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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高估的奥巴马时代

作者:潘卡伊·米什拉 陶小路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已有 335人浏览 放大  缩小
  2003年初发生的大规模反战示威期间,塔那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是布鲁克林公园坡一家熟食店的送货员。十年后,他在《大西洋月刊》的博客文章中写道,他当时对战争也持“怀疑态度”,“但如果美国要去推翻一个疯狂的暴君,我又该反对谁呢?”毕竟,如科茨所记得的, “你知道的每一个 ‘明智的’和 ‘严肃的’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对战争表示赞同。”科茨说,“我不是激进派。”尽管如此,眼看着这些明智的人们为一场灾难提供冷静的论据,他还是感到“很不安”。
  现在回看当时,这些“明智的人们”中最引人注目者并非新保守主义者,而是自由派人士,其中一些人现在是科茨的同事和支持者;他们支持战争,对酷刑持容忍态度,认为美国负有给世界上蒙昧无知的人民带去民主的任务。乔治·派克(George Packer)在他的《为民主的战斗》(The Fight Is for Democracy, 2003)一书中表示,“充满活力、头脑冷静的自由主义”能够利用美国军队来宣传其价值。《新共和》当时的主编彼得·贝纳特(Peter Beinart)2006年出版的《正义之战》的副标题是:“为什么自由主义者且只有自由主义者能够赢得反恐战争并使美国再次辉煌”(The Good Fight: Why Liberals—and Only Liberals—Can Win the War on Terror)。 “现在是考虑使用酷刑的时候了”,《新闻周刊》在9·11事件发生的几周之后如此宣布道。《时代周刊》表示应该“使用残酷手段对待目标人物”。《名利场》赞扬拉姆斯菲尔德的“有些古怪然而让人舒心的冷酷无情”。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被科茨在新书中形容为“有声望”的《大西洋月刊》在封面故事中向读者展示了“轻度酷刑”的优势。《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了柏林的传记作者、人权教授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的文章,他在文章里劝勉美国人接受他们的帝国命运,并提出对嫌犯施加“可以被容许的胁迫”的建议。即使是冷战期间丝毫不理睬华盛顿阴谋家的《纽约客》,也发表了《大西洋月刊》现任主编杰弗里·戈德堡(Jeffery Goldberg)的一篇报道,该报道详细介绍了基地组织和伊拉克之间存在的种种联系,后来这些联系被证明并不存在。
  戈德堡的这篇文章后来被小布什和切尼所利用。一位《国家》杂志(The Nation)异常勇敢的作者认为,《纽约客》变成了“俯首帖耳以达国王天听的又一个臣子”。但是布什政府不需要这些书呆子用委婉的语言来表述先发制人的战争、酷刑、引渡以及将嫌犯无限期扣押在海外监狱等做法。小布什的那些大白话——“我们会查出他们的老底”,“无论是死是活,一定要抓到”,“我们很快就能把这些人的头皮割下来给大家看”——一再让人想起针对《独立宣言》所称“残忍的印第安野蛮人”发动的灭绝战争。小布什的首席反恐顾问科弗·布莱克(Cofer Black)向他的老板保证说,“等这一切结束以后,这些坏人的眼珠子上会爬满苍蝇。”这种情绪在负有消灭野蛮人职责的人员当中有很强的传染性。《大西洋月刊》的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高兴地写道,全球美国士兵经常把“欢迎来到野蛮的印第安国”(Welcome to Injun Country)挂在嘴上。虽然奥巴马将“反恐战争”郑重地重新命名为“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但是这场战争的嗜血性质依然没有变化。2011年击毙本·拉登(代号“Geronimo”行动)的海豹突击队携带的14英寸斧头由一位北卡罗来纳州的刀具制造商提供,而此人是因其为1992年的电影《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制作刀具而闻名。奥巴马政府的官员主动将这场广受关注的行动细节告知给2012年的电影《刺杀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的制作团队,片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几个深色皮肤的恶棍在酷刑之下透露了本·拉登的藏身之处,然而该情节并非属实。
