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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避免核战争的决策模式今天对美国还有效吗?

作者:尹继武   来源:澎湃新闻  已有 403人浏览 放大  缩小
  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期间美苏最为逼近核战争的一次事件,所幸,危机得以和平缓和,并没有向《奇爱博士》片尾那样的全球灾难发展。基于此古巴导弹危机的案例,哈佛大学格雷厄姆·艾利森所著的《决策的本质》(《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格雷厄姆·艾利森; 菲利普·泽利科著,王伟光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编者注),提炼了三种经典的领导团队决策模式,亦即理性选择模式、组织行为模式和政府过程模式。艾利森并不是指出古巴导弹危机真实地反映了上述哪种模式,他强调综合考察多种决策模式,更有利于理解在短短决定世界命运的十三天中,外交团队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
  当然,除了讨论团队决策模式之外,令笔者更为感兴趣的是,肯尼迪团队既在妥善处理古巴导弹危机上声名卓著,又在猪湾惨败案例上备受指责,而这两个经典案例相隔时间仅一年有余(猪湾惨败指1961年4月17日美国中情局协助逃亡美国的古巴人在古巴猪湾向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政权发动的一次入侵,终以失败告终——编者注)。猪湾惨败的案例,完美体现了肯尼迪团队的“小集团思维”及其危害,这已有《小集团思维》名著的记载(《小集团思维:决策及其失败的心理学研究》,欧文•L.贾尼斯著,张清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编者注)。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肯尼迪团队能够及时学习,华丽转身,从而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能够顶住压力,力挽狂澜,成就冷战核对峙的一次成功化解危机决策呢?
  破旧立新,重塑文化
  1961年,刚刚执政的肯尼迪团队,华丽无比,幕僚都是精明能干的旧臣或新人,然而,即使如此仍走向了为世人所诟病的“小集团思维”,其相关特点就是新近上任、团队尚待磨合,而领导人主导了决策过程,没有民主而自由讨论各种选择方案,不同意见受到压制等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让猪湾决策成为一个失败的案例。那么,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同样是这群上任不久的肯尼迪团队,为何能避免小集团思维呢?
  其一,领导人角色的变化。通常,作为有主见的领导人,喜欢主导着决策的整个过程,在方案选择和政策评估中发挥主角作用。更多时候,领导人是心意已定,只不过需要一个团队的决策过程进行合理性的论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团队决策其实都是为了迎合领导的心意而已。
  在猪湾决策当中,这一特点表现尤其明显。甚至在猪湾惨败之后,这种成员迎合领导偏好的现象仍是无处不在。平时稍微有个性的成员,到真正与肯尼迪汇报时,仍会迎合总统的心意。这一点,让肯尼迪有所警醒,所以在古巴导弹危机应对方案讨论时,他自己不参与前期讨论,并分成封锁和军事入侵两个方案组,让他们各自充分讨论,形成优势和劣势的方案。在回应赫鲁晓夫的信件时,也让提供几种不同方案,供他选择。
  除此之外,肯尼迪为了更大范围征求意见,而非仅听一家之言,他广纳良言,邀请涉及到古巴导弹危机中不同的部门及其领导,充分考虑他们的看法及其合理性。比如,不仅是那十来个国家安全执行安委会成员的日夜紧张讨论,也邀请了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国际开发署、财政部等负责人,听取他们各自的看法。肯尼迪总统对于古巴导弹危机,从一开始就决心要作出回应而非置之不理,因为这牵涉到美国对苏决心的展示,全球道德形象的维护,但是他一直对于军方的强硬态度持谨慎态度,因为他明白军事应对有其合理性,但军方的立场更多是出于职业和部门利益,而忽视了后果评估。
  其二,充分的历史经验学习。猪湾惨败的案例,对于肯尼迪团队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因此在团队决策文化建设上,让肯尼迪明白了更为充分自由讨论的重要性。此外,在应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关键时刻,对于一战和二战爆发的历史经验教训,肯尼迪一直是有着清醒的理论认识。讨论中,他们多次谈到,那部反映一战爆发的《八月炮火》,揭示了战争的爆发并非是参战者的本意和愿望,但为何战争还会爆发呢?这让肯尼迪团队明白了,战争不仅仅起源于精心的谋划,更可能是来源于误判。这种误判既有战略利益和决心的沟通不畅,也有来自于人性中的“自尊”和“羞辱”的内心情感感受,这更是需要万分提防。
  所以,在应对方案选择,包括采取封锁,以及当苏联船只逼近检查,回复赫鲁晓夫信件时,肯尼迪都十分注意,既要反复以言行表达美国的战略决心,不可让苏联错误估计,但同时也让赫鲁晓夫和苏联不能国际颜面尽失,否则将引发非理性的报复。而且,在最后关键时期的战略应对上,肯尼迪给予赫鲁晓夫更多的时间考虑,而非逼入绝境,无可挽回,也是考虑到了赫鲁晓夫国内有着相应的强硬反对力量。为此,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保持着极为频繁的战略沟通,以信件形式陈述立场、阐明意图,力求最大程度的防止误判。
  总之,在避免核战争这个根本性的全球议题上美苏双方具有深刻的共识,这让双方意识到了苏联举动与美国军事反应的极端危害性,逼迫危机双方一再理性与谨慎,以战略沟通作为危机处理的主要手段。在核威慑的理性逼迫下,古巴导弹危机的平息,不仅可以从理性国家行为体、政策出台的组织程序和政府过程的部门博弈等角度细致阐述,同时,也可以深刻地让我们明白,一个领导团队是如何吸取经验教训,避免各种团队决策病理,从而达到最佳的政策效果。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团队决策的模式也会随着复杂的现实变化而变化,自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美国对外政策史上的经典案例层出不穷,比如越战决策、伊朗人质危机决策、海湾战争决策、反恐战争决策等等。
  时过境迁,如今美国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美国领导人及其团队发生了显著变化,独特个性和非传统建制力量冲击着美国传统的官僚政治体制。同时,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力量对比和格局变化迅速,所以国际冲突的议题也是与半个世纪前不可同日而语。在当今的全球战略竞争时期,美国对外团队决策所面临的议题更为广泛,比如反恐、经贸、网络、高科技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而国内政治更为复杂。所以,这一切可能给认识团队决策模式带来了新的变化,也挑战艾利森所创立的三种决策模式。
  在这种尚未成型的新模式中,可见的特点是,总统自身的特质及其与团队、国内政治的关系甚为关键,在某种意义上,总统的决策政治心理学与国内政治过程的相互匹配关系,包括冲突、磨合及其作用,对于美国对外决策的影响日益显著,这无疑能够为艾利森三种决策模式带来新的启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本文是作者在政治心理学凉风书会举行的第67期读书活动暨“外交决策心理学”主题书评会上的发言稿,经作者审定,澎湃新闻获授权刊发。)
发布时间:2018年08月06日 来源时间:2018年08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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