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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言说的秘密: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解密档案(三)

作者:张邵璠   来源:中美印象  已有 1037人浏览 放大  缩小
  不是问题的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中的“台湾牌”
  1978年12月16日,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出一条影响世界格局至今的新闻,中美实现邦交正常化,中美两国人民在经历30年的隔绝后,重新得以携手共进,开启两国全方位关系新时代。今年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四十周年,然而面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恶化,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受益者——一位在美国求学的80后中国青年,饮水思源,对40年前那些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贡献心力的前辈和先进表达无限感佩之意之外,也想透过档案资料,再现40年前中美谈判过程中鲜为人知的故事和未曾言说的秘密,让更多国人,尤其是当下中国的年青一代,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脉络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中美印象》将以周报的形式,通过对档案的解读,建构起40年前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历史叙事,追忆前人贡献的同时,也祈盼能为深化今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贡献微薄之力。
  2017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2018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2018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其中在涉台方面除了重申《台湾关系法》还再次强调美国对台的六项保证。值得注意的是在2016年7月18日召开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首次将对台六项保证列入共和党党纲。而就在美国国会通过该法案后不久,12月13日,总统特朗普签署该法案,这个包含建议美台实现军舰互访的法案也正式生效。针对该法案,在此前不久的12月11日,民进党籍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连发两条推特,表达强化台美在防卫、区域议题、贸易与投资、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合作关系,并表示会对美国维持亚太地区繁荣与稳定以及实现自身经济增长上贡献台湾之力。除了在防卫上向台湾传达长期以来的支持态度,美国国会在2018年2月底,通过《台湾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规定美国政府应允许所有级别的官员访问台湾,并与台湾方面相应级别的官员进行会面。2018年3月16日,特朗普总统签署该法案,从而使该法成为继1979年4月8日卡特总统签署生效的《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之后,第二部与台湾相关的美国国内法。当日,蔡英文总统即在推特上@特朗普总统,表达感谢之余,强调继续推动台美长期友好伙伴关系向前发展。国台办第一时间对此的反应是正告“台湾当局” “挟洋自重必将引火烧身”, 并强调该法案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且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内容和“一中原则”,是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的错误信号。

  事实上,就在该法案获得美国国会通过的前夕,蔡英文总统于2月21日在台北会见了由共和党籍参议员詹姆斯·芒廷因·“吉姆”·英霍夫(James Mountain "Jim" Inhofe)带领的一批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在这次会谈中,蔡英文总统不仅向美国国会坚定对台支持表达感谢之意,还表示会继续与美国紧密合作,维护双方共享的民主价值观并实现印太区域的开放与自由。显然,这样的表态与其就任以来,特别是美国政府提出“印太战略”后,表示台湾将积极参与其中并发挥应有影响的宣告如出一辙,显示出蔡政府欲通过“亲美”制衡中国大陆对其政治和国际空间上的“打压”和限缩,并与其在台湾岛内主导和煽动的一系列“去中”、“反中”、“仇中”社会氛围形成内外之势,借“台湾价值”与台美共同价值之说,意图让台湾成为区域间国家竞争与中美大国博弈间重要的参与和制衡角色。台湾似乎在经历了40年前中美关系正常化和20年前爆发的台海危机后,再次成为中美关系牌局中一张闪亮的王牌。
  同样是12月13日,40年前的1978年12月13日见证了一场世纪秘密会谈。会谈的双方分别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总理的邓小平和首任美国驻华大使、时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的伦纳德·伍德科克 (Leonard Woodcock),而两位在此次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最后阶段的牌局中“你来我往”最频繁的便是“台湾牌”。
  1978年12月13日上午,邓小平与伍德科克在京举行秘密会谈,就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最后阶段遇到的问题交换意见并寻求解决之道。从已开放的档案资料可知,在谈判的最后阶段,双方就建交公报稿文字已趋近一致,双方一致同意会谈对外保持高度机密,不会对外公开相关讯息。双方此次秘密互动,显示出中共在大陆建政后与美国前所未有的“默契”。然而,尽管距离推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达成“全面共识”仅有咫尺之遥,邓小平在此次会谈中还是紧紧抓住美台关系,就台湾问题向伍德科克再次申明中方立场以及要求其就相关议题进行澄清和说明。台湾问题成为此次会谈的焦点,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存在差异,但双方似乎都有意利用台湾问题,增加谈判筹码,获取更多利益。

  会谈开始,在听完伍德科克的报告后,邓小平随即拿出台湾问题。他首先表达了对伍德科克所做报告内容的一点疑问:为何在美方公报中提到中美关系正常化时,把“美国人民将与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关系”与“美国将与台湾维持文化、商业、与其他非官方关系”的文字表述加以并呈而非合并于一句之内。他建议应将二者置于一句之内,即“美国人民将与台湾人民维持文化、商业、与非官方的关系”。在该问题得到伍德科克的澄清和解释后,邓小平相继抛出台湾问题中的敏感议题:撤军和军售。

  他首先表达了对美方撤军时间表的不解。在明确提出无法清楚明白美方逻辑的前提下,邓小平质疑既然美国在1979年1月1日即与台湾断交、废约,为何仍要用一年的时间来完成。显然,邓并不想在此议题上夜长梦多,让台湾和美国有某种谈判的余地。伍德科克的回应则强调美方实际规划完成撤军的时间是四个月,而一年的时间表是为了要完成美国国内针对建立起美台人民对人民间一般贸易关系机制所需要的时间。他同时特别说明这一机制无关军队与军事设施议题。对于伍德科克表示的美方会在四个月内完成撤军,邓则表示可以接受并将谈论的问题进一步引向军售。

