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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的“日本参照”

作者:张立伟   来源:FT中文网  已有 116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出尔反尔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扣动了中美贸易战的扳机。尽管两国还有约一个月的时间避免两败俱伤,但成功的可能性很低。这开启了一个以再平衡为借口的大国冲突时代。
  回顾历史会发现,现在的局势与19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时高度相像。特朗普在1980年代针对美日贸易摩擦发表的观点,在他当选美国总统后依然不断重复。他所倚重的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曾在里根政府时期担任美国副贸易代表,因和日本的贸易战而成名,迫使日本全面妥协。
  一
  美国在两个时代针对两个东亚国家的贸易摩擦,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即捍卫美国霸权。1980年代,日本从贸易、金融、技术等方面赶超美国, 造成美国举国出现反日情绪;现在,中国也在各方面追赶美国,并在美国形成了不理性的反华氛围。2016年,特朗普提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成功入主白宫。
  两次贸易摩擦的逻辑起点都是同样的,“日本(中国)经济崛起破坏美国霸权经济基础,是以美国衰落为代价的”。因此,拥有全球经济主导权的美国将结构性问题归结为贸易伙伴的贸易壁垒问题。美国拒绝在多边框架内解决贸易失衡,而是采取双边摩擦以及利用自身优势进行“贸易管理”,强迫对方扩大国内市场,降低贸易壁垒,甚至要求对方限制出口,而不是约束本国的消费,也不愿直面本国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事实。
  两次贸易摩擦都发生于美国刚刚走出一场持续的经济危机之时,分别为滞胀危机与次贷危机,往往这个时候需要产业升级与技术革命来驱动新一轮增长周期。根据美国的经验,在两个周期交替之时,低迷的经济会导致企业无力投入研发,而且新技术在最初商业化阶段可能持续亏损,政府扶持在产业变革与技术革命阶段显得异常重要。美国需要在这一阶段打压竞争对手,通过政治手段阻止对方技术升级,尤其是反对政府参与,防止出现挑战美国的技术力量。
  1985年,通过签订《市场指导型分领域协议》,美国强迫日本开放医疗器械、超级计算机等市场;1986年两国签署《日美半导体协定》,日本承诺自主限制出口和在日本市场接受外国造半导体,这被认是日本半导体产业走向没落的原因之一;1989年,美国对日本发起了三起“301调查”,分别是关于卫星政府采购、超级计算机政府采购以及木材产品的技术歧视性使用等,日本不得不放弃自主开发卫星的计划,航天事业发展陷入停滞。
  现在,美国以贸易失衡为由对华发动贸易战。实际上首批500亿美元加征关税商品清单全部对准《中国制造2025》领域的高科技产品,打压中国产业升级与技术革命的目的明确。不过,美国主要担忧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在军事上的应用)影响美国国家安全,而人工智能主要依靠大数据与算法,因此,美国对中国在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先天优势并不能依靠贸易壁垒进行干预。
  在两个时代,美国都对本国自由贸易理念与盟国责任提出了质疑。特朗普在1980年代针对美日贸易摩擦的一次电视专访中,明确认为日本在占美国的便宜。作为企业家,他认为贸易应该对等,否定全球化下的分工体系。当时美国承担保卫欧洲和日本的责任,还投入大量资金对抗苏联的威胁,美国人认为领导权的成本高于收益,日益崛起的日本、德国免费搭车,美国得不偿失。只是后来苏联消失和新经济革命淡化了美国的“受损论”。现在特朗普以行动代替抱怨,在贸易领域和安全费用问题上向盟国发难。
  在两个时代,日本与中国都对贸易摩擦做出战略性反应。1987年,在美日贸易摩擦加重的背景下,日本在亚洲推销“雁型发展结构”。1988年日本制定五年计划,想通过对外投资、对外援助以及进口政策建立一个由日本领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将亚太地区统一到日本领导之下,建立一个足可以对抗美国的亚洲区域“堡垒”。日本舆论广泛探讨这一战略,引起了美国的不安和破坏,这也是后来美国阻止亚洲地区各种经济一体化方案的源头。不过在1997年,在美国强势美元政策影响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日本的雁型结构计划失败。现在,中国则推出了“一带一路”,同样引起美国不安。在此情况下,中国应该对“一带一路”倡议保持低调,并推动中日韩的经济一体化。
  在两个时代,美国认为日本与中国都存在严重的重商主义和行政干预,通过制定一项精明的国家战略扶持本国产业与企业。但是,与中国相比,1980年代的日本市场更加封闭,在运用政府权力促进国际竞争优势等方面更加熟练。与此同时,日本改革派想利用贸易摩擦形成的外部压力推进国内改革,引入竞争机制。现在,中国改革也面临巨大的利益阻碍,中美贸易摩擦也形成了某种倒逼机制。
  二
