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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汉:后西方世界秩序重构与新时代的中国担当(下)

作者:朱云汉   来源:《经济导刊》7月刊  已有 1033人浏览 放大  缩小
  面对世界秩序重构的历史机遇,中国既不能否定过往的一切,也不能照搬美国那一套霸主做法,出于私利而成为国际社会的负担。以中国的巨大体量以及今日取得关键影响力,已经不可能独善其身,更不可能模仿美国霸权的损人不利己作法。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中,中国将取得更大发言权与决策权。
  超越西方思维的限制,寻找突破困境的新途径
  把“金德尔伯格陷阱”当作核心议题,反映了西方主流精英对西方中心秩序衰落的悲观论调。
  1、“金德尔伯格陷阱”仍是西方中心思维的产物。霸权稳定论其实是在为美国唯一超强地位做背书,其叙事也是为西方中心秩序的合法性与普世性提供理论基础。但其中充满了矛盾和悖论,掩盖了很多问题。比如,西方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规则往往蕴含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与支配宰制关系;再比如,二战前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体系在西方中心秩序中的关键作用及其各种遗留问题,这些他们都避而不谈。这个秩序也并非真正全面包容,而是充满歧视性,这个秩序有内核圈、核心圈、次级盟友圈,与在外围的依附者、潜在竞争者、与敌对势力的身分区别,地位、待遇与合作领域广度与深度都有明显区别;内核圈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基本重叠,成员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可以分享最高级别的国防与安全情报;这个西方中心秩序,从一开始就存在地缘政治的边界,既排斥冷战时期的苏联集团,也无法覆盖追随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中国家。直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国加入WTO,才开始朝覆盖全球的方向演进。
  金德尔伯格所定义的国家公共产品范围,也仅是从维护西方国家的长期和平与繁荣的角度出发,并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也无法预见非西方国家快速崛起,以及因为人口急速增长、快速全球化、互联网社会及科技变革带来的社会风险等所衍生的新兴全球议题。
  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对非西方国家的兴起持一种悲观的论断,认为它们缺乏相应的文化、法治的根基和传统,如果没有西方国家主导,世界一定会分崩离析。近年来西方许多预测都是在这个逻辑上推演的。他们强调,如果美国不再继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没有别的国家会提供,将会出现1929年前后全面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他们普遍刻意低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并不认可其在全球重组和全球治理改革中起到的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眼中,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不公平,且出现了不可持续的危机,亟需改革。当只占全世界人口20%的富裕国家使用了70%的全球资源;当北半球国家的人们享受超级富豪般的生活,而南半球尚有12亿人在每天生活费用不足两美元的贫困中挣扎;当一群富裕国家认为他们可以使用武力改变世界,而联合国却完全无能为力……人们已无法再对全球不公视而不见。所以,即使西方国家没有爆发反全球化浪潮,非西方国家也会要求修正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以及改革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
  2、认清美国霸权的真面目和两面性。美国霸权的本质至少包含以下四个角度:
  一是美国仅提供符合自身意识形态和国内利益结构的领导角色,并非从全球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美国崇尚大市场小政府,所以也倾向将国际公共产品的范畴极小化。美国扮演的国际领导角色,最终是要符合国内强势集团的利益,特别是军工集团、华尔街、能源集团、医疗集团、高科技集团。在国内利益结构的框限下,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早已存在,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既跟不上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风险与生态危机管理的需要,也无法有效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增长的需求。对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类全球议题,美国最积极回应的就是反恐、知识产权等与美国有重大利益关切的领域,而在企业垄断、金融系统性风险、租税逃漏、粮食安全、移民与难民、气候变化、水资源稀缺、科技变革的社会风险、疾病控制等领域,有效的全球治理或监管机制严重缺位。
  二是美国利用霸权地位带头破坏规则和秩序。自由国际秩序的精髓是“遵守规则”,在各合作领域成立多边机制、制订规范与程序,以此来设定各国的权利与义务,从而协调行动、解决争端。作为领导者,不仅应带头创立规则,也需承担维护规则合法性与权威性的主要责任。但现实情况是,美国常将自身霸权利益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因此自由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难以巩固,而美国常常既是规则制定者,又是破坏者,时不时抛出美国例外主义与美国单边主义,肆意曲解国际规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带头创立的多边体制中,美国常常是第一个任性的违反者。