  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1967年写道:“一个种族主义社会发动的战争只能是一场种族主义的战争,人们在国内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国外也会如此行事。”在反恐战争期间,美国带进这些“粪坑国家”的不止这些“理所当然之认知”,它还往这些国家大量输出设备、酷刑技术和恶警。且举一例,一位叫理查德·祖利(Richard Zuley)的关塔那摩监狱专员同时也为芝加哥一个警察部门工作,几十年来,这个警察部门在被称为黑牢的地方审讯嫌犯,其中主要是非裔美国人。直到现在,白宫已经安坐着一位白人至上主义者,那些头脑冷静的自由主义者才开始去面对“美国的原罪:奴隶制和白人至上的遗产”(这是最近刊登在《外交事务》上的一篇此前不太可能出现的文章标题),而这些自由主义者为这样一种舆论环境和法律制度的形成“贡献良多”:黑色和棕色的身体可以在所有规范和战争法则之外被禁锢、损害和毁灭。进入21世纪的头几年里,这些自由派普世主义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计划可能存在致命缺陷,似乎不知道美国的民主是通过大规模奴役、殖民掠夺和侵略战争才得到确保;他们在思考问题时,仍然没有将制度化的种族主义残酷行径,不平等和种族隔离的历史遗产完全考虑进来,而这些正是科茨要去讲述的。
  “在美国,”科茨写道,“摧毁黑人的身体是传统,它是一种遗产。”“生而为黑人,即意味着永远赤身面对世间万物,在所有的枪支、拳头、刀具、打击,强奸和疾病面前无所防备”。男性有产者总是使用无所不在的威胁来界定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诸种自由,这些威胁包括:桀骜不驯的土著,反叛的奴隶。托克维尔对美国的种族关系有这样的观察:“其他种族的人对于白人来说就相当于动物对于人:美国的白人让其他种族的人为自己的目标服务,如果无法让他们屈服于自己,就摧毁他们。”托克维尔认为,以暴力为基础的社会秩序让黑人成为白人想象中永远的威胁。因为自己的对手就生活在自己周围,一种在美国政治中居于核心位置的恐惧文化由此而生,这种恐惧文化要求持续投资强制、监视和控制等手段,同时对内部和外部的敌人采取先发制人的暴力手段。
  出生于1975年的科茨成年之时,美国国内一种新的种族隔离制度与老布什的新世界秩序相伴而生。“上帝啊,我们终于摆脱了越南综合症!”海湾战争结束时,老布什在胜利声明中这样欣喜地说道。摆脱越南综合症,狠揍萨达姆·侯赛因,这标志着那些顽强的外国佬和支持他们的美国左翼叛徒强加在美国权力之上的一切限制不复存在。美国维持世界的治安已没有阻碍,与此同时,国内那些之前树立起来的法律和道德上的限制也被摧毁。就在科茨进入霍华德大学开始自己艰难的美国历史学习历程之时,美国政府已经做好准备,全面、深入推行市场规则,废止福利制度给人们提供的保护。如此激烈的社会经济改造需要有新的社会共识,当时一种对犯罪和国家安全的激进观念发挥了作用,人们被分成“有资格得到福利”和“没有资格得到福利”两类。在里根领导下,警察无论从其使用的特殊武器和震慑姿态都和美国军队相似。在比尔·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监狱-工业混合体(prison-industrial complex)发展迅速,1970年被监禁者的数量为30万,2000年这个数字增长到210万——其中大多数是黑色、棕色人种,以及穷人。自由派则不止继承了共和党严厉的治安手段和极端惩罚措施,他们还“主动出击”。被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誉为“第一位黑人总统”的比尔·克林顿,终结了他嘴中的“我们所知道的福利制度”,放松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为应对人们对“街头恐怖分子”的恐慌情绪,1994年,他签署了美国历史上最严厉的犯罪法案,并在两年后出台了反恐法案,为2001年的“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奠定了基础。
  长久以来,人们很清楚地知道美国内部和外部战争之间的紧密关系乃是由美国的原罪所确立。一直以来的问题在于,主流知识分子为种族主义提供遮羞布,用美国例外主义、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长期斗争等神话来隐瞒白人至上主义和军事化交织的历史等做法还要持续多久?未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事实,再加上卡特里娜飓风发生后美国政府的表现,小布什发动的这场种族主义色彩严重的战争失去了美国自由派的支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之所以能够在道义上占据全球领导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权运动所取得的明显突破,是因为那些高喊“今天隔离,明天隔离,永远隔离”的种族主义者被排除出舆论中心。