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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中国共产党早期档案始末

作者:吴文津   来源:上海书评  已有 184人浏览 放大  缩小
本文作者在开箱来自中国的图书,1950年代中叶。身后女子即芮玛丽。照片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和图书馆提供。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现为美国知名智库,因纪念美国前总统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874-1964,1895年斯坦福大学第一届毕业生,1929-1933年任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而成立,1919 年成立时,称 Hoover War Collection(“胡佛战争特藏”),位于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所内收藏的文件系胡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担任美国在中欧、东欧及苏联的救济总署负责人时,所收集的战时及战后有关各国政治社会变迁的文件,多为非书籍的原始资料,包括当时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各种出版物;胡佛还亲自捐款五万美元作为发展基金。
  该项特藏1922年更名为Hoover War Library(“胡佛战争图书馆”),1926年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资料库,1929年收藏的文件已达一百四十万件,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的储藏空间渐不敷用。胡佛及其赞助者开始筹划另迁地址及筹募经费,1938年正式宣布在斯坦福大学校区建立Hoover Tower计划,1941年于斯坦福大学建校五十周年之际,Hoover Tower开始启用。
  资料收集工作进展迅速,二战后,更名为Hoover Institute and Library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胡佛战争、革命、和平研究所及图书馆”),收集地区除欧洲及苏联外,扩张至东亚及非洲,同时开始进行研究工作,1957年在胡佛本人领导下,开始一项巨大的募捐运动建立发展基金。1960年格伦·坎贝尔(W. Glenn Campbell)接任所长,在充分的预算下大规模扩张研究工作,奠定了成为目前美国知名智库的基础。其时再次更名为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胡佛战争、革命、和平研究院”,其研究人员大都为学者及退休政要,已故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是“荣誉研究员”),前美国国务卿舒尔兹(George P. Shultz)任 Distinguished Fellow(“杰出研究员”),现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亦曾任 Distinguished Visiting Fellow(“杰出访问研究员”)。
  二战后胡佛研究所开始收集中国资料时,其收集范围亦限为近代及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各种史料。当时所长为斯坦福大学历史系俄国史教授费希尔(Harold H. Fisher),这与胡佛所后来能够收集到中国共产党大批早期党史资料有直接的关系。帮助费希尔教授收集史料的是芮沃寿(Arthur Frederick Wright, 1913-1976)和他的妻子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 1917-1970)。芮氏夫妇当时是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班的学生,芮沃寿攻读隋唐史,芮玛丽攻读近代史。他们1940年婚后, 同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进修,次年转赴北京收集撰写博士论文资料,当时日本侵华战争正在进行中,北京已被日军占领,但外籍人士来往并未受任何限制。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在北京的美国人士遂被遣送至山东潍县拘留所看守,芮沃寿在拘留所锅炉房工作,玛丽在医务所洗衣。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后夫妇俩被释放,回到北京继续为写作博士论文收集资料。有一天他们在“美国之音”的广播节目中听到费希尔教授的演讲,介绍胡佛研究所,其中提到准备开始收集有关近代及当代中国资料的计划。他们和费希尔教授取得联络后,毛遂自荐就近在中国担任这项工作,这对胡佛所算是求之不得的天降之福。他们立刻被胡佛所聘任为其在中国收集资料的代表,而实际工作的是芮玛丽。
  芮玛丽1917年出生于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卡罗萨城(Tuscaloosa),聪敏过人,以最优秀的成绩获得著名的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的学士学位,主修欧洲史。她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后,转修中国近代史,并开始学习中文,拜费正清教授为导师。她说她转修的原因是中国的历史悠久,史籍和文献特别丰富。她在哈佛成绩优异,完成博士班的课程后,得费正清教授的特许,免考口试,立即成为博士候选人,由此可见一斑。
  芮玛丽的组织能力也很强,在中国为胡佛研究所收集资料期间有充分表现。她先去请教当时的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及南京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聪先生,得到他们的指导和介绍,与各大学图书馆取得联络,开始协商图书交换工作,并拜访各地书商,代为收集资料。她又不遗余力地向中央政府各部索取官方出版物,成绩斐然。她在北京时还经常逛琉璃厂书铺,当时抗日战争虽已结束,但国内生活条件尚差,故多有各种资料廉价出售。芮玛丽曾在琉璃厂以斤数计价购得以废纸出售的光绪和宣统时代出版的政府公报:《谕折汇存》(1892-1907)和《华制存考》(1908-1912)。
