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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力、王璐:关于美国智库中美贸易关系研究的分析

作者:杨力 王璐   来源:国政学人  已有 874人浏览 放大  缩小
  【摘要】长期以来,美国智库一直是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提出双重认知评估理论,对美国智库中美贸易关系研究的形成过程开展分析,探讨美国智库内部的认知、思维方式以及敌对意识等因素,以及智库外部的政府、利益集团以及舆论等因素,之于美国智库中美贸易关系研究的影响。剖析其中的关联和逻辑,有助于我们研判美国政府决策,进而推动建构平衡的中美贸易关系。
  【关键词】美国智库 中美贸易关系 双重认知评估 影响因素
  中美关系被视为21 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中美贸易进程是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多年来,从理论与实际角度都证明了中美贸易的顺利进行是互利共赢。然而,在美国国会、利益集团、媒体和智库等多方面的影响下,中美贸易关系频频出现问题,贸易失衡现象不断冲击着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环境。智库作为一类通常以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为宗旨的组织,在政府决策时以特殊的方式发挥影响力。虽然“智库”在美国没有很严格的标准和清晰的定义,但一般而言,都具备非营利性、独立性、聚焦公共政策、追求影响力这几项特征。①本文研究的美国智库与上述条件相符,一是不以营利为目的,其运行经费绝大部分来源于捐赠,而其研究成果所产生的资金也将继续用于智库的再次研究,不归任何人所有。二是智库独立于美国政府和其他一切具有官方背景的部门、组织,其经费来源的独立性与多元性为其研究的独立提供保障。三是以公共政策为其主要关注和研究内容,有别于一般的学术研究。四是将自身对美国公共政策的影响力作为主要追求目标。
  国内关于美国智库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专门研究美国智库如何通过对华贸易研究影响中美贸易关系的专著或文章较少。本文论述的主体对象为美国智库对中美贸易关系的研究,鉴于美国智库对美国政府贸易政策过程的参与度很高,本文将其研究成果等同于美国智库向美国政府提交的政策建议,从双重认知评估的视角探讨美国智库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采用由广及细的整体思路,先确定美国智库研究成果的生成机制,后对影响成果的内外因素分别进行剖析,使机制和因素形成逻辑链条。最后提出相应对策,通过政府和市场以及社会集体力量的推动,化解双边贸易中的不利因素,实现双边政策的互补互利,确保中美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
  一、美国智库的研究机制
  本文试图对美国智库研究过程中的两个关键要素:中美贸易关系现状认知评估与中美战略态势认知评估进行分析,通过该双重认知评估的视角,探讨美国智库内部的认知、思维方式以及敌对意识等因素,和智库外部的政府、利益集团以及舆论等因素,对中美贸易关系研究的影响。
  美国智库的研究聚焦社会、经济、贸易、外交和政治等诸多领域,它们拥有相似的研究目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资金主要来自于私人和公共团体的捐赠,并且直接从事公共政策研究。①资金渠道的多元性决定了美国智库在生成研究成果的过程中,需要以分权制衡的机制,维持好高层决策、项目研究与日常管理三者之间的协作与平衡,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美国知名智库,都实行日常管理与项目研究相互独立、日常管理服务于项目研究的模式。管理层通常由高层决策代表(董事会)、研究团队代表(经理)和管理团队代表(行政主管)组成,三者既有分工又相互制约。
  在此工作机制下,针对美国公共决策的主体数量多、变化快、程序复杂、周期漫长的局面,美国智库集聚专家、学者的集体智慧,依靠高效的运行和专业的意见,服务于公共政策的决策者,逐渐发展为影响美国公共决策活动的重要主体之一。在中美贸易关系方面,美国智库的研究过程可以概括为: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研究成果的舆论通报→参与国会听证→政策目标预测与方案拟定→决 策预案推荐、听证与提交→辅助政府行政贸易政策评估→政策出台。①以研究国际经济问题排名榜首的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其通过召开研讨会、邀请中国官员和学者做演讲以及访问学者项目等方式,广泛而深入地展开中美贸易关系相关研究,进而通过在各种媒体上发表见解、文章,解读国内、国际问题和公共政策,客观上发挥着制造议题、引导舆论、影响舆论和推动决策的功能。《布鲁金斯评论》(Brookings Review)是布鲁金斯学会的代表性期刊,其在全球顶尖智库中的专业地位得到世界公认。据统计,在2002 年至2011 年之间,布鲁金斯学会参与经贸决策相关国会听证会14 次,而通过“旋转门”机制向政府贸易问题最高决策层产生人事关联37 人次,在政策出台之前的方案拟定、预案推荐、政策评估等步骤中均产生重要影响。②
