、跨域威慑以及危机管理、加强中美互信措施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此外,2008年4月曾在华盛顿进行一次中美官方核领域对话。
  从以上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看,目前中美政府还没有就中美核战略稳定问题开展实质性讨论,中美1.5轨和2轨虽对中美核战略稳定问题进行研讨,但没有对中美核战略稳定内涵达成共识,也未就建设中美核战略稳定的构成要素、条件和路径等进行深入探讨。
  2. 核领域合作机制
  中美在核领域的合作主要体现于中美在全球防扩散、核安全以及在解决国际核问题上的合作。
  首先,中美在核领域的合作体现在中国对美国倡导核安全峰会的支持和配合。奥巴马于2009年就任美国总统后,将核恐怖主义定性为国家安全面临的最紧迫威胁,倡导举办全球核安全峰会,以推动采取共同措施强化全球范围内核材料安全。美国主导的四次全球核安全峰会发表了一系列成果文件,凝聚了打击核恐怖主义和加强核安全的国际共识,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相关措施和倡议,推动了全球打击核恐怖主义机制的发展。中国参加了历次全球核安全峰会,提出了加强核安全的新理念和建设性主张、措施,为峰会的成功举行和取得实质性成果做出了重要贡献。中美在国际核不扩散领域拥有较大共识、保持较好合作关系,中美在防扩散问题上的合作可能成为中美合作的亮点。
  其次,中美在核安全领域开展了务实的合作。2011年1月,中美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建立核安保示范中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按照协议,中方负责提供项目用地、建设和建成后的运行管理,美方负责提供主要技术设备。核安保示范中心于2015年12月提前建设完工,2016年3月正式投入运行。对使用高浓铀燃料的微堆进行低浓化改造,是降低高浓铀流失风险、提升核安保水平的有力举措,也是中美核安保合作的重要内容。2011年年底,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批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与美国能源部阿贡实验室合作,对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微堆进行低浓化改造,卸出微堆高浓铀堆芯,装入低浓铀燃料堆芯。2016年3月26日,微堆改造工作完成,实现首次满功率运行。另外,中国还与美国开展了放射源安保和打击核材料非法贩运犯罪行为的合作。
  最后,中美在解决国际核问题方面也进行了良好合作。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不仅促进了美伊的沟通和妥协,而且也提供了可行性方案和建议,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为伊核问题的成功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朝核问题上,中美也保持了良好的沟通和合作,中美不仅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不断进行的核试验达成一系列制裁决议,而且在2017年4月的中美首脑会晤中,双方就解决朝核问题达成重要共识,采取了有力的应对措施。
  3. 中美达成的战略性协议
  目前,中美在核战略稳定性相关领域达成的协议非常有限。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中美元首宣布“互不将控制的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2009年奥巴马总统访华又重申了上述承诺,这几乎是唯一对增强中美核战略稳定有意义的一个双边政治宣言。虽然从军事和技术角度看,这个“互不瞄准”政治宣言并不具有太多实质性意义,但对两个战略互不信任的对手而言,其政治意义仍不可低估,这有可能为今后达成有实质性意义的增强中美核战略稳定的协议打开窗口。
  四  非对称战略平衡视角下中美核战略稳定关系的构建路径
  目前的中美关系还远谈不上战略关系的稳定。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中美战略关系的不稳定性有可能加剧。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关系是实现中美战略稳定的关键。通过对中美核战略稳定关系的概念、现状和影响因素等分析,我们希望从中美核战略关系机制和中美核战略关系的结构两方面构建中美战略稳定关系。
  (一)构建中美核战略关系机制
  构建中美核战略关系机制,是两国通过交流、沟通、协商、谈判建立机制,逐渐形成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共识、共知,推动达成稳定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协议、条约等法律文书,从而构建稳定的中美核战略关系的政治框架的过程。
