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交四十周年

庞中英:透视40年关系,看清中美和平的基础

作者:庞中英   来源:华夏时报网  已有 597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40周年的时刻(201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目前跨太平洋的各种人在密集地重思和反思中美关系。中国《世界知识》杂志2019年第1期用了“省思”一词来讨论中美关系议题。非盈利组织卡特中心创立人、前美国总统卡特在《华盛顿邮报》提出“如何修补美中关系”的高见(《华盛顿邮报》2018年12月31日)。
  本文也是关于重思中美关系的。我试图提出一些别人没有强调的在学术上和政策上值得思考的问题。这种反思也是为了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过去40多年中美之间不打仗或者是和平共处的?这一长和平今后是继续还是为战争所取代?
  过去的近几年,包括过去的2018年,在美国方面,学术界和舆论的中心不是中美和平,而是中美战争。中美和平遭遇到了巨大挑战是一个事实。有人甚至认为中美注定要战争。美国兰德公司有报告《美华战争:思不可思》(War with China:Thinking Through the Unthinkable)。艾利森有《与中国注定发生的战争: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他因为此书在中国受到高度重视。
  总结起来,我认为,中美两国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的和平的基础至少有三个:
  首要的基础就是“贸易”和贸易产生的“相互依存”。这里的贸易是广义的,而非仅仅是目前“关税战”或者“贸易战”中所涉的内容。在理论上,我们知道,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个大理论和西方社会的一大信仰或者价值是“贸易和平”。上百年来,尽管这一理论也受到各种质疑和批评,但是,肯定“贸易和平”的科学研究总据多数。中美40多年的和平正好为“贸易和平”提供了最大和最新的支持案例;但是,可惜,那些研判中美战争的人不是忽略了贸易就是故意要抽去贸易在保证中美和平中的积极作用。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前,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是高度复合(复杂)而强大的。
  中美之间的“贸易和平”有一些特殊性。最大的特殊性是中国的“发展”对与美国的和平的贡献。这是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时不应忘记和不应忽略的事实。
  人们都熟悉中国执行了40年的“和平发展”基本原则和基本国策,却在思考发展与和平之间的关系上用力不够,也缺少关于发展与和平之间关系的社会科学理论。我们应该掉过头来思考,即把“和平发展”排列为“发展和平”。我就是这样首先提出了新的和平理论。这些年来,我在多个地方一再主张“发展和平”理论。
  正是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发展,加强和改变了主要依据于西方历史经验的“贸易和平”。
  发展应该是中国与世界,包括美国之间和平的中心的基础。如果没有中国的发展,中美之间的贸易和平是十分薄弱的和脆弱的。
  支撑20世纪70和年代开始到苏联解体结束时的中美和平既不是强大的贸易也非中国的发展(可读为:“改革开放”)带来的,而是苏联对中美的共同威胁。但苏联解体后,情况就大为不同。我们知道,2008年美国发生大金融危机后,美国一些大战略家一下子清楚了,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居然如此巨大,于是他们提出了“两国合作”(G2)。今天回想一下,G2方案仍然是在治理麻烦和危机不断的中美关系进程中的一大杰出贡献。
  中国发展加强了中美和平的贸易基础。由于冷战结束后全球市场的整合和主要国家的政府当时的亲近“全球化”的政策,中美“贸易和平”获得新的动力,而且这种在全球化条件下的“贸易和平”甚至看上去是可持续的。
  中美在过去40多年的和平还有一个大的基础,这就是世界秩序。“贸易和平”或者“发展和平”并不是自动的,而是在一定的世界秩序上产生的。
  中美建交后,中国就逐步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尤其是从国际货币基金到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中国的“加入”过程与美国历届政府的“吸纳”中国加入国际组织的政策“相向而行”。2001年,中国加入WTO。从此以后,中国成为现存的政府间国际制度的一部分。
  20和21世纪的世界和平,包括中美和平,是因为存在着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及其代表的和平发展和和平治理的国际秩序。
  苏联解体后,中国奉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一再重申“不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不仅“不挑战”,而且积极参与到现存的国际秩序中。
  关于贸易和由于中国发展而得到加强的贸易是和平的基础,中国的概括是生动形象的。贸易(包括投资)被叫做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此隐喻,含义深刻,意义深远,值得我们科学研究之。
  一句话,中美40年的长和平的基础或者根源是贸易、发展、全球化和世界秩序的结合。这是我反思中美关系得出的重要结论。
  如同其他任何事物,这样的和平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贸易不平衡、发展不平衡、全球化不平等、世界秩序不公平等引起的,而且是两国政府和社会在治理中美关系时缺少与时俱进的新范式和新方法的结果。正是这些原因,中美和平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危机之一是经济民族主义者在推动着两国经济关系(包括科技关系)的“脱钩”。贸易以及科技的“脱钩”则将使持续40多年的中美和平的首要基础受到威胁。
  如前所述,中美和平的基础之一是共享的国际体系和共存的国际秩序,而如今,美国对待现存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态度正在发生大的变化,中美之间对待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态度和政策之间的差异正在扩大。
  尽管我不认为中美在经济和科技上能够3年左右的时间实现有人设计的 “脱钩”(英国脱欧用的时间是不足3年),但假如“脱钩”真的开始,和平的贸易基础被抽掉,没有“压舱石”的关系,冲突甚至战争更容易发生。也就是说,“压舱石”的去除,开启的并不是经济民族主义主义者声称的各自的独立自主,而是战争。这将是“相互依存”消退后的战争。
  另一个中美和平面对的大挑战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危机并没有得到扭转,而是恶化。中国辛辛苦苦参加了40多年的现存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对有的美国人来说,中国的进入是现存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危机的原因之一。美国副总统彭斯在2018年11月在巴新APEC领导人会议的讲话和国务卿蓬佩奥2018年12月4日在比利时关于《恢复民族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的讲话,标志着美国现政府继续退出现存的国际组织(“退群”)同时重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这一点对中美和平构成的挑战将在未来几年进一步显示出来。
  中国在现存多边体制中的合作者已经没有美国,中美合作的多边框架之基础在已经和将要受到重大的弱化。
  据报道,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最近在老牌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的2018年会上说:“根本问题在于这两个伟大的国家能否在一个国际政治的新世界中共同生存”。基辛格用了“国际政治的新世界”这个说法,指的是“新的国际体系”,以及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能否在这个“新世界”两国“共存”。
  我想说的是,基辛格可能是错的一塌糊涂。他喜欢这类体系。但是,可惜这种“新的国际体系”可能正在重复历史的悲剧,即忽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20世纪教训。德国总理默克尔最近已经这样警告。我十分赞同默克尔的看法。
  结语: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可能在在2019年得到“管控”。此种“管控”如果是一个大的根本的在“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模式又回来后的新的有效大国关系安排,则为接下来的中美关系重新进入良性循环奠定一定基础。不过,也许我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各种消极的、倒退的、甚至颠覆的大因素很多,这些因素正在动摇中美和平的基础。中美关系中的各种从宏观到微观、从政府到民间的安排未必能那么快“脱钩”,但是可能弱化,例如贸易关系和科技关系停滞不前,不进就是退,而退了的则“回不去”。
  不过,这一重大关系何去何从,不管是重建的共存还是不再“接触”(engagement)的“脱钩”,双方都没有定下来,更没有定下来后执行的路线图(英国退欧,一是定下来了,被排除了二次“公投”;二是,定下来的离开欧盟,英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双方都在执行)。
发布时间:2019年01月05日 来源时间:2019年01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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