  美国智库的研究成果并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需要经过确认政策需求、调查采集信息、梳理分析信息、研究解决方案、提交政策建议等多个步骤才能取得。生成研究成果的第一步是立项,即确认需求。为了确保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美国政府和国会委托智库提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对华贸易政策建议。为了增加游说政府和国会的说服力,美国企业和利益集团也会委托智库进行关于中美贸易关系的研究,并希望智库提出对他们有利的对华贸易政策建议。美国智库为了确保生存并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自身也在不断寻找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弱项,想方设法提出能够被政府采纳的政策建议。美国媒体有时会邀请智库学者在电视上、电台里、报纸上或网络上针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发表评论,但是通常不会委托智库从事相关研究,也不会特意邀请智库学者提出对华贸易政策建议。因此,不仅美国政府、国会、企业和利益集团会委托智库从事对华贸易政策研究,继而提出对华贸易政策建议,美国智库自身也会主动寻找可以提出对华贸易政策建议的研究课题。
  虽然美国智库的对华贸易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美国利益集团的影响,但是本文在此处假定美国智库学者并非事先带着结论开展对华贸易研究的。美国智库学者在确定对华贸易政策具体需求、正式选题立项后,会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从国内外收集各种相关的信息。他们不仅会运用美国政府、国会、企业和利益集团提供的信息,也会积极查找关于中国政府和企业的信息。在对华贸易研究的第一阶段,美国智库学者会对收集到的所有中美贸易信息进行筛选,将挑选出来的有用信息进行系统整理,从而尽可能准确地评估中美贸易关系的现状。美国智库学者需要确认美国在中美贸易关系中是受益者还是受害者、受益或受害的程度,确认中国是美国经济霸权的挑战国、疑虑国还是维护国。在此基础上,他们会从实现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或者研究委托者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初步提出最具可行性的对华贸易政策建议。
  在对华贸易研究的第二阶段,美国智库学者会对中美战略态势进行评估,主要分析中美综合国力差距和美国对华战略需求。由于权力转移导致美国智库学者的心态发生变化,他们对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敏感程度与中美综合国力差距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在中美综合国力差距迅速缩小的情况下,美国智库学者对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敏感在程度上是加速增强的。①
  美国对华战略需求可以理解为“美国希望中国发生什么变化”和“美国希望中国采取什么行动”。因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南是美国对华大战略,所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必须要满足美国对华战略需求。然而,美国对华战略需求有时会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9 11事件”和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都暂时改变了美国对华战略需求,使得原本相对紧张的中美贸易关系明显得到缓和。②此外,美国智库学者对中国国家身份的认 知,也会影响他们对美国对华战略需求的判断。在对中美战略态势进行评估的基 础上,美国智库学者将确认在第一阶段提出的对华贸易政策建议,是否需要修正 以及应该如何修正。当美国对华战略需求与对华贸易利益出现无法调和的矛盾时,美国智库学者在第二阶段通常会选择通过牺牲后者来满足前者。
  发布成果是美国智库研究成果生成过程的最后阶段,发布方式主要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参加国会听证,直接向国会议员展示其研究成果。美国国会在审议外交提案时,因为议员对外交事务的熟悉程度有限,所以通常会咨询外交问题专家的意见。为了听取智库学者对于外交政策的观点或建议,美国国会经常邀请著名智库的学者到国会参加听证会,智库则借机通过向国会议员展示其研究成果来影响美国的外交决策。二是通过传统出版物发布研究成果。①智库的政策报告既有向社会公开发表的,也有直接提交给政府的。后者通常存在一些敏感信息,大多是受政府委托的秘密研究,因此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美国著名的智库都有定期出版的学术刊物,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Brookings Review)、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舆论》(Public Opinion)等,能够为决策者和公众提供对当前问题的及时分析。此外,为了吸引更多人关注新出版的著作,一些智库会不定期地举办新书发布会和配套的学术研讨会,并邀请相关的美国政府官员、情报分析员和媒体参加。三是通过互联网直接向大众发布研究成果。在互联网时代,几乎所有的美国智库都有自己的官方网站,向公众提供关于本智库的各种信息,包括政策研究报告。近年来,美国智库越来越重视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吸引观众,组织讨论,进行交流,从而扩大影响。