在新奥尔良,黑人依然面对诸多威胁,其中就包括给富人担任守卫工作的黑水保安公司,这些人开起枪来一点不犹豫。这样的现实清楚地表明,旧式的种族隔离已经被泾渭分明的富人区和穷人区所取代,这是事实上的永远隔离。但是,社会自由主义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以奥巴马的当选为最高点——使得这种新型种族隔离制度在更长一段时间里不为很多人所察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自由贸易和对金融市场管制的放松所创造的财富,美国社会(主要是富裕阶层)对种族和性别多样性有了更大容忍度——奥巴马时代的中央情报局在迈阿密海滩同性恋游行现场设有招募点。尽管因为被监禁或早夭导致150万黑人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但公然的种族主义和恐同言行已成为禁忌。受过大学教育、具备向上流动能力的精英人士接受的多元化和多元文化主义与国内大规模监禁、国外无休止军事干预携手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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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很多方面看,美国社会的进步和倒退趋势都可以在科茨的职业生涯中得到体现。他成长在警察暴行频发的巴尔的摩。20世纪90年代,科茨在霍华德大学的一个朋友被警方杀害。科茨没有完成大学学业,一直在为一些小杂志工作、撰稿。2008年,奥巴马竞选总统期间,《大西洋月刊》请他为网络版撰写文章。在出版三本书,在网络上发了许多文章以及推文以后,科茨成了“当今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派克语)——非白人作家仅凭借这些在以前是无法取得这样的地位的。托尼·莫里森声称科茨填补了“自詹姆斯·鲍德温去世后便一直困扰着我的智识上的虚空”。科茨的书让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开始阅读美国种族主义的历史。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认为,“在弗格森、巴尔的摩、查尔斯顿和其他地方发生的警察针对黑人暴行之后,白人显然开始对美国国内黑人的处境有了认识”,他称赞科茨的发声能够让白人民众加深认识。甚至连《今日美国》都认为,“在这样的时刻,这种声音就是一线光芒。”他的新书《我们曾掌权八年》(We Were Eight Years In Power)收入了他于2008年到2016年期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他在书里这样写道,“我的起点很失败,我没有获得任何学位或别的资历,却成为了今天这样的人”,科茨似乎对他的迅速成名感到非常尴尬。从科茨的写作中能清楚地看到,他在努力去应对“为什么白人喜欢我写的东西”这个问题。一些来自前殖民国家或者生活在西方世界、历史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的作家,在受到传统报刊的青睐之后,便被赋予了代表他们的人民或者国家、宗教、种族甚至整个大陆的任务(《纽约时报》这样称赞萨尔曼·拉什迪:“印度次大陆有了自己的声音”)。这些被钦定的作家“代表”与那些被白人守门者剥夺这种权利的作家之间的关系非常难处理。因为科茨没有任何背景,完全靠自己努力取得成功,他经常遭到攻击:他之所以受到白人自由派广泛欢迎,是因为科茨减轻了这些白人自由派对黑人遭到的种族主义不公待遇的负罪感。
  他在学术界没有一席之地,而大多数著名的非裔美国知识分子在学界都有稳妥的位置。他也不隶属于任何政治运动——他对政治变革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而且,科茨与他的批评者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不同,他是一位无神论者。科茨只在《大西洋月刊》这本并非以颠覆性内容闻名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他也似乎与Reconstruction、Transition和Emerge等黑人杂志或者n+1、Dissent和Jacobin这样的左翼杂志的传统相距甚远。他认为是奥巴马让他受到那么多白人读者的欢迎。他认为,人们对一位黑人总统的迷恋“最终会让人们对这位总统所属的群体产生好奇——奥巴马很有意识地让人们知道自己是黑人族裔的一员,那些古老的、时常处于休眠状态的所有关于美国身份的问题也因他而被唤醒。”这个说法没有错,但是只是正确的陈词滥调。近年来,大多数主流出版物的确尝试吸纳更多来自少数族裔的作家和记者。但是有一件重要的事需要指出,那些仅仅几年前还在各种知名杂志上为战争和酷刑收集论据的论者如今与他们的读者一起,被迫去面对源于美国原罪的美国人生活中的痼疾——这点如果由科茨指出可能不太明智。