  虽然中国与1980年代的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根本性的不同。因此,特朗普政府如果参照198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成功打压,来判断中美贸易战中的利弊得失,将大错特错,而如果执意扩大中美经济战的范围和深度,将对美国的霸权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首先,与日本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大国。日本与美国则属于“主仆关系”,或者是日本文化中的“亲子”关系。日本的安全、外交由美国指导,日本政治上受美国意见影响很大。因此,当美国提出一系列扩大内需与开放市场要求时,日本通常都会被迫同意。中美之间不存在这种上下级关系,中国也不可能忽略本国利益而满足美国不合理不公平的要求。中国要求在相互尊重与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不想打贸易战,但也不怕打贸易战。因此,美国最好不要以处理与日本贸易摩擦的经验来对付中国。
  其次,1980年代,日本与美国存在激烈的产业竞争关系,而且美国商品与金融服务在日本的封闭市场中存在感很低。中国与日本恰恰相反,两国经贸关系是互补性的,而且中国市场庞大。
  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是,美国经济更依赖于中国,而不是中国经济更依赖于美国,后者也是特朗普谬误想法的源头。在过去的20多年,中国市场与中国制造帮助美国企业强化了自身的全球竞争力,并继续维持美国科技与经济的领先地位。
  中国是美国一系列跨国公司最大海外市场,甚至是全球最大市场。波音、通用、微软、高通、苹果,以及好莱坞电影、星巴克咖啡等等,美国品牌在中国人生活中无处不在。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统计,美在华子公司2015年销售3558.4亿美元,中国在美子公司销售220.88亿美元。在跨国公司层面,美对中实现顺差3337.52亿美元。这些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巨额营收和利润帮助其提升了研发投入能力,维持全球竞争力。
  与此同时,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绝大部分来自外资公司的加工贸易,其中美国企业委托加工占多数。中国低成本、高效率的生产制造为美国企业、零售商带来更多利润。美国商品中国制造不仅强化了美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还为美国企业创造超高利润,支持它们的研发投入水平,降低美国消费者支出。
  贸易战将会让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赚取巨大收益以及中国代工节省成本的好处逐步丧失,进而会影响其营收与研发投入能力,从长期角度看,必定削弱其全球竞争力,给欧洲和日本等国企业以更多的机会,即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其三,1980年代并不存在全球化,日本处于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阵营之中,必须服从于美国的安排。现在中美同处于一个成熟的全球化分工网络之中,这个网络以比较优势进行安排。如果强行将制造业搬迁回美国,美国人工成本等因素并不具有优势。如果美国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破坏全球供应链,美国受到的影响将会最大。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近日公布的调查显示,近四分之三的制造业厂商与二分之一的服务业厂商指出,中美大打贸易战相互征收惩罚性关税的结果,势必逼得他们调高售价,制造业预估均价会调涨5.4%,服务业预期涨幅破7%。制造业与服务业都有近六成受访者预期,中美关税大战恐导致供应链交货延迟甚至中断。如果贸易战引发美国通胀并且不得不加速提高利率,美国金融市场将受到贸易战与货币紧缩影响。
  在未来一段时间,恰恰是全球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关键时刻,美国企业可能因市场削弱、成本上涨以及供应链动荡而遭受冲击。
  三
  日本在应对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中出现了三个失误,中国应该引以为鉴。
  首先,日本在贸易谈判中不愿意开放国内市场以免冲击就业,采取了替代性的方式,同意金融自由化,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以减少顺差,自主消化过剩产能,避免向美国倾销,并积极参与到国际多边金融政策协调中去。金融自由化与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配合,制造了泡沫经济。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还在努力避免开放对已有的结构和产业形成的冲击,尤其是保护夕阳产业,全力避免失业率上升。日本政府、日本企业就像呵护孩子一样,不愿意员工就业受到冲击,回避国际竞争,排斥外来资本和商品。中国不应该重蹈日本的覆辙,应避免在贸易战过程中,在杠杆率已经处于历史高位的背景下,继续依靠金融和财政政策刺激内需,而应扩大开放,引入竞争,实现市场优胜劣汰。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刚刚执行去杠杆政策,市场就做出激烈的反应,以金融危机、失业、社会动荡等理由要求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其次,日本在谈判过程中存在两个误判。第一,挤牙膏式的谈判过程让贸易摩擦长期化。日本总是迫于美国国内政治压力,选择在某个领域让步,双方签订协议后,美国再次提出新的要求。在美国人看来,日本人通过拖延的方式,花最长的时间做最少的事情,而在日本人看来,美国总是一项接一项提出新要求,这又强化了日本人被动挤牙膏的方式。