  1. 就“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概念达成共识
  从历史经验看,就“核战略稳定”概念达成共识,是中美两国寻求建立稳定战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中美核战略稳定”的概念不仅仅包含其本身的定义,还要根据世界格局、环境和两国核政策、核力量等具体情况,确定建立两国核战略稳定关系的要素、条件和框架。
  客观冷静分析和讨论中美核战略稳定概念,是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关系的首要一步。从战略稳定核心要义和中美核态势看,在当前的中美核政策和核力量背景下,讨论中美核战略稳定概念符合中国的利益。首先,从核政策看,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是促进核战略稳定的,而美国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则损害核战略稳定。其次,从核力量对比看,美国核力量远超中国,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的结果总体上将趋向促使中国核力量向上平衡,而促使美国向下平衡。而且,在美国大力发展反导和非核战略武器情况下,中美核战略稳定概念的提出及其构建,也有利于对美形成牵制。
  2. 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交流机制
  中美核战略稳定交流机制由官方和非官方两个机制组成。非官方机制以1.5轨为主,2轨从技术、学术和舆论氛围上协助和配合1.5轨。1.5轨人员应由军事专家、技术专家、社会科学学者和退休外交人员等组成,采取定期交流机制和滚动磋商形式, 就中美战略稳定的技术性问题和难点问题,配合1轨进行预先或同时讨论,服务于1轨磋商。这样,通过定期磋商逐步达成一系列构建中美战略稳定的双边协议。
  3. 推动达成中美核战略稳定有关协议
  双方应根据目前中美核领域关系现状和在此领域已达成的协议和合作内容等,按照先易后难、逐步深入的原则,稳步推动中美核战略稳定目标的实现。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战略互信的提升,可推动达成有关导弹发射通报机制、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协议、互不首先攻击对方核武器系统协议、互不首先攻击对方太空资产协议、战略反导限制协议和核透明协议等。
  (二)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关系结构
  中美核战略关系机制的构建有助于促进中美战略稳定,但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将主要取决于中美核战略关系的结构,中美核战略关系结构是构建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础。为此,针对中美核态势,按照中美战略稳定概念,中美应建立“非对称战略平衡”的核战略关系结构。
  1. “非对称战略平衡”核战略关系结构的内涵
  从冷战时美苏核战略关系和冷战后美俄核战略关系的历史实践和经验看,相抗衡的两个行为体建立“对称平衡核力量”关系结构,相互具备对等的对对方核毁灭能力,从而构成对对方野心的强制力,实现遏制和消解相互间包括核战争的任何战争企图。美俄(苏)这种以“对称平衡力量”关系结构构成的确保相互摧毁态势,固然能遏制双方发动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冲动和可能,但从核武器特性和核威慑本质看,美俄(苏)都过度发展了核威慑能力,也就是说双方都拥有远远超过实现所谓确保相互摧毁的核能力,核武库大大饱和。一枚普通的几十万吨TNT当量的核武器足以毁灭一个大中城市,双方在冷战时疯狂的核军备竞赛年代,各自核武库一度达到三万枚之多,那时双方均具有甚至毁灭地球十多次的超强核毁伤能力,即使目前美俄各自拥有的七千多枚核弹头的核武库,也足以毁灭对方若干次。也就是说,美俄仍拥有远超威慑对方所需要的核武库。
  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有实力、政策,现阶段中国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更无必要谋求与美国对等的核力量,中美没有建立如美俄间那种“对称平衡核力量”关系结构的可能。那么在这种核态势下,是否就意味着不能发挥核力量对战争的强制性制约作用,建立中美间的战略平衡关系呢?答案是否定的。从核威慑要义和中美国情的差异出发,为发挥核武器对制止中美战争的“安全阀”作用,现阶段应建立中美间“非对称战略平衡”的核战略关系结构。