  三是美国霸权本身就是秩序的不稳定之源。美国既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是国际公共之恶(publicbads)的主要来源。比如,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美国在不少地区制造政治动乱,擅自进行军事干预来铲除反美政权;美国新保守主义阵营狂妄奉行“民主帝国主义”。推动的军事干预政策和偏颇的中东政策,更彻底搅乱西亚与北非地区,致使这些地区一片生灵涂炭;在许多地区肆意操纵所谓的军事平衡,挑拨领土争端,加深许多国家的安全困局,激发区域性军备竞赛;又比如,从九十年代开始,美国强迫各国打开资本市场,解除金融管制,导致热钱在各国制造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放任华尔街有毒金融资产泛滥全球;此外,美国在贸易谈判时强推知识产权,维护美国跨国企业的暴利与市场垄断,阻碍创新与知识分享。
  四是美国长期阻碍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创设。当前以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缺失日益明显,但美国为捍卫美元霸权,阻止特别提款权(SDR)的超主权货币功能,极力防范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阻止石油交易改以欧元或其他货币结算。长期拖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股权比例与投票权调整的方案;长期拖延世界银行增资提议;长期拒绝承认全球变暖问题,等等。所有其他国家带头推动的治理机制改革或国际规范创设,美国都消极对待或抵制,除非自己可以享受特殊待遇。
  3、美国逐渐“退位”带来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历史契机。
  在美国霸权之下,除了它最亲密的盟友可以分享特权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顺从者。他们受惠于这个秩序所提供的和平与发展机会,但也只能接受美国霸权体系下,承受美国不时将公共品的成本任意转嫁的问题。他们无从选择,因为美国只准自己独家提供合乎其意识形态胃口的国际公共品,并阻挠公共品提供的替代机制出现(尽管可能更符合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也极力防范新兴大国来取代它的独占鳌头地位。
  过去30多年里,由于美国意识形态与国内政治的框限,国际公共品的提供长期处于供给不足、质量欠佳的状态。全球治理机制早已严重落后于全球化进程及科技发展带来的利益协调分配、社会风险管控等议题,亟需在全球层面进行有效响应。当前,人类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面对信息技术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如果放任资本主导,垄断性数字资本主义将可能严重威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并阻断信息技术将人类带往分享经济与零边际成本社会的可能性。而这些全球性议题都绝非单一国家层级的治理机制能够有效应对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势在必行。
  新时代中国的全球担当
  美国霸权退位是机遇不是挑战
  美国霸权逐渐退位,正好给改革全球治理机制带来历史机遇。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将带动全球秩序的重组,发挥积极性与建设作用。
  1、中国有机会开创崭新的世界领导者模式。
  (1)中国仍有维持长期中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具备带动非西方国家发展的巨大能量,与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巨大互补优势。(2)中国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共产党领导的治理体制,能够确保国家机构基本上不被跨国资本与利益集团掌控;能够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即优先保障广大群众的生存发展权利;在赋予国家资本以优先地位的同时,又能有效节制资本的掠夺性与破坏性。(3)中国仍在探索最佳的社会发展模式:制度创新的动力丰沛,意识形态包袱相对较轻,鼓励多元文明相互借鉴。(4)中国的文化基因:知识精英阶层仍深受传统的天下观、义利观等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的影响,更愿意承担对于弱小者的扶持责任;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而不同,包容与尊重多元宗教与文化,不强求价值标准齐一,不会制造文明冲突。
  2、中国提供了可观的补充性国际公共产品。
  在过去10年里,中国已经建构全方位的多边或区域性的协商平台以及配套的政策对接和协调合作机制,中国已经在提供可观的补充性(替代性)国际公共品:(1)应对区域金融风暴的紧急换汇机制,通过与周边国家组建相关的多边机制,有效防范了国际金融大鳄恶意炒作的风险,保障了地区各国的金融安全与汇率稳定。(2)大力推动协助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融资机制(在世界银行与区域性开发银行外),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以及区域性的丝路基金、中国-中东欧基金、中非基金等。(3)在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之外,中国也已经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大量补充性或替代性设施,例如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跨境电子支付平台、银联支付系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等。(4)全球通讯与导航领域,包括推动制定全球统一5G标准、推动全球IPv6根服务器的架设计划,北斗卫星定位与通讯系统等。(5)能源与金融交易结算机制,包括发行特别提款权(SDR)计价债券、准备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可转换成黄金的原油期货合约等,这些将从根本上改变过去以美元作为唯一的结算货币或储备货币的基本格局。
  3、中国正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抓住自主发展的新机遇。
  中国根据自己的发展经验,依托基础设施建设来全面规划并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而且让经济发展普惠效应扩散,照顾到更大的区域和群体。中国正在全方位推动大规模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推进跨国运输、通讯、网络、能源联通领域,中国已经超过西方。当前,第三世界国家面临全新的发展机遇:中国不是以掠夺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态度来面对发展中国家,作为最大贸易伙伴与最大投资来源国,中国尊重各国国情,不灌输意识型态,不强迫削足适履、不强迫买武器、不制造安全威胁、不干涉别国内政。