  她收集资料的办法还不止于传统的采购、交换或赠送,她经人介绍在康有为家属处得见一批尚未出版过的康有为手稿,并取得同意可以抄写或摄影;她别出心裁,向当时驻华美军借到一部简单的缩微相机,学会了使用方法,把这批手稿拍摄胶卷,带回美国(共八十三件,目录见斯坦福大学网上图书馆目录http://searchworks.stanford.edu“康有为遗稿”项下)。
  而芮玛丽最杰出的表现是二战后到延安成功地收集了中国共产党文献,以及后来在美国收购了《中国论坛》周刊(China Forum)创办人伊罗生(Harold Robert Issacs)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收集的中共建党的早期出版物,与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笔名尼姆·威尔斯,Nym Wales)抗战期间在延安收集的资料。这些收藏加上笔者任胡佛中文图书馆馆长时,于1960年在台湾拍摄的陈诚“石叟资料室”特藏的“江西苏维埃政府档案”,不但使胡佛研究所成为收集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的重镇,并且带动了西方学者对这一项专题研究有更深入的探讨。本文将细述此项艰巨收藏工作的始末。

芮玛丽
(1917-1970)
  芮玛丽延安破冰之旅
  由于胡佛研究所收集资料的范围注重于近代和当代各国有关战争革命与和平方面的文献,芮玛丽当然需要收集中国共产党的各种书刊资料。但是在当时的中国,除《新华日报》以外,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新华日报》1938年在武汉创刊,1947年被查封,1949年在南京复刊)。因为中共的书刊除在延安和共产党控制的边区发行外,其他的地区完全禁售,违者查办。因此如何进行这项工作,成了芮玛丽的头号难题。
  恰好二战后美国得到国民政府的许可,在华设立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络机构,名为“美国陆军观察组”(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ation Group),经常使用美国军用运输机来往于南京与延安之间。芮玛丽通过美国大使馆与此观察组取得联络,获得观察组的许可,1947年年初搭乘观察组的便机飞往延安,向中共当局提出收集图书的请求。中共当局的反应良好,慨允代为收集在延安及其他边区出版的资料。
  这是具有高度历史性的突破,西方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首次得见抗战时期中共的出版物。值得一提的是,这批资料的收集并非以金钱交易,而是依据延安当局的要求,以价值三四千元美元的医药用品作为交换。延安收集的资料由美国陆军观察组的运输机载回南京,在中国不能使用,装箱后直接邮运美国。
  这批在延安收集的资料的数量和种类并无目录,基本上是在延安及其他边区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中期的出版物。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自1945年5月创刊至1947年2月差不多完整的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该报于国民政府军队1947年3月19日占领延安后,移至瓦窑堡出版数期,旋于1947年3月27日停刊,芮玛丽收集的不包括在瓦窑堡出版的那几期)。另外同等重要的是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残缺不齐,自1937至1941年共五十三期,其中包括中共文献及三十余种中共领袖当时的言论,后者有毛泽东十八篇、朱德七篇、陈绍禹十篇、陈伯达十篇、刘少奇四篇、周恩来五篇、罗瑞卿六篇等。这两种文献迄今为止尚为西方世界仅存的原版。在延安收集的资料后收入薛君度教授(Chun-tu Hsueh)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37-1949:胡佛战争革命及和平研究院中文典籍选集著录》(胡佛研究院书目丛刊XI 种,1962,312页;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37-1949: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Materials in the Chinese Collection of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Hoover Institution Bibliographical Series XI,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1962,312 pp.)。

本文作者在开箱来自中国的
图书,1950年代末。身后为图书管理员吴铁瑛、代馆长杜联喆。照片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和图书馆提供。
  伊罗生特藏 Issacs Collection
  芮玛丽1947年底返美。1948年初胡佛所正式成立中文图书馆,芮玛丽被聘任为馆长,继续积极收集中国共产党资料,先后购得伊罗生特藏(Issacs Collection)及尼姆·威尔斯特藏(Nym Wales Collection)。