  所谓“非对称战略平衡”,是指以中美不对等、非对称的核力量结构形态来实现安全平衡的战略态势,即虽然现阶段处于弱势的中国拥有的核力量特别是在数量规模上无法与美国相比,但中国仍拥有对美国进行核反击并能给美国以不可承受核打击的能力,具备与美国对我方同等效力的核威慑能力,从而构成相互间相对平衡的核威慑关系。我们可称这种关系为“非对称战略平衡”的核战略关系。
  由此可见,处于弱势的中国拥有对美国进行核反击造成美不可承受损失的能力,是建立中美“非对称战略平衡”核战略关系结构的核心。什么是核打击下的一个国家不可承受的损失呢?这个概念既是一个军事科学问题,又是一个社会心理问题,是历史上核国家确立核战略的重要依据。不同国家对此有不同的认知和定义。最初,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在确立“确保摧毁核战略”时,首先提出“不可承受损失”的概念。 他认为,美国只要拥有在第二次核打击时摧毁苏联20%——25%的人口和50%工业生产能力的核力量,即可造成苏联不可承受的损失,达到确保摧毁的目的。作为一个中等核国家,法国也曾提出对难以承受核打击的描述,当时法国以苏联为核作战对象,研究提出只要摧毁苏联16%的城市人口和25%的工业能力,就可达到使其难以承受的目的。这一概念不仅因不同国家有不同理解和认定,而且也会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升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比如国际社会对人权的日益重视,全球化发展使人们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强,国家在核打击下的不可承受能力会越来越低。
  中国要在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框架下确定拥有使对手不可忍受的核打击能力。在思路上,应把军事效用和政治效果结合起来统筹考虑,不仅着眼于在战争中选择相应的核打击目标和毁伤目标的数量,更重要的是注重对其社会、决策等心理的影响。在方法上,应把军事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在军事打击效果分析基础上,应针对对手文化背景、国家属性、决策机制、国内力量制衡关系等国情、社情,综合研究确定达到战略目标所需要的核力量特别是核武器发展规模。
  2. 中国对美核威慑战略目标
  对美俄核大国而言,两国不仅拥有庞大核武库,而且奉行“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必然将对手的军事目标和经济、交通、城市等非军事目标作为全部战略核打击目标。但对只拥有有限核武库的中等核国家而言,不可能将对手的全部战略目标作为核打击对象,从不可承受核打击概念出发,只需保持对对手的人口和工业能力高度集中的城市目标进行核反击的有效威慑。特别是对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而又保持最低限度核武器规模的中国而言,更应该确保核反击能够造成不可承受核打击。
  在全球五个核国家中,中国是唯一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国家。对核反击能力的严重依赖影响到同样战争条件下中国所需核武器的规模。对中国而言,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制约下,核武器的生存能力是第一位的效能指标,只有在遭受核打击后确保能生存,才谈得上核反击。另一个对中国核反击能力影响较大的指标是突防能力。美国为谋取全球战略优势,在保持占有优势的进攻性战略力量的同时,正在建立全球导弹防御系统,追求既能打击别国又能不受报复的绝对安全。为此,美国不仅在本土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而且在其战略对手中国和俄罗斯的周边与其盟国一道建立区域导弹防御系统,意欲实现对中俄战略核力量的全程防御。这就是为什么中俄强烈反对美国在东欧和亚太地区部署反导系统的动因,也是目前中国强烈反对韩美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原因。
  中国应综合考虑核武器作战的生存能力、可靠性、突防能力和打击能力全要素指标,确保核反击造成美国不可承受核打击的核武器规模。这是构筑中美“非对称战略平衡”核战略关系结构对中国核武库的要求,是为作为核力量弱势的中国具备遏制美国战争企图、防止中美战争的条件,也是作为从不参与核军备竞赛的中国必须具有的核实力。
  3. 中国核威慑战略的完备性
  核武器是一种军事武器,更是一种政治武器,其重心是在“慑战”而不在“求战”,拥有核武器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拥有核武器的主要目的是发挥核武器的威慑能力。通过上述分析可见,中国拥有百枚量级的能打击美国本土的核武器,就具备了使美国不可承受的核打击能力。但从核威慑内涵看,拥有这个核武器规模只是具备了对美核威慑的实力,即只具备了对美“静态”核威慑能力,当然这个实力是构成核威慑的首要和关键要素,而要实现对美最终核威慑,须具备其他必需的核威慑要素。