  以卡特里娜飓风为起点,美国精英阶层开始了痛苦但是依然非常有限的自我反思,科茨进入了他们的自由主义思考框架,紧随其后的是“白人工人阶级”。许多记者一直在竭力讲述人们在种族和性别问题上恐惧和屈辱的经历,有过这些经历的人数之多令人惊诧;自特朗普上台以来,他们更是愈加投入,其中的一些人试图将自己重塑为反抗特朗普和专制“民粹主义”的英勇人物。小布什时代发明“邪恶轴心”概念的大卫·弗拉姆(David Frum)如今认为特朗普是邪恶化身。自称“新帝国主义者”、支持发动“野蛮战争”的马克斯·布特(Max Boot)最近称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白人所享受的特权”。精简版帝国和轻度酷刑的倡导者、目前代表中欧开放社会叶礼庭正与孤立主义势力作战。以前被称为内塔尼亚胡速记员的戈德堡现在很热心地推崇科茨。在一众知识分子纷纷为洗刷名声一改过往言行举止,同时又有许多白人“觉醒”之际,科茨抓住机会,从罕见的美国国内受害者的角度描述美国的国力。
  自称自学成才的科茨主要想做的是与读者分享他最近的阅读和发现。他书中的一篇篇文章都是他的加速度自我教育历程中的里程碑,科茨一直不断地要求自己使用新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对那些读过美国奴隶制历史,并且了解有关新型种族隔离制度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在不断增加中)的读者来说,科茨的书中所涉及到的内容不会让他们感觉陌生。科茨2013年称自己“不是激进分子”,现在他称自己已经“激进化”了。作为一个生活在白人媒体占绝对多数的社会的黑人作家,科茨运用自己可贵的能力和技巧将种族歧视在美国社会中的种种表现展现在人们眼前。但是,虽然《我们曾掌权八年》里面收入的文章写作的时间都很晚近,而且当它们首次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之后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但是现在读来却已经像是行将就木的社会自由主义的历史文献。奥巴马在位时,要求对奴隶制的受害者进行赔偿可能是“反对白人至上不可或缺的手段”(见《我们曾掌权八年》第六章:The Case for Reparations,亦可见 The Atlantic, 2014年6月刊——译者注),要使用这个手段来反对特朗普则很困难。科茨的文章中记录的种种事实材料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他写的关于大规模监禁和住房歧视的文章。但是,他的书中却没有将黑人被排除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复杂过程与其造成的可怕后果——一个种族主义者和性骚扰惯犯被选为总统——之间的因果关系揭示出来。我们也不能从他对自己激进化的叙述中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词在他称之为“最不可思议的时代——一位黑人担任总统的时代”——在年轻一代美国人心里成了有意义的词。很显然,科茨的分析中存在缺漏,导致这个缺漏的原因乃是因为这个“最不可思议的时代”被高估了;这种高估在特朗普时代变得越发普遍,同时也是因为这个“最不可思议时代”和过去、现在之间的连续性被低估了。
  从科茨以及许多受美国现实困扰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所受的情感教育出发,奥巴马当选总统是民权运动的顶峰,他实现了马尔科姆·X以及马丁·路德·金的遗志。用Jay Z的话说,“罗莎坐,马丁才能走;马丁走,奥巴马才能跑;奥巴马跑起来,我们才能起飞!”(罗莎指罗莎·帕克斯,1955年因拒绝为白人让座遭到逮捕,随后引起一场长达381天的抵制运动——译者注)2008年倒霉的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称他的对手是一个像小甜甜布兰妮一样的轻量级国际名人。对于许多白人自由派人士来说,奥巴马的当选似乎能够弥补这个建立在奴隶制和种族灭绝基础上的民主制度所犯下的所有罪恶。毫无疑问,相比于克林顿这个狗哨吹得比萨克风更好的“第一个黑人总统”(托尼·莫里森语,见上文——译者注),奥巴马这个嘻哈爱好者和肯尼亚穆斯林移民之子则代表了美国统治阶级的真正多元化。奥巴马的当选成为了美国是一个不断向“更完美的合众国”迈进的包容性社会的证据。但是,这种显而易见的对美国梦的辩护让人无法看到,民权运动只取得了有限成就,民权运动背后的社会和政治共识很脆弱。人们普遍认为奥巴马开创了“后种族”时代,然而这种认识只会遮掩这样一个事实:自1960年代以来,种族隔离制度曾经那些公然的残酷行径逐渐弱化为了对黑人的排挤以及其它种种不公正现象。