  二、影响美国智库研究的内部因素
  国际政治中的认知学派认为,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体是充满人性的心理人,而不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②决策的制定又总是处于不确定的复杂条件下,决策者对环境和他人的判断常常是一个选择性知觉、错误知觉和知觉扭曲不断发生的过程。③美国智库学者根据自己对中美关系的印象提出外交政策建议,而不是根据中美关系的现实提出外交政策建议。他们的对华研究同样受到各种认知因素的影响或干扰,其研究结果不可能符合完全理性。这些制约因素既有基于客观国际环境的构成因素,也有基于人为引导的运作因素,本文按这些影响因素的来源,将其分为来自智库自身研究认知能力的内部影响因素和来自政府、企业、社会等研究环境的外部影响因素。
  由于美国各大权威智库对中美贸易关系展开研究的目标,是“防范中国对美国控制的全球贸易规则体系发起挑战”,确保“中国不再是当地贸易规则的制定者,我们才是”①的贸易霸权,因此,在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中,这些认知因素表现为对中美贸易关系认知呈现主观选择性,时常产生错误联想,盲目进行历史类比以及做出强敌威胁论断。上述因素均倾向于片面而扭曲现实的错误知觉,极大地制约着美国智库在中美贸易关系研究中的客观性与有效性,进一步影响美国智库对中美贸易关系和中美战略态势的理性判断。我们将上述错误认知因素确定为“认知相符”“诱发定势”“类比思维”“强敌意向”四个主要影响因子,并对其干扰机制逐个进行分析。其中,“认知相符”是认知惯性因素,即由美国智库对中国国家身份的主观认知所导致的持续对立性错误知觉;“诱发定势”是环境控制-意识支配型认知因素,即在接受环境信息之后,非客观地根据自身意识支配信息解读,进而产生错误知觉;“类比思维”是或然性认知因素,原本基于类比思维的认知并非产生错误知觉的必然因素,然而由于以史为鉴的类比主体均受到上述两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了严重的错误倾向;“强敌意向”是西方社会对华思维中的主导认知因素,无论是冷战前的“黄祸论”还是冷战结束后的新时期“中国威胁论”,都是促使美国智库产生“强敌意向”认知干扰的根源。下面,从以上四个层面详细叙述美国智库对华研究的内部影响因素。
  (一) 构成因素——认知相符(cognitive consistency)
  在中美关系中,认知相符现象最容易导致美国智库学者对中国的国家身份和行为意图产生误判。有一种思维倾向,我们喜欢的国家会做我们喜欢的事情,支持我们支持的目标,反对我们反对的国家。我们也往往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是我们的敌人,它提出的建议一定会伤害我们,一定会损害我们朋友的利益,一定会支持我们的敌人。②如果美国智库学者把中国视为美国的对手,他们就会倾向于认为中国的任何行为都是为了损害美国的利益,中国的合理要求也会被视为无理要求。美国智库学者通过对中国特征和行为的归纳来确定中国的国家身份,然后根据主观判断的中国国家身份通过演绎来解释中国的行为。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所以部分美国智库学者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与民营企业竞争时获得政府的额外支持,有的指责中国政府给予出口企业巨额的财政补贴,有的不愿承认中国符合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如果美国智库学者僵化地认知中国的国家身份,就会提出不合时宜的对华政策建议。从中美关系演变的历史来看,根据中国不同的国家身份,美国智库学者往往会对中国同样的行为给出完全不同的解释。①美国智库学者对中国国家身份认知的改变首先是政治原因,其次是经济原因。受认知相符现象的影响,美国智库学者眼中的中国国家身份一旦确定,就不会轻易改变,除非发生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
  美国智库关于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争议以及对决策的导向性影响,就是“认知相符”影响因素作用过程的典型案例。认知相符使部分美国智库学者认为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最终将导致政治民主化,主张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也正是因为认知相符的惯性造成的“人权捆绑”成为该政策延续的反面声音,从而不时给中美贸易关系带来“寒流”。
  (二) 构成因素——诱发定势(evoked set)
  在中美关系中,诱发定势现象也会导致美国智库学者对中国的行为意图产生误判。无论理智与否,人们总是根据接收信息之际自己关注的对象来解读信息。如果他认为其他行为体与自己有着相同的关注和信息,这种解读取向就会得以加强。如果信息发送者与信息接收者有着不同的背景,就会出现错误知觉。②在诱发定势现象的作用下,美国智库学者容易高估美国的影响力和受到他国影响的程度。在美国推出某项外交政策后,美国智库学者倾向于把他国随后推出的相关外交政策视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回应。如果美国的外交政策遭遇挫折,美国智库学者倾向于认为这是对象国采取敌对行为的结果,而不会轻易质疑美国的外交政策本身是否合理。如果国际或地区局势保持和平与稳定,美国智库学者会将其归功于美国治下的和平。如果国际或地区局势陷入冲突与动荡,美国智库学者会将其归咎于挑战国的破坏。事实上,国际或地区局势保持和平与稳定可能是因为潜在的挑战国主动保持克制,国际或地区局势陷入冲突与动荡可能是因为潜在的挑战国被迫对霸权国的不当行为进行反制。