第二,日本没有意识到,美国反对谈判中的结果取向,即,日本认为美国是追求利益,只要增加进口美国产品减少顺差就会让美国国会满意。事实上,美国更重视公平的规则、市场开放与透明度,并不单纯是为了本国贸易利益,而是要求给予竞争机会平等。因此,中国应该在市场开放与规则建设方面逐渐并加速与国际接轨,这也是提高本国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其三,日本经济转型升级在1970年代末就基本完成,但是,在强调技术创新与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并未重视分配,过度重视就业与等级制,逐步丧失活力。在1986年“广场协议”签署之后,日本企业广泛而积极地参与到金融投机活动中去,影响了技术创新的投入。在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企业出现很多“泡沫技术”,即只是给产品增加某些讨人喜欢的特征,而不是实际新功能的技术,这也是日本错失信息产业革命的原因之一。中国当前的创新存在较大的“泡沫技术”而无原创性技术升级,比如以零售模式创新的小米制造,所谓的共享单车,等等。低门槛的“泡沫技术”商业传奇往往错误地引导资源向所谓“模式创新”、“跨界”、“生态”等方向错误配置,而忽略了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四
  与1980年代美日贸易摩擦不同的是,中美贸易摩擦不仅仅是国家竞争,也是双方各自国内巨大失衡造成的必然产物。
  两国国内失衡造成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失衡。现在,两国经济再平衡(贸易)以及两国竞争(技术)关系增强,共存于同一个结构之中。两国经济再平衡需要两国共同努力与配合,否则只会加速各自内部的失衡,两国竞争则强调对立和冲突,因此,这个结构注定是不稳定的。突然爆发的贸易摩擦虽然有助于推动再平衡,但也会促进恶性竞争,即以破坏全球产业链与产业分工的方式,并会引起政治冲击和全球化倒退。
  美国治理国内失衡是几乎不可能的任务。这是因为,1975年后,美国进入了一个政治极化时代。民主党(自由派)要求增加支出,共和党(保守派)要求降低税收,在其他问题上越来越接近的两党,税收和支出问题成为最大的矛盾。一旦掌握了政权,共和党如果减税,其财政支出应该是降低,还是维持高水平?民主党如果支持高水平的支出,它需要增加税收还是降低税收?这些问题在国会干预下,产生一个规律性结果:既不能大幅增税,也不能削减支出,这种极化政治制造了美国持续的财政失衡现象。到今年初,美国财政赤字高达21万亿美元,赤字恶化是美国贸易逆差持续上升的重要原因。
  财政失衡是美国不可持续的危机,但在政治极化的背景下,美国社会束手无策。就像福山所预言,除非美国陷入一种系统性危机,否则,美国很难出现两党达成共识,实现集体决策。2016年,美国人选择了一个几乎没有党派色彩的“政治素人”特朗普上台。他试图打破华盛顿的政治规则,解决美国面临的困境。
  在共和党掌握参众两院的支持下,特朗普选择了大规模减税以刺激经济,但他减少支出的做法受到阻力,甚至扩大了支出,同时美联储持续加息,这是危险的政策组合。虽然看上去,他试图通过扩大出口以及增加本土制造业减少贸易逆差,以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以组合拳实现再平衡。
  但是,由于中美经济早已经形成难分彼此的“共同体”,迫于再平衡压力与竞争关系,两国若要实行“再分配”,会对两国经济结构产生严重冲击,加剧各自国内的“失衡”,产生新的经济与社会压力,甚至是危机。这种危险的前景以及一个不可预测的总统,让人担心是否会形成恶性循环。
  中美两国之间应该以再平衡为主要目标,降低竞争的烈度,尤其是美国不能追求双重目标。竞争以敌意为基础,再平衡强调合作,两个相互冲突的诉求不可能同时得到满足,而会相互破坏。在再平衡方面,美国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将调整的成本转移给其他国家,尤其是解决好政治极化的难题,减少财政赤字。中国则应该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建立基于公平规则基础上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这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是以公平规则降低中美竞争冲突的必然之路。
  与此同时,中国还要推动分配正义。过去的发展模式中,政府得到太多,而居民的分配差距又太大,泡沫化的住房价格又压制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与生育意愿,再加上即将降临的人口老龄化,使得中国当前面临日本1970年代的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1980年代的经济泡沫化以及现代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挑战的集合。考虑到这些难题,美国人实际上集体非理性地夸大了中国的竞争力,忽略了中国面临的困难。但是,中日在经济崛起过程中都犯了同样的错误,那就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低估了自身的不足,高调制定在一些领域赶超美国的战略,引起美国人警觉并团结一致应对威胁,这是值得反思的。
  (注:作者是资深财经媒体人。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发布时间:2018年06月26日 来源时间:2018年0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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