  被迫对民权运动作出部分让步的统治阶级后来“设计出一套制度”来处理黑人“问题”,但又让人看不出来这套制度是在针对黑人【根据时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鲍勃·霍尔德曼(Bob Haldeman)的日记记载:尼克松宣称,黑人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需要设计一套制度来应对这个问题,但又要让人看不出来这套制度的用意——译者注】。尼克松一方面向犯罪、毒品和“福利皇后”(welfare queens)宣战,另一方面也间接地向白人选民——所谓“沉默的大多数”——释放友好信号。然而,共和、民主两党所用的最残忍伎俩是构建了这样一个神话:美国已经解决了民主制度核心存在的矛盾。人们相信,在平等机会的支持下,非裔美国人已经取得了和白人同等的地位,而且很快能有长足的发展;这种认识为一种处于潜藏状态的意识形态力量,无种族意识的普世主义的高歌猛进铺平了道路。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很好地总结了这个谎言的要义:“在政府看来,美国只有一个种族,那就是美国人。”无种族意识的平等和“公平竞争的环境”的规则成型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些规则创造了一种气氛,反歧视行动似乎成了反向种族主义:白人遭到不可接受的区别对待。黑人受到的结构性不公正被描述为过去的现象,黑人生活上遇到的问题似乎是因为他们的单亲家庭文化,缺乏职业伦理,犯罪问题以及对福利的依赖。为敦促克林顿削减福利,1996年的一期《新共和》的封面表达出了这种很普遍的态度:图片中,一名黑人女性,或者叫“福利妈妈”一边吸烟一边为婴儿喂奶。共和、民主两党的观点认为,黑人需要像其他移民群体一样,按照美国的常规来生活。作为中间派自由主义的最早倡导人物,小亚瑟·施莱辛格指出,黑人容易“产生偏见,放大差异并激起对抗”——换句话说,黑人对身份政治负有责任。
  “身份自由主义”(identity liberalism)的批评者仍然抱有幻想,认为种族不平等在法律上的终结即意味着为非裔美国人开创了机会和向上流动的新时代。事实上,与那些从前几代人继承而来的收入和机会优势的人相比,即使是进入繁荣和特权群体的黑人也依然脆弱。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这一点变得非常明显,许多非裔美国人家庭接受了银行提供的次级贷款购置房产,金融危机发生后,这一部分非裔美国人家庭总财富损失了一半。当科茨和奥巴马2008年同时出现在公众视野时,种族进步的政治、意识形态基础应当是很不稳定的。但这种结构性弱点被这位出身常春藤的黑人律师和宪法学者惊人的跃升所遮蔽。
  奥巴马竞选期间的一些表现,特别是他渴望得到亨利·基辛格的赞同这一点,表明他会严重辜负支持他的左翼青年对划时代转型抱有的希望。他就任以后所采取的行动很快就明确表明,他在竞选时所做的承诺只是空话。奥巴马当选前谴责南亚的空战不道德,因其造成了过多的平民伤亡;然而就职典礼后仅仅三天,他即命令无人机在巴基斯坦发动袭击。在他担任总统的第一年里,他下令发动的空袭所造成的平民伤亡比小布什整个总统任期内都要高。他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发表了一番好战的演讲,标志着他将加强而不是放弃无止境的反恐战争体系,与此同时不再使用有关反恐战争的愚蠢言论。在他任职的八年期间,他将秘密行动和空袭扩大到非洲;他在非洲大陆建立诸多美国军事基地,使大片地区暴露在暴力、无政府状态和独裁统治之下。他不仅扩大了国内的大规模监视和政府收集数据业务,无情地起诉举报人,而且还让他的政府获得了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甚至是美国公民生杀予夺的权力。
  奥巴马偶尔批几句华尔街的“阔佬们”,但华尔街为他的竞选活动提供了大量资金,他上任之后不久将自己的经济政策制定权交到了华尔街手上,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给多家银行和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提供救助。2008大选年参与投票的非裔美国人人数创下了纪录,人们用行动表达自己对这位同胞的热爱,但是奥巴马用行动确保了自己不会被攻击过分热爱黑人。面对房贷抵押物被拍卖给黑人家庭造成的痛苦,他不考虑种族因素在其中的影响,使用个人责任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语汇斥责非裔美国人,批评作为父亲、丈夫和国际市场竞争对手的他们在道德上的失败。他也不希望在移民问题上被视为手腕软弱,他驱逐了数百万移民——特朗普正在努力达到奥巴马2012年高峰期每月驱逐34,000人的记录。在他的回忆录《父辈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中,他用很雄辩的文字对被边缘化和无权者表达同情。