  “诱发定势”的典型表现实例为“人民币汇率问题”。2010 年3 月15 日,美国130 个国会议员联名致信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和商务部长骆家辉(Gary Faye Locke),认为中国政府故意操纵人民币汇率,要求在4 月15 日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对中国所有出口美国的产品征收27.5%的关税。在这个贸易政策形成过程中,“诱发定势”机制使部分美国智库学者将中美贸易关系推向对抗的消极状态。2010 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史文在《解读过于自信的中国》一文中指出,中国所谓的“和平发展道路”只是一种掩饰,中国改变了对外行为的基本原则,扩大利益范围,有成为反体制、反现状国家的风险,并认为中国正在许多领域推行其有选择性的标准和政策,是试图全面测试美国领导能力。①由“诱发定势”引发的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占有重要的影响权重。
  (三)运作因素——类比思维
  类比思维同样会导致美国智库学者对中国的国家身份和行为意图产生误判。一个人从国际关系史的重大事件中学到的东西是决定他的认识的重要因素,这种认识又影响到他对所接收的信息的解读。②国家领导人面对自己不清楚的决策环境时,总是喜欢与历史上已经非常明确的类似情况进行比较,并根据历史经验做出决定。③然而,如果人们只是简单机械地将现实与历史相比较,就很可能完全错误地认识现实。在将现实与历史进行对比时,人们通常会对相似之处特别关注,会比较重视物质的因素,对差异之处却不会深究,并且容易忽视意识的因素。④然而,往往正是那些非物质的因素,例如文化差异、价值观差异,导致历史经验变得不可靠。而历史性敌意的存在,却经常放大美国智库学者对“中国威胁”的认知。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外交方针从建国初期向苏联的“一边倒” 到五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倒退引发的“两个拳头打人”,“反帝、反霸”,始终处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外,甚至曾经公开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⑤美国因此长期把中国视为另类的“他者”。基于这种充满敌意的“他者”想象,很多美 国智库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先例,如果美国智库学者基于历史上由贸易战引发 争夺世界霸权的经验,认定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必然会挑战美国的霸权,而这种挑战将从双边贸易失衡开始,他们就会对中美关系抱有悲观的看法,进而提出消极的对华政策建议。这种类比思维是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 和良好意愿充满怀疑的重要原因,因为在历史上找不到“和平崛起”的例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前所未有的尝试与探索。
  (四) 运作因素——强敌意象
  强敌意象会使美国智库学者夸大中国对美国造成的威胁,从而提出消极的对华政策建议。在国际政治中,一方面大国领导人及其智囊团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来争夺世界霸权或地区霸权,会不同程度地夸大竞争对手对自己造成的威胁;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对竞争对手的内部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由未知事物带来的恐惧会使他们过高估计竞争对手对自己造成的威胁。中国在美国智库学者眼中呈现出强敌意象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中国在冷战结束后综合国力的稳健增长,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军事实力的迅速提升;其次是因为中国是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智库学者倾向于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国政府与国有企业对外都是团结一致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对外行为都代表了中央政府的意志;再次是因为中美贸易逆差逐年扩大,美国智库学者认为在美方对外贸易政策没有发生大幅调整的情况下,逆差无法抑制的原因必须归咎于中方的刻意布局。正是基于强敌意象,所以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经常被美国智库学者视为中国政府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中美贸易关系中纯粹的经济问题也因此上升为政治问题和战略问题。