  4、中国需警惕外界的各种质疑和阻碍。
  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也必将面临各种不信任和批评,比如炒作中国“锐实力”的声音。中国要审慎应对当前美国的冷战思维重现与新一轮的战略围堵,要理解西方国家对中国全方位发挥国际领导作用的不适应,以及伴随而来的失落、焦虑、敌意与干扰。同时,对于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不理解,也要有思想准备,比如,在第三世界有些精英因为长期受西方教育影响,接受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甚至没有摆脱“后殖民的情结”,以致短期内不能正确看待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一带一路”倡议。
  5、中国要争取在既有多边框架内实现领导地位平稳过渡。
  举例来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2017年7月份曾公开说,如果按照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速度,或许10年以后其总部会迁到北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章载明,总部必须设在投票权比重最大的会员国境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调整过出资比例与投票权比重,预定2018年还有一次调整。其实她是在提醒美国,如果美国不负责任也不履行义务,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的地位就要下降。对于中国来说,未来如果能在现有国际体制框架内,经过协商、妥协,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
  行王道的新型领导者
  中国一向反对霸权主义,绝不会步美国后尘。战后美国霸权所作所为更多是出于追求自身战略利益或迎合国内强势利益集团的动机与需要,而不是单纯所谓提供公共产品。
  面对新一轮的战略对抗,中国有能力沉着而从容的应对。首先,中国没有全球称霸的野心,美国的战略收缩后,并不需要任何国家来填补它过去的角色与作用,世界并不需要另一超强来填补新霸权,美国不再干预后,退让出来的不是真空,而是让各地区恢复历史常态,即美国力量介入前的常态。只有在全球社会真正需要的国际公共产品领域,美国的退位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主要利益攸关者来及时填补,并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美国的逐步退位,正好给修补自由国际秩序,以及改革全球治理机制,带来历史机遇。
  面对世界秩序重构的历史机遇,中国既不能否定过往的一切,也不能照搬美国那一套霸主做法,出于私利而成为国际社会的负担。以中国的巨大体量以及今日取得关键影响力,已经不可能独善其身,更不可能模仿美国霸权的损人不利己作法。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中,中国将取得更大发言权与决策权。
  未来,在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过程中,中国要站在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发展权利的至高点,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目标,根据自己发展经验提倡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多创造性地探索如何建构更全面包容、开放互利的、协商协作的区域整合与全球合作新方案。在探索过程中,中国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有能力也有义务带领南方国家创设新型全球与区域合作平台,深化南南合作,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提供补充性国际公共产品,弥补现有多边体制不足。提供更多的补充性与新型国际公共产品。
  孔子言“德不孤,必有邻”——推进中国的全球化方案,引领全球治理机制改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得到广大非西方世界越来越积极的支持;而欧亚大陆更紧密的经济整合也可以给欧洲带来新的经济动能。当前,大部分亚太国家都有两个同样的期待:一是既与美国维持良好关系,也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二是希望中、美两国通过更加智慧、成熟的方式,合作探索问题的解决之道,构建21世纪的共同繁荣。
  中国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有保持中长期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与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巨大互补优势,中国有机会开创新的世界治理新模式。中国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有效节制资本的掠夺性与破坏性,不断探索最佳的社会发展模式。
  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谋划为人类社会建构一个和平、公正、包容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秩序:如何稳健地带领世界告别以西方为中心的旧秩序,如何应对美国霸权衰败过程中的冲突与失序,如何修正全球化的方向、路径与游戏规则,及修补其社会支持基础,如何透过深化南南合作为全球化注入新动力,如何协同非西方世界共同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如何开辟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有效路径。鼓励多元文明,相互借鉴,包容与尊重不同宗教与文化,在和而不同的发展中推进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
发布时间:2018年07月26日 来源时间:2018年0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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