然而,上台后的奥巴马似乎深受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和东海岸权势集团中的其他人影响,而不太像是一个永远融入不了主流的外人。如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在《亲密的敌人》(The Intimate Enemy)中所判断的那样,奥巴马早年对弱者的恻隐之心被他“对男子气概和地位的无尽追求”所取代。这位预兆着希望和改变之人却挑选了一个外交政策上的鹰派和亲华尔街的人作为自己的继承者也就不奇怪了。他在卸任后的一系列举动:比如与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在一个私人岛屿上一起风筝冲浪,拿着巨额酬金在华尔街发表演说,与乔治·克鲁尼过从甚密……都已经证实了一点:人们对奥巴马的认识不准确。《桥:奥巴马的人生及其崛起》(The Bridge: The Life and Rise of Barack Obama)的作者大卫·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对奥巴马感到失望,他最近表示,“我不认为奥巴马不会受到新富阶层的诱惑。我认为他对硅谷、明星、娱乐业、运动以及其它事情都非常感兴趣。
  奥巴马身上体现了新自由主义最诱人的特质,使得小布什时代最后几年里美国精英在政治、商业和媒体方面受到很大打击的自我形象得以恢复。在美国例外主义的最新叙述中,一位黑人总统在向全世界指导有关经济和社会正义事务。记者反过来让这种幻想中的承诺以及有关整体情况改善的假定变得更为流行;有些人认为科茨本人就是希望和改变的象征。《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2015年的一篇文章描写了阿斯彭创意节上的科茨,同时在该创意节上出现的还有比尔·克里斯托(Bill Kristol)、杰弗里·戈登堡(Jeffrey Goldberg),各种各样的有钱人及他们的私人飞机,当时是“奥巴马时代后期”,“进步随处可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之后的“大问题”是:“半个世纪以来不断繁荣、人类自由的扩大究竟是一个反常现象,还是一种新的、恒久的状态?”和阿斯彭的达官显贵们在一起让科茨感到尴尬,但是他觉得他会很容易就说成自己在哈莱姆更开心。(哈莱姆是美国纽约市曼哈顿的一个社区,曾经长期是20世纪美国黑人文化与商业中心——译者注)“实话实说,”他坦言,“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这里很棒。”这篇文章的作者还写道,“在科茨身边聚集了一群激进的时髦人群”,但他是“一个令建制激进化的作家”。
  对于像科茨这样的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作家来说,过分接近权力而导致视角扭曲的危险比被权力诱惑的危险要大很多。科茨曾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过奥巴马执政后期在白宫为非裔美国名流举办的一次宴会,他平时庄严的句法萎缩成为《名利场》式的吹捧:“穿着礼服的女士打着哆嗦,绅士们彬彬有礼地脱下西装外套递过去。身着无袖长裙的纳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ell)溜达着穿过安保护栏,”自克林顿以来,作家群体共同拥有的对政府高层下意识的不信任便逐渐减弱【如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和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这样非常不同的作家在不信任权力这点上是一致的】,如今美国的知识界人士在权力面前处于被动防守之势,乃至崇敬起权力来。科茨写到了奥巴马的白宫工作人员来自各种宗教和种族背景。每个人似乎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个特殊的黑人家庭,奥巴马夫妇代表了黑人中的最优秀者,他们的存在是这个种族的最大荣耀,他们的优雅和气度无与伦比。”如果能记得蒂娜·布朗(Tina Brown)1998年在《纽约客》对克林顿夫妇的描写,也就没有那么无与伦比了:“这个高大、无比温文尔雅的男人,你们的总统,正在和他的夫人,一个容光焕发的金发女郎跳舞。”布朗写道:“这个穿着晚礼服的男人拥有着比房间(乃至整个电影院)里的任何明星都要闪耀的光芒。”《艳舞女郎》(Showgirls)和《本能》(Basic Instinct)的编剧乔·埃泽特哈斯(Joe Eszterhas)在受邀出席白宫举行的活动之后,对克林顿的白宫工作人员背景的多元感到欢欣鼓舞:“大多是年轻人,女性,黑人,同性恋和拉美裔”。 他在电影《美国狂想曲》(American Rhapsody)中这样总结道,“我们拿下了白宫!美国是我们的。”