  在中美国际经济秩序博弈上,强敌意象的作用不容忽视。在2015 年对华政策辩论中,大多数美国智库学者认为,中国并没有向美国预期的方向发展,而且正在改写国际规则,还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挑战。①“中国威胁论”的再次兴起,对美国对华大战略的转型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很多美国智库学者过度解读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政治意图,一个原因是他们把中国视为野心勃勃且实力强大的霸权挑战国,形成了一种强敌意象。而中国政府反复表达的善意已经无法打消大多数美国智库学者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乃至敌意。无论中国提出何种倡议,只要影响到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经济秩序,不少美国智库学者都会将中国视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
  四、影响美国智库研究的外部因素
  内部因素影响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成果的发展方向、客观性与准确性,而研究成果是否能够产生一定程度的公信力与可执行性,并被政府采纳、进一步形成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还要看它们多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研究环境的制约。上文所讨论的四大内部影响因子,结合智库学者与声明影响力,都是影响环境中相对固定的影响因素。而智库对华研究成果转变为能够被政府采纳的中美贸易策略,并进一步转化为具体政策,则受到更多的可变性外部因素的影响。美国智库学者研究的外部制约因素就其结果来看,可以简单归结为一条:能否被美国政府采纳。影响这一结果的因素自上而下可分为四个层面:国家战略需要、本届政府运作、利益集团诉求以及公众舆情走向。因此,我们将这些外部因素总结归纳为四点:“对华大战略一致度”、“治国理念一致度”、“利益集团一致度”以及“公众舆论一致度”。上述四个外部影响因子涵盖了美国政治社会的全部主体,全面分析了影响美国智库影响贸易政策有效性的外部影响机制。
  (一)与美国对华战略的一致程度
  美国智库学者提出的对华政策建议是为美国对华战略服务的,其政策建议必须符合美国对华战略才会被美国政府采纳。只有当美国政府认识到现行的对华战略无法实现预期的效果从而决定做出改变时,那些不符合现行对华战略的政策建议才有可能被尝试性地采纳。在1979 年1 月1 日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和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眼中的中国国家身份不断发生改变,美国对华战略也随之发生改变。在1979 年至1989 年间,因为美国把中国视为对抗苏联的准盟友,美国对华战略中的积极面占据主导地位,所以美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对华政策。当时美国虽然出现了少量的对华反倾销调查案件,但是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服从于中美关系的大局。冷战结束后近30 年的历史显示,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差距不断缩小,而中国国家发展方向与美国的“期待”之间差距越来越明显。由于美方越来越认定崛起的中国不会变得“更像美国”,甚至可能成为其挑战者,因此对华焦虑感越来越强,越来越倾向采取直接、强硬的手段来应对中国,美国对华战略中的消极面比例越来越大。①随着影响中美贸易关系的负面因素逐渐增加,中美贸易摩擦的频率和烈度也逐渐增加,美国智库学者提出的消极的对华政策建议,也越来越容易被美国政府采纳。
  (二)与美国总统为首的政府治国理念的一致程度
  历任美国总统的治国理念并不完全相同,很多美国总统都有明显的价值倾向和政策偏好。在中美关系中,历任美国总统不同的治国理念,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鲜明的影响。信奉现实主义的乔治·布什总统虽然在国会和舆论的压力下对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仍想方设法维护同中国的正常关系,几次动用总统的否决权反对国会取消或有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议案。②克林顿总统具有较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执政初期将人权问题置于对华政策的首要位置,把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作为向中国施加压力、促使中国按照美国的条件处理人权问题的杠杆,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出发点。③在对华“人权外交” 屡遭挫折后,克林顿才不得不在1994 年5 月宣布,把人权与贸易问题脱钩,无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很显然,美国智库学者提出的对华政策建议,只有与时任美国总统的治国理念相一致才容易被采纳。④
  (三)与美国强势利益集团的一致程度