  伊罗生(Harold Robert Issacs,1910-1986)是美国纽约州人,1930年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次年赴华,先后在上海《大美晚报》(Shanghai Post)及《大陆报》(China Express)工作,结识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工作人员陈翰笙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经后者介绍结识来华的南非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福兰克·格拉斯(Frank Glass,中文名李福仁)。格拉斯因同情托洛茨基,被南非共产党开除党籍;伊罗生与其同游中国内地,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伊罗生1932年在上海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部分资助创办《中国论坛》(该项资助次年停止),1934年与格拉斯及刘仁静等企图重建托派的领导机关,因意见不合,未果。后刘仁静等被捕,伊罗生旋赴巴黎,又去挪威访问托洛茨基,建立了多年友谊(托洛茨基于1938年为伊罗生出版关于国民党1926年清党的名著《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撰写长篇序言)。伊罗生1935年返美,任《新闻周刊》编辑。他二战期间被派至“中缅印战区”(China-Burma-India Theater)采访,1953年任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开始写作,出版的四五本书大都与中国有关,1965年聘为该校政治系教授。他晚年逐渐偏离托洛茨基主义道路,1986年去世。
  伊罗生在中国期间,因与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及左翼作家的关系,收集了若干中共早期至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出版物,包括大量的托派书刊,均为当时在中国不能公开发行者,因伊罗生享有“治外法权”的保护,警察无法制止,后随其运回美国。芮玛丽在胡佛研究所继续收集中国共产党文献时,获伊罗生同意把这批资料转让给胡佛研究所,胡佛所除芮玛丽在延安收集的三十年代中期的中共文献外,对中共三十年代初期的文献收集也打下了相当稳固的基础,其中有研究陈独秀及中共党史早期“左派反对派”(托派)的第一手资料,包括两种托派官方刊物《无产者》及《火花》(期数不齐);其他多为油印资料,有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931年发表的《全党同志书》批判“李立三路线”(四十八页)以及当时左派反对派北方区宣传部在北平出版的《先驱》杂志第三期(1932年9月17日)及第十六期(1934年4月27日)。在此十六期上转载了伊罗生于1934年5月20日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函,宣布他在上海编辑的《中国论坛》不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出版补助。
  上述资料均收入薛君度教授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37-1949:胡佛战争革命及和平研究院中文典籍选集著录》,特别是其中题为“Trotskyites versus Stalinists, 1929-1937”(“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派的对立, 1929-1931”)的那一部分。
  尼姆·威尔斯特藏 Nym Wales Collection
  芮玛丽继收集伊罗生特藏后,又征得海伦·福斯特(笔名尼姆·威尔斯)同意,转让她1937年在延安以及埃德加·斯诺1936年在保安收集的中国共产党文献和其他三十年代有关中国政治和社会运动的资料给胡佛研究所。如众所知,尼姆·威尔斯是知名美国记者、《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的前妻。继斯诺1936年的陕北之行之后,她于1937年也辗转设法去了陕北访问,为时半年。斯诺访问的地区主要在当时中国共产党总部所在地保安,而福斯特访问的地区则是延安。
  福斯特收集的资料范围比较广泛,包括军方及文艺出版物,如中国人民红军政治部出版的《战士》《红军读本》《抗日游击队读本》及在延安西北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出版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文艺方面包括鲁迅艺术学院及鲁艺出版社的出版物。其他有在延安中国青年社出版的《中国青年》及三幅笔绘长征地图等。此外她转让给胡佛研究所的“尼姆·威尔斯特藏”还包括一些她在中国收集的相当数量的关于1930年代中国的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劳工运动和中国工业合作社(“工合”)的文献。
  “尼姆·威尔斯特藏”的目录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网上图书目录(https//searchworks.stanford.edu)列为“Nym Wales Collection”,共一百二十八件,未包括斯诺收集的资料,诸如油印文件、零星刊物、红军第二师党委肖华的两页手写的《过去的我》和红军另一师长杨得志的两页手写的《将我的历史写在下面》等文稿。这些资料分别列入Search-works目录上的“Nym Wales Collection”项下的“Nym Wales Papers”。
  除尼姆·威尔斯个人的文件外,这些文件还包括部分斯诺1936年在保安收集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和12月他在西安时收集的当时西北军发表的有关“西安事变”的宣言、传单等,为罕见的资料。Search-works目录中“Nym Wales Collection”项下并列有“中共延安时代史料”一条。经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薛昭慧女士查证,该项资料非尼姆·威尔斯所收集,而系斯诺在中国收集的一批中国共产党文件的复印本,原由斯诺交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转赠哈佛燕京图书馆,再由该馆为胡佛研究所复制;其中包括小册子,零星期刊及日报,共军报告及统计,宣言及条例、标语、告示、以及信函,共六十九件。
  陈诚特藏 Chen Cheng Collection