  这样一种以总统优雅的气度和多元化来作为“社会进步无处不在”的象征的政治文化为煽动家施展拳脚提供了良好基础。无论是茶党、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是“黑人性命举足轻重”口号的提出以及伯尼·桑德斯作为反叛者的候选人身份,都表明人们对自恋和冷酷的统治阶级不断上升的不满情绪。特朗普给了华盛顿(以及纽约)共识最后一击,他准确地捕捉到精英阶层越来越强的怨恨心理——无论这些精英是黑人还是白人,是通过才能还是继承得来的精英地位,这些人都认为白宫是属于自己的。在特朗普当选的前一个月,奥巴马在给《连线》(Wired)写的文章中赞扬“探索新的前沿,拓宽可能的边界这种美国民族身上最有代表性的冲动”。和科茨在白宫共用午餐时,奥巴马向他保证,特朗普不可能当选。科茨也这么认为。他现在认为,白人至上地位的“拥护者和受益者”对黑人担任总统感到厌恶和恐惧,这种情绪足以让特朗普“当选总统,进而他有了伤害全世界利益的能力。” “投票给特朗普的人肯定都不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科茨在《我们曾掌权八年》的结语中愤愤不平地写道,“但是这些人都觉得把国家的命运交给这样一个人是可以接受的。”这种说法虽然没错,但是也是乏善可陈,它无法充分解释特朗普当选这件事:特朗普受益于人们的失望情绪,一边是曾经投票给奥巴马的白人选民感到失望——这里有很多人两次大选都投了奥巴马,另一边是因为失望没有投希拉里的黑人选民。此外,认为特朗普应当为白人的种族主义回潮负责,是在帮那些政治、商业和媒体领域的名流(科茨近来和他们联系频繁),特别是记者开脱,他们参与的这场旨在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冒险行动最终导致了灾难性后果,他们可能没有因此丢掉工作,但是他们的名誉受到很大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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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杜波伊斯(W.E.B. Du Bois)在其1935年出版的巨著《美国的黑人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便提出,对少数民族的恐惧和厌恶对许多白人而言是一种“公共和心理上的福利”。比美国历届总统更肆无忌惮的特朗普把“白人工人阶级”的不幸与中国的骗子、墨西哥的强奸犯和奸诈的黑人联系起来。但是,杜波伊斯知道,种族主义不仅是一种丑陋或根深蒂固的偏见,会被投机的政治家周期性地利用来动员民众,可以被社会自由主义所化解;它是一种被普遍合法化的组织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式,皮肤的颜色被作为建立具有侮辱性的等级关系的依据。杜波伊斯认为不平等和歧视是现代世界形成的基础,他将黑人在美国被压迫的经历置于国际情境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从詹姆斯(C.L.R. James)到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有来自大西洋西岸的主要黑人作家和活动家都跟随着杜波伊斯从地方走向了全球。他们超越了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偏狭语言,分析资本积累的过程和种族统治在现代世界形成的早期是如何变得不可分离,种族又是如何作为一种界定处于法外之地的文明世界的他者的方法,而且这种界定方式是经常变化的:曾经这个他者是非洲黑人,如今则成了穆斯林和拉美后裔。 妮娜·西蒙(Nina Simone),穆罕默德·阿里和马尔科姆·X等人认识到,经济状况和宗教信仰与皮肤颜色一样都是将人进行区分的标识,于是他们将自己对于种族平等的渴望与印度、利比里亚、加纳、越南、南非和巴勒斯坦的去殖民化运动联系在了一起。马丁·路德·金不仅吸收了甘地非暴力抗议的策略,而且对现代社会的帝国主义进行了全面批判。他认为,“黑人的革命不仅仅只是为了黑人的权利而斗争”,这让他的白人自由派支持者感到失望。
  与这些国际主义思想家相比,奥巴马的支持者,这些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和记者将自己的热望限制在国内,只希望美国能有一个公正的社会。他们很细致地守住这个界限,只盯住国内问题,对这样一个每年监禁、驱逐数百万人(其中多数是有色人种),并且经常侵犯、掠夺其他国家,谋杀、严刑拷打这些国家的公民的帝国制度不做抗议。科茨很清楚伴随这种新的种族隔离而来的结构性暴力,却对其在新世界秩序中的表现未做任何评价。马丁·路德·金在被刺杀前的最后时光里已经感到幻灭,他看到了美国对越南的破坏和“深深根植于我们整个社会结构之中的邪恶”之间存在的联系,这点非常关键;尽管科茨用灼人的笔触写出了黑人在美国所感受到的耻辱,但他还没有能够认识到美国的国际行为与国内的种族压迫之间的联系。