  美国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集团政治。美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导致利益集团对美国的政府决策和社会生活发挥着重大的影响。20 世纪90 年代之后,美国对华利益集团在力量规模、组织构成与活动目标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冷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激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反抗,而中美贸易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增长,使得美国劳工利益集团和工商利益集团的斗争更加激烈。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劳工界和工商界均开展了大规模的游说活动,力图影响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劳工界反对进口激增,反对美国公司进行跨国投资,反对国内工作职位流失到国外。工商界反对外国政府“不公平”的产业与贸易政策,同时也反对劳工界的反产业结构调整的保护主义行为。劳工界和工商界都十分关注美国对外贸易逆差问题,均认为它是其他国家尤其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推行的不公平贸易政策的结果。①工商利益集团、劳工利益集团与中美贸易关系有直接的利害联系,美国政府最终出台的政策是政府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然而,不同利益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是不平衡的,因为不同利益集团在同一个问题上所牵涉的利益与感兴趣的程度并不一致。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大小,不仅受制于拥有共同利益的人数多寡,还受制于利益集团的组织是否严密。强势利益集团比弱势利益集团更能影响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②在中美贸易关系中,美国智库学者提出的对华贸易政策建议如果符合强势利益集团的需求,那么就更容易被美国政府采纳。
  (四)与美国主流公众舆论的一致程度
  公众舆论是由公众的各种意见和态度构成的集合体。公众舆论通过言谈或文字等形式表现出来,并往往以拥护或反对、赞扬或谴责的方式对某一公共问题作公开的评价。公众舆论在很多时候并不是铁板一块,民众中的多数派意见构成了主流公众舆论。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美国公众舆论发挥着与利益集团同样重要的影响作用。如果得不到公众的支持,美国政府的任何内外政策都难以成功实施。美国的媒体是美国民众间接表达需求和意见的重要渠道。美国民众也会通过示威游行、组织集会、发表演讲、给官员或议员写信等方式直接表达需求和意见。随着互联网的日益发达,美国民众越来越多地通过互联网平台表达需求和意见,从而形成了网上公众舆论。美国智库学者提出的对华政策建议,如果不符合主流公众舆论的倾向,就很难被美国政府采纳,因为美国总统通常不愿意违背大多数选民的意志。因此,智库在大众媒体上的上镜率是衡量该智库影响大小、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布鲁金斯学会等有较大影响力的智库中,媒体部门与研究部门密切配合,提供策划、包装和出版一条龙服务。智库通过媒体传播外交思想、影响外交决策,由此带来的公众影响要比在国会作证或递交报告大很多。
  上世纪90 年代初,美国的主流公众舆论对中国政府非常不利,部分国会议员打电话到白宫,要求乔治·布什总统断绝与中国的关系,对中国实行最严厉的制裁。前总统尼克松也打电话到白宫,建议乔治·布什不要断绝对华关系。乔治·布什总统最终决定选择走中间道路,宣布了三项对华制裁措施。在国内舆论要求严厉制裁中国的背景下,美国国会和很多人权组织对乔治·布什总统相对温和的态度深感不满,施加压力,美国政府后来又被迫宣布了新的更严厉的制裁措施。面对当时对中国极为不利的主流公众舆论,那些对华比较友好的美国智库学者即使提出温和的对华贸易政策建议,也很难被政府采纳。相反,在2009 年初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大背景下,美国公众把通过国际合作来摆脱金融危机视为美国外交的优先任务,奥巴马政府调整经济战略,摒弃乔治·布什的单边主义路线,受到较多积极评价,美国多家媒体如CNN、NBC、《华盛顿邮报》等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奥巴马百日施政的满意度均在60%以上。①此时美国智库学者如美中伙伴关系研究中心主席米勒·怀特等人发表《中国与美国新兴合作伙伴关系》,提出加强中美经济合作的对华贸易政策建议,就属于顺势而为,自然会被政府采纳。
  五、理性对待美国智库研究成果
  本文研究美国智库的对华研究如何影响中美贸易关系,最终目的是为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提出有益参考,笔者认为,宜采取以下一些应对措施。
  (一)客观看待美国智库学者的对华研究成果
  对于美国智库学者的研究和政策建议,中国官员和学者最为关心的是其中表现出来的政策倾向。改善中美贸易关系的第一条对策,就是正视美国智库的对华政策倾向性。一方面,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只要美国智库学者还忠于美国,那么他们的研究成果根本上就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当然,也得承认为美国服务不等于与他国为敌,美国智库学者的对华研究成果也不乏比较客观的内容。另一方面,美国智库学者发表的言论通常都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或者经济目的,所以不一定都是肺腑之言或者真知灼见。对于美国智库学者发表的研究成果,我们不但要重视分析其主要观点,而且要重视其发表场合。美国智库学者影响美国政府的外交决策,主要是依靠其在美国发表的研究成果,而不是依靠其在中国发表的研究成果。换句话说,重要的是美国智库学者对美国人说了什么,而不是他们对中国人说了什么。