  “伊罗生特藏”“尼姆·威尔斯特藏”以及芮玛丽在延安收集的资料,已经形成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自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至二战结束期间的基本原始文献,但是其中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1934)的资料尚付阙如;虽然在上述的三种特藏内也有些有关的文件,但数量微乎其微,不足以供研究之用。

本文作者任胡佛中文图书馆馆长时,1961年。照片由斯坦福大
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和图书馆提供。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芮玛丽1959年被聘任为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后,笔者继任了她的职位,听说在台湾有这批资料,为陈诚所收藏,但不得其门而入。我幸而偶然在一个酒会上认识斯坦福大学地质系教授休伯特·申克(Hubert G. Schenk),知道他二战后曾任美援总署驻台湾的署长;问他是否认识陈诚,他说:“当然。有什么事?”于是我把胡佛研究所想把陈诚所收集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资料制成拷贝的事告诉他,问他是否可以写信给陈诚,看陈诚是否同意。他立刻答应,说不成问题。一个月以后,他给我电话,说陈诚同意了,细节我可以直接和陈诚的办公室联络。我喜出望外,两个星期以后,就出发了。1960年,那是我第一次到台湾。
  到台湾后,我立刻去见陈诚,这是我首次见到政府官员,相当紧张;但是他一点官气都没有,是一个儒将的样子。他把这批文件的来源告诉我,说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任国民政府“剿匪总司令”围剿江西瑞金时,最初他的部队获得的一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文件,都付之一炬。他听说后,下令禁止,要求部下将所获文件资料一律上交保存;1934年11月国民政府军队占领瑞金后,又获得更多的资料文献。这些资料都在二战后随陈诚运到台湾,与其他文件收藏于他的个人图书馆“石叟资料室”。他说这批资料台湾已有学者使用,美国学者也有兴趣利用这批资料做研究,他很高兴,因为那是他当年保存这些资料的初衷。他说拷贝的事已告诉“石叟资料室”的负责人,我可以给他联络洽商办法。1960年台湾的条件远不如现在,经我打听后,知悉当时台湾只有“中央银行”和“中央研究院”有拍摄微卷的设备。当时“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是胡适之先生。通过朋友介绍,我去见了他,看是否可以借用“中央研究院”的微卷设备来拍摄这批资料。身为学者,他深知这些第一手文献对研究的重要性,立刻允许我的要求,说“我们的照相室和摄影师可以供你使用,一直到工作完毕”。

本文作者与胡适
在台北,1960年。
  经胡院长同意后,拍制微卷的工作立刻开始。我每天早上八点到北投的“石叟资料室”去接该室的负责人。他带上一大衣箱事先选好的文件,和我一起去南港的“中央研究院”的摄影室,大概九点左右开始关起门来工作;由“石叟资料室”负责人把文件一件一件从衣箱取出,交摄影师摄制。中午工作告一段落,由我招待午餐。因为台湾天气酷热,当时空调设备并不普遍,所以午休时间较长,要下午三点才又上班,每天工作大致五点左右结束,之后我送“石叟资料室”的负责人携带着他的衣箱回北投。
  如此工作一个星期左右,进度很不理想。因为文件次序是根据文件在书库书架上分类排列的次序,尺寸不一,因而每次拍摄尺寸不一的文件时,必须调整摄影机的焦距,相当费时。经与“石叟资料室”协商后,把尺寸大小相同的文件摆在一起,不分编目的次序来摄制。这样,工作的进展就迅速很多了。其间我又请另一摄影师到“中央研究院”照相室帮忙冲洗微卷,凡有不清楚的部分,立即重拍。
  整套微卷有一千五百件文件,经两个多月的时间摄制完毕。其中最重要的是差不多完整的、自1931年12月创刊至1934年10月的《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共二百零三期。南伊利诺斯大学的吴天威教授详细查阅“陈诚特藏”后,从中选出六百余种文件加以注释,并将特藏全部目录列为附件,编成书目。1981年由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出版,名为《江西苏维埃共和国,1931-1934:陈诚特藏文件选辑解题书目》(The Kiangsi Soviet Republic, 1931-1934: A Selected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he Ch’en Ch’eng Collection),列为哈佛燕京图书馆书目丛刊第三种。
  结语
  上文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中国共产党早期档案始末的简单叙述。该所收集的资料均为在西方前所未见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自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至四十年代中期的文献,使得研究中共党史的工作开了新纪元。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首先,因为胡佛研究所的努力,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学者得以使用原始文件资料去探讨若干问题,不再仅靠二手资料去做些主观的臆测。世上流散的历史文件尚有许多有待发掘,这项工作是图书馆的当务之急。
  其次,在高科技时代,数据化对研究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方便,加强了研究资料的保存、共享和使用;但科技仅是工具,无法取代藏书建设的工作。图书馆必须有擅长使用技术的人员,更要有能够去发掘散佚文献的人才,以冀能继续发扬图书馆建立的宗旨。这是本末的问题。
  吴文津
  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原馆长,哈佛燕京图书馆原馆长
发布时间:2018年11月24日 来源时间:2018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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