马丁·路德·金称“种族主义、极端物质主义和军国主义在美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正是这三个“相互关联的缺陷”让美国社会对那些希望融入其中的黑人而言成了“着火的房子”,然而科茨只看到了种族主义。在他的世界观里,即使是他对种族的思考也很少超越美国充满仇恨、极端分化的种族政治——奥巴马这个当时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在执政八年里似乎一直遭到那些顽固不化的美国种族主义者的骚扰。 “我的总统曾经是黑人”这篇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写奥巴马的文章长17,000词,但是这篇文章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无论是奥巴马派出无人机轰炸造成的死伤,对利比亚、也门和索马里的破坏,大规模的驱逐,还是在毁掉数百万黑人和白人生活的金融巨头前的怯懦表现,科茨都没有发出质问。科茨一直被人批评将种族神秘化,对白人的种族身份“本质化”。他在批评起奥巴马这个黑人族群最优秀的1%中的一员时表现出的体贴,几乎和他对种族身份的观点一样始终如一。
  如果科茨对种族问题与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联系漠不关心,那么他更可能让喜欢他的白人自由派感到宽慰,而非内疚。他们可能会认同,乃至欣然接受这样一种观点:特朗普之所以能够当选是因为美国中心地区那些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者。而如果说奥巴马这个民权运动的继承者让美国总统的职位获得了在没有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杀死任何人的权力,继而维护了19世纪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秩序,他们则会断然否定;如果说在特朗普这个鲁莽的继任者上台之前,奥巴马在掌权八年中加深了白人优先的法律传统,他们会拒绝对此进行讨论。显而易见,美国政府体制中的强力在奥巴马时代顽固地延续了下来。科茨在《我们曾掌权八年》中写道:“如今,美国也在一个黑人的批准下犯下了罪行”。然而,这些文章本身最终揭示,即使作为一位激进化的黑人作者,科茨的写作依然在《大西洋月刊》所允许的安全范围之内,不会造成自由主义—帝国主义“彩虹联盟”(rainbow coalition)的瓦解或者疏远《大西洋月刊》的读者。科茨的痛苦和激情让他走上了漫长的智识之旅。然而,从对美国黑人所遭遇的暴力行为之猖獗怒不可遏,到为白宫中“死亡名单”的制定者辩护,科茨显然走得还不够远。他也应该会走得更远。科茨很清楚地意识到他作为一名作家的未竟之业。他在《在世界与我之间》(Between the World and Me)里这样写给自己的儿子,“请记住,你和我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受害者的孩子。记住随着这样一种现实而来的广阔的意识。请记住,这种意识在终极意义上永远不会是种族的;它必定是宇宙意义上的。”科茨没有在他出版的著作中阐述这种宇宙意义上的意识应该包括什么。但是他在讲述奴隶贸易时,将黑人的经历置于现代世界的中心:在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过程的初始,欧洲和美洲的少数人获得了对几乎整个人类进行分类和控制的强大力量。
  在这个历史的初期被俘获的黑奴的命运,预示了此后数百万人将遭受的磨难:财产被剥夺,人身遭受残酷对待,诸多民族的文化和记忆以及人类的许多可能性被毁坏。今天,大西洋奴隶贸易中所开创的绑架、掠夺、侵略、群体暴力、大规模监禁、剥夺公民权和划分区域的做法,以及新的划分等级,将部分人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的方式传到了世界各地。这些做法在印度和缅甸能看到:公共制裁推动了对各种国家内部敌人的暴力迫害,包括使用私刑。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也可以看到。在欧洲和美国,它们化身为新一轮的针对移民和难民的仇恨。所有这一切是对黑人所遭遇的“赤身面对世间万物”的巨大恐惧和危险的重演。科茨的自我教育和写作论辩文章的计划才刚刚开始,而如今已经变得非常紧迫。
本文讨论书籍 We Were Eight Years in Power: An American Tragedy by Ta-Nehisi Coates, Hamish Hamilton
发布时间:2018年04月03日 来源时间:2018年04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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