  (二)主动塑造美国智库眼中理想的中国形象
  美国智库学者眼中的中国国家身份,对于美国智库学者提出的对华政策建议的倾向性具有重要的影响。继续塑造良好的中国国际形象,有助于让美国智库学者给予中国的国家身份更加积极的评价。国家的国际形象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与自然要素的综合认知与评价,①主要表现为:外交形象、在国际公众中的形象以及在国际媒体上的形象。②随着综合国力的稳健增长,中国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国际形象的看法并不一致,既有积极的、肯定的,也有消极的、否定的。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需要塑造文明、民主、进步、和平、环保的国际形象,不断减少消极的、负面的形象,进一步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亲和力与感召力。
  (三)让美国智库学者更加了解和理解中国
  一要加强中美两国智库之间的“二轨外交”。即相对于政府间的“第一轨外交”,通过学者、退休官员的交流,以民间形式进行的非官方“第二轨外交”更适合智库交流。“二轨外交”能够为敏感性、复杂性问题的讨论、对话、沟通提供比较恰当的平台,为主权国家的政府以及各种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会议的决策提供参考性意见和建议,增加相关国家之间的信任感与合作意识,有助于各国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建立跨国社交网络。③二要关注和支持美国智库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国际影响力仅次于美国的新兴大国,美国智库对于当代中国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举办了很多学术活动,并且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④但很多调查结果如《中美民众文化交流与国家印象调查报告》都显示,中国人对美国了解程度高于美国人对中国了解程度。⑤虽然有部分原因是很多美国智库学者故意抹黑中国,但是还有一种情况不容忽视,即很多美国智库学者给予中国评价不高,不是因为仇视中国,而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为了避免美国智库学者在研究当代中国问题时,因为得不到真实的资料而得出对中国不利的结论,中国政府应该主动向他们提供一切可以提供的研究资料,尽可能地支持他们开展客观与真实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换言之,不能消极地旁观和等待,而要积极地支持和引导。
  结语
  中美贸易关系具有浓厚政治色彩,参与主体早就不局限于中美两国企业和政府,美国智库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仅次于美国国会和利益集团。美国智库提出对华外交政策建议并影响中美贸易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循环的过程。美国智库学者的对华研究成果只有与美国的对华大战略相一致,与美国总统的治国理念相一致,与美国的强势利益集团的需求相一致,与美国主流公众舆论的呼声相一致,才容易被美国政府采纳。有鉴于此,我们要正视美国智库的研究成果,继续塑造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良好国际形象。为了避免美国智库学者因为缺乏了解而提出不恰当的对华贸易政策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创造更多的条件开展中美两国智库之间的“二轨外交”,密切关注和积极支持美国智库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
  本文尝试对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形成过程进行研究,但是由于受到时间和资源限制,目前的研究成果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笔者将进一步研究美国智库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并具体研究某个美国智库的对华贸易研究及其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以期在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领域进行更加系统的探索。
  选自《国际观察》2018年第3期,文章有删减,详见原文
  杨力,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上海;
  王璐,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发布时间:2018年07月07日 来源时间:2018年07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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