  邓小平:(美方)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这两者(军售和撤军)的联系是什么?
  伍德科克:它们是两件互不相关的事。
  邓小平:好。这是可以接受的。
  在此,邓小平没有就军售问题继续追问伍德科克或者表达反对。显然,在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和某种程度上的默契之下,邓小平选择了对现实会谈成果的欣然接受和对还存有相当争议问题的沉默不语。在邓眼中,美方承诺四个月内完成撤军,应该已经达到或超越了他预设的谈判底线,邓并不想因军售问题耽延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而美方将此问题视为“另案”也展现出搁置争议,面向共识的务实态度,与中方达成了某种程度上“不可言说”的“心灵契合”。

  此后,邓小平在“反霸”问题上再次提及台湾问题。邓小平对于美方的公报文稿表示可以接受,但建议美方最好可以在公报中加入“反霸”条款,并提出相应的替代方案,即如果美方不能如此行,则双方可以在各自的政府公告中分开论述。中方会在通讯公告中表达两个立场:首先,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国家统一的方式完全是中国人的内部事务。其次,中方反对霸权主义。同时,邓表示在中方公告中会宣告其个人已接受美国政府邀请,将率领中国政府的代表团于1979年1月访问华盛顿。此外,他对1979年元旦这一天公开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以及双方政府公告表示满意,认为这是一个好日子。

  在谈论涉台条约公告内容时,邓将会谈拉回台湾问题。他指出中方同意美方在四个月内撤军和撤离军事设施的时间表,但希望美方不要提及台美订立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中的第十条款 (即:此条约有效期限,定为无期限。若有任何一方缔约国通告他方缔约国时,可以使条约在一年后终止。)显然,按照这一条款,即便美国宣布与台湾断交,并在四个月内撤军,但该条约仍将有一年的有效期。这显然,不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实现后,中方想要面对的问题,而对于美方而言,也存在内部整合推出替代法案等一些列国内问题。但在中美双方已经达成的要在1979年元旦实现双方建交的共识下,面对这一问题,邓小平采取了“眼不见即不存在”的处理方式。然而,邓的这个建议另伍德科克一时“找不到头脑”。
  伍德科克:以哪种方式?我不明白。
  显然, 邓的智慧在于要排除一切搅扰中美建交的因素,也借此建议提醒美国政府对此问题不能视而不见。伍德科克的回应,则仍旧显示出他不愿直面该问题的倾向。
  伍德科克:根据美国宪政体制,总统有权根据条约的相关条款终止该条约。我们避免其他议题涉入其中,因为那将招来美国政府其他部门插足其中。
  从伍德科克的反应,不难看出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的保密程度之高,即便谈判进入到最后阶段,实际了解和把握情势的也仅是卡特总统执政团队内少数的一些人员。他们极力避免因为一些枝节问题的公开,引发来自国会、司法和其他政府行政部门的介入,从而造成中美关系正常化不能如期实现。
  对于伍德科克的回答,邓则直接追问,有没有可能不提及此条款或者以其他方式处理,因为他并不想看到一个“名亡实存”的条约。伍德科克则回应称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他对此并不专业。而根据他个人的理解,该条款不必出现在政府公告中。邓则回应称他理解美方基于自身宪政体制需要一些时间处理立法相关的议题,但是他表示希望美方在一年的时间内不要向台湾出售武器。考虑到两国的建交大局,邓小平同意了美方的提议,在公告中使用“终止”(terminate)而非“废除”(abrogate)条约,但他也同时强调中方让步的前提是美方不提及第十条款并且在一年中不向台湾出售武器。
  在会谈的最后,邓请伍德科克转达他对卡特总统、国务卿万斯、以及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良好祝愿,感谢他们对于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所持的积极态度,从而使这一进程得以加速。
  伍德科克:感谢您。最后一点,基于我们国内的政治问题,总统先生已指示我,此次会谈不要对外公开。因为如果中国国家副总理邓小平会见美国驻京联络处主任的消息被曝光,那么很多美国人就会开始对白宫妄加论断了。
  邓小平:这里(北京)会有一些关于此次会谈的公开报道。我已经说过,在中国要比在美国更容易保守一个秘密。但是如果这个大问题,可以在您卓越的任期内得到解决,我相信两国人民都会感戴您。
  1978年12月13日上午11点25分,会议结束。两天后,一个惊天“秘密”终于昭告世人,中美两国决定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而就在美方宣布这一消息之前,台北时间12月15日时近午夜,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被贴身秘书宋楚瑜从睡梦中叫醒,被告知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欲紧急召见,方知美方已经决定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然而,蒋经国除了在稍后的对全国军民同胞的电视讲话中痛斥美国背信弃义决定“美匪”建交之外,也只能“号召全国军民坚忍沉着团结奋斗”。当中美建交已成历史大势,居于一岛之上的中华民国除了等待最后的一纸中美建交公报外,似乎别无可操作之处以求最大利益之挽回。
  “台湾牌”显然并不能阻止和延缓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它也并非是中美两个大国博弈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王牌”。只是如今跨越40年的历史时空,面对今日美中台三者关系的变化,“挟洋自重”的蔡英文总统不仅没有蒋经国总统面对中美关系变化时的“庄敬自强”,也似乎忘记了民主、自由与人权的价值,永远不会高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在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面前,高谈自由民主人权的共同价值追求显得颇为不谙大国博弈的政治与经济现实。当“台湾牌”变身为一个被价值观包装好的“筹码”,这个“筹码”本身所引以为傲的价值之光也就黯然失色了。
发布时间:2018年03月25日 来源时间:2018年0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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