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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可金:中国外交转型的正统性

作者:赵可金   来源:“人民大学国政评论”微信公众号  已有 55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2018年5月20日,“中国国际问题论坛2018: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召开。在会议中,各位学者发表了很多高见,讨论热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很多新观察和新思考。在取得部分与会学者的授权后,“人民大学国政评论”微信公众账号将陆续推出其中的一些发言,欢迎大家关注。本文为赵可金教授的发言。

  谢谢陈岳教授,刚才老师们谈的问题更多的涉及中国的对外战略发生了什么变化,我想回答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什么样的对外战略?从官方话语来看,在大战略上,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相应的对外战略上,从1949年到1978年强调反霸,1978年以来基本上强调韬光养晦,2012年以后强调奋发有为。这三者的变化在学界看起来争议不大,然而迄今为止,对中国外交的阶段性变化,学界没有提供特别连贯的理论来解释。
  中国人民大学的金灿荣教授从国家成长的逻辑提供了一个解释。他认为国家首先要活下来,然后过好日子,最后追求尊严和荣耀,看起来像马斯洛的需要层次,但是这个解释似乎解释不了中国外交每十年要发生一次比较大的变化现象。
  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从道义现实主义给出了一个解释,随着国家实力上升,就要追求战略信誉,追求王权或霸权,中国追求奋发有为的外交,是道义现实主义的实现。这个解释带有宿命论的色彩,在很多问题上无法解释。
  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教授从建构主义角度认为,战略认识决定战略走向,中国领导人的政治判断。但是,中国领导人的认识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以及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也无法解释。
  更主流的学者认为,中国对外战略是改变自己的产物,包括在座的很多老师。章百家提出,改变自己影响世界。当然,只有中国不想改变自己了,才在外交战略上做出调整。时殷弘从历史经验强调实事求是,中国不要战略透支。迄今为止,对中国为什么推进战略调整,缺乏理论上连贯的解释。在这里,我提出一个理论性的解释,政治正统性的解释。
  一、世界政治中的正统性问题
  我认为,决定中国对外战略变化的最核心因素是其政治正统性的基础变化,基辛格在世界秩序当中坚持均势政治(balance of power)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正统性(legitimacy)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问题。其实,这是一个老问题,在威斯特伐利亚之前就是如此,国际关系在那时主要是具有不同正统性基础的君主、教廷和封建领主之间的关系。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确立后,“上帝”被驱逐了,道德被贬谪了,国际关系在欧洲成为纯粹的主权之间的关系。然而,横扫欧洲的拿破仑战争仍然点燃了人们对于革命的恐惧,正统性(legitimacy)自维也纳会议上与“均势”(balance of power)、“补偿”一起作为当时国际关系的准则。一直持续到一战和二战之后,欧美国家的政治正统性才成为国际关系的基础,但这一原则是以忽略非西方国家的正统性为基础的。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似乎只有接受学习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这一规则,才具有正统性。这在非西方国家没有实力与西方国家抗衡的情况下,似乎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也就是“强权即公理”。
  从正统性的角度来说,冷战的爆发,除了战略实力的角逐之外,正统性的争论也是一个维度,但是往往被我们所忽视。其实,东西方冷战中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抗本质上不是实力的对抗,而是正统性原则的对抗。在各自阵营内部,也一直存在正统性的争论,比如中苏大论战就是谁才是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争论,而不是中苏实力的争论。美欧日也存在着正统性的争论,只不过不是明线,而是暗线。
  冷战结束之后,正统性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因素。整个世界都面临着正统性的问题,这是国际关系和外交最大的变数,使得国际关系更复杂了。当然,权力政治依然存在。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到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我们是谁。从普林斯顿大学在《中国的崛起与世界秩序的未来》的判断,到罗伯特·卡根对“历史又回来了”的忧虑,从法里德·扎卡利亚《后美国时代》的狐疑目光,到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的肯定结论,以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哈佛大学格雷厄姆·艾利森掀起的“修昔底德陷阱论”大讨论,再到柯庆生时下关于“西方在哪里”的追问,其本质都在于对正统性在国际关系中回归的关注。
  总之,宗教回来了,族群回来了,伦理也回来了。世界政治的提出,意味着这些新因素的到来。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越来越是正统性问题,这也是基辛格为什么在世界秩序里强调正统性的原因。这些都表明原来被驱逐的体系、宗教、族群、伦理因素,重新回到了国际关系当中来,也预示着我们真在进入一个世界政治的时代,所以人大创办这个《世界政治研究》的杂志很重要。
  二、正统性与中国外交转型
  十年前我到北京的时候,就听过王缉思教授对世界政治的强调。他认为,现在观察国际问题不要仅仅停留在国际关系框架,而是世界政治的框架。在我看来,正统性是世界政治回归的基本动力。中国外交中,正统性一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将正统性与中国外交来看的话,中国外交有着独特正统性的基础。