  从核威慑构成的三个要素(即核威慑实力、核威慑运用决心和核威慑信息传递)看,三者缺一不可,互为一体,形成完整的核威慑链条。
  首先,核威慑实力。足够量级的可打击美国本土的核武器所带来的美国不可承受的核打击能力是核威慑的实力基础。在拥有对美核威慑实力基础上,还必须具有运用核威慑的坚定决心,并将这种能力和决心信息传达给对方,使其确信如此。
  其次,核威慑运用决心。这是指在面临战争威胁和国家民族重大危机时,有敢于使用核武器对对手进行慑止的决心和意志,坚定、果断、正确的核威慑运用决心,是核威慑成功的必备要素;反之,犹豫寡断、似是而非的态度和表现,则会严重损害核威慑效力甚至消解核威慑于无,这是核威慑的大敌。在长期的和平年代,人们往往对核威胁、核战争的感受日趋淡化,会对核武器使用问题产生模糊认识,认为核武器是一种不能使用或不会使用的武器。应该说,作为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说是一种毁灭性武器,核武器是一种绝不会轻易使用的武器,对核武器的使用必须慎之又慎。但这绝不意味着“核武器不能使用”,而仅作概念上的“威慑”武器而存在,不能把“不轻易使用”与“不能使用”概念混淆。在这里应正确认识和处理核武器的“用”与“不用”的关系。本来,发展和拥有核武器是为了防止对手对自己动用核武器,是为了防止战争和其他严重侵害国家民族核心利益的事态发生,目的重在“威慑”,是为了最终“不用”核武器。但如果表现出“不用”的心态和思想,让对手得出“不会用”或“不敢用”的结论,那么就会使对手降低对自己发难的“阈值”,就会导致出现前述的严重事态,最终导致自己不得不“用”的结局。反之,如果自己表现出“用”的坚定决心,就会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那么最终就会实现“不用”的结果。因此,说“用”是为了最终的“不用”,而说“不用”可能会导致最终的不得不“用”。
  再次,核威慑信息传递。这就是要把自己具备的核威慑实力和核威慑运用的决心清晰无误地传递给对手,使对手对这种核威慑确信无疑,从而对其产生巨大的心理效应。因此,即使作为国之重器的核武器具有高度保密性,且拥有的核力量规模也较为有限,中国也应将自己确实有效的核威慑实力和在关键时刻敢于使用核武器的坚定决心告知美国,并让美国对此深信不疑。为此,在与美国进行核战略磋商和对话等交往中,中国应奉行“战略清晰,战术模糊”的方针,即在战略上,要明确地告知美国,虽然中国不参与核军备竞赛,但中国始终保持一定规模、具备现代技术水平的核力量,中国的核反击必能对任何强敌以致命性打击,并通过适当的军事演习等实际行动展示出这种实力。同时,也应向美国清晰表达,中国绝不会在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核心利益问题上有任何妥协和犹豫,中国绝不会为此吞食苦果,也绝不怕为此付出民族牺牲。在战术上和具体问题上,中国要保持一定的“模糊”性即“不透明”性,不能透明核武器具体战术、技术指标信息和研制、生产、部署等重要信息,防止奉行“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美国对此了解而损害中国核武器对美核威慑能力。这种“战略清晰,战术模糊”方针,也可称为“战略透明,战术保密”。
  五  结语
  在权力转移的背景下,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上升,战略竞争引起冲突升级或误判的风险增加。通过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来稳固中美总体战略竞争关系显得更加重要。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能够增进信息传递并产生可信的相互威慑,从而有利于双方避免冲突升级。根据中美之间实力不对称和动态竞争的现实,本文从不对称战略平衡的视角提出新时代中美核战略稳定框架,并将中美核战略稳定性定义为,一方在另一方首先发起的旨在解除其核武装的打击中,仍保留可靠的核反击力量,这一反击仍能给对方造成不可忍受的损失,且这一前景具备足够的可信性,从而消除首先发起旨在解除对方核武装的动机和企图,避免双方发生这种战争。从机制上,中美两国要通过加强交流、沟通、协商、谈判建立机制,逐渐形成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共识,推动达成稳定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协议、条约等法律性承诺,从而构建稳定的中美核战略关系的政治框架。从结构上,中国没有必要谋求与美国对等的核力量。统筹考虑军事效用和政治效果,构筑包括核实力、核威慑决心和核威慑信息传递的完备核威慑战略,确保处于弱势的中国拥有对美国进行核反击造成美不可承受损失的能力,是实现中美核战略稳定的关键。
发布时间:2019年01月08日 来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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