  回首历史,中国正统性的基础核心是中华文明。自秦汉以来,中华文明自成一脉,儒释道三教圆融,自成一体,在历史上与不同文明进行了对话、交流和争论。汉唐时代与佛教对话,宋元与伊斯兰世界对话,明清以来与基督教世界对话,晚清以来,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原因是西方的崛起,极大地冲击了中国外交的正统性基础。因为西方的兴起,不仅是实力的崛起,更是正统性的冲击。阿兰·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写得很清楚。自那以后,“学习西方”还是反对西方,两条线交错在中国国家战略和对外战略的考虑中,我们在不同时期,对西方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的外交大战略。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以俄国为师,采取了反对西方的战略,走俄国人的道路。但是1956年,俄国否定了斯大林,断了中国外交正统性后路,所以毛泽东开始强调走自己的路反对修正主义。从反对帝国主义到反对霸权主义,是中国正统性的变化。因为中国共产党如果还是像晚晴政府那样“跪在地上办外交”,在中国就没有正统性,所以当时反霸有主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统性基础在发生变化,因为我们虽然站起来了,但是老百姓还很贫困,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30年,仍然没有摆脱挨饿的地步。所以中国政治正统性要求中国要把经济建设、现代化放在首位。现代化的钥匙在美国手里,所以要以美国为先生融入西方的战略。所以,在邓小平外交当中可以看出,中美关系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在中苏关系正常化,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对他的接待只能握手不拥抱,因为有个美国因素。即使1989年面临西方联手制裁的时候,邓小平还是强调中美关系要好起来才行,对于邓小平而言,只有稳定中美关系才能拿到现代化的钥匙。所以中国外交在30年里,基本是围绕美国展开的。既然围绕美国而展开,我们就要对美国实行韬光养晦。中国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正统性的基础是中国要富起来,中国低调处事不是策略性考虑,而是战略性考虑。
  2008年之后,西方发生了金融危机,王岐山同志说先生出问题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所以,如何重塑中国道路的正统性,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关键因素。中国现在实力崛起似乎不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能驾驭这个实力,不要在中国实力上升之后共产党丢掉了江山,这是政治正统性的首要考虑。所以,2014年,在代中央外事工作会上,习近平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对外工作要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维护国家长治久安。”这是中国外交的最核心任务。
  如何能长治久安?要害不是实力问题,而是正统性问题,所以“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习近平做了很多文章,很多讲话,“十九大”确定了新时代的观点。如何维持这个权威呢?“十九大”以来高度纪念马克思诞辰,这都是为中国外交确正统性基础。所以,中国未来战略安全将取代发展成为最重要的问题,如何维护党长治,国久安,是国家对外战略的核心问题。刚才朱锋老师谈的“十八大”以来的这些变化,我觉得只有从正统性角度能理解。
  三、案例分析:正统性与中美关系
  现在做一个案例分析,那就是中美贸易战,中国战略的特征其实是十年一大变,逢九必变。中美贸易争端表面上是一个经济贸易问题,其实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是美国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问题。目前,美国总体上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无论谁当总统,都会借这个事情说话,对中国施加压力。面临这样的问题,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今年春节的时候,有人说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我认为不会。中国非常不愿意与美国摊牌,但是,如果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美国不强硬的话,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正统性、合法性,中国最高领导人就没有正统性。因此,正统性的要求,使得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对美关系时敢于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统性决定的。但是,中国也不愿意与美国摊牌,当特朗普妥协的时候,习近平也在博鳌论坛发出缓和的声音。
  所以,中美贸易战是政治战,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只要不动摇长治久安的局面,其他的都不重要。对于这个问题,美国人一开始不理解,后来知道了。当然,中国也在调整对美关系,放弃了新型大国关系表述,转变为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但是,美国是否尊重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政治正统地位,是否尊重中国领导人的领导核心地位,这一正统性问题不解决,未来还会有问题,在中国国内,如何看待西方与非西方,如何看待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这些问题也需要解决。自2009年以来,我们强调中国化的取向今天差不多走到头了,我们不能过于强调中国特色,中国也要强调普遍规律,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认为中国还会保持不断开放,走向世界舞台中心,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对此,我持乐观态度,对中美关系也持乐观态度。按照十年一大变,逢九必变的规律,我预测2019年可能会重新回到国际化的道路上来,但是这一次回来之后,已经不是没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了,而是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了,这是大势所趋。谢谢大家。
发布时间:2018年06月05日 来源时间:2018年0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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