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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又对中国的未来“指手画脚”

作者:韩咏红   来源:联合早报  已有 2185人浏览 字体放大  字体缩小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专家沈大伟教授认为,中国并不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却可能陷入了漫长的衰退阶段。
  沈大伟强调,如果中国继续目前的保守“硬权威”治理方式,中国将陷入一个长期的衰败过程,世界上多个新兴工业体和列宁式国家的经验,都是先例。
  自从1960年代以来,全世界一共有101个新兴工业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只有13个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体,这些国家最终也都成为不同形式的民主政体,中国会不会是一个例外?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沈大伟本星期一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主办的名家公开讲座“分析中国的未来”上畅谈看法。虽然他强调,关于“中国的未来”的提问,不可能有简单的答案,但是他也十分肯定,如果继续目前的保守“硬权威”治理方式,中国将陷入一个长期的衰败过程,世界上多个新兴工业体和列宁式国家的经验,都是先例。
  他解释称,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数据,新兴工业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率不高,高达约87%的国家绕不开这个“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1万1000美元时,它将面对劳动力成本上涨、经济转型等巨大压力。陷入这个“陷阱”的经济体可以长期处于中等收入状态,并且因无法及时转型而减慢经济增长,越“陷”越深。
  另一方面,在13个发展成发达经济体的国家中,有两个:希腊和以色列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时已是民主国家;其他11个原本是专制政体,当他们走出中等收入阶段时,全都实现了不同形式的民主。
  民主化与经济完全发达
  是因果关系
  沈大伟分析说,这些数据显示,民主化与经济充分发展成熟,不只是直接关系,更是因果关系。
  除了政治上的转型外,这13个国家的另一个特点是大力投入于创新。中国近两年也明显加大了对创新事业的投入,但是对创新的投入主要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上下互动的方式以及国内创新人员和国际同行交流也不够,沈大伟因此认为,中国的创新事业将是不完整的。
  综合经济、政治等维度的比较结果,沈大伟表示:“坦率的说,我的预测是,中国会成为第88个(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上述分析的基础,是将中国与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放在同个天平上相互比较,由此预测中国的走向。换言之,这个逻辑不认同中国“例外论”或“特殊国情说”。但谈到中国时,也有许多人会质疑:中国作为华族与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国家,幅员又十分辽阔,其他国家的经验与中国能否相提并论?
  沈大伟在演讲中没有点明提到“例外论”,但他一开场时就强调,外界应该用比较的视角来看中国,中国是独特的国家,却不是独一无二的国家。
  他强调:“不能只是从中国看中国……为什么中国能免疫于几十年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列宁式政体的经验?我的看法是,中国不能幸免。”
  当前,中国在经济、政治、环境、科技、国家安全等领域,都面对一系列的关键转折点,一些领域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尽管2013年中共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大部分目标还尚待落实。
  对此,沈大伟分析称,反腐造成的负面效应、利益集团的阻挠、高层经济决策的不确定性,以及过度依靠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都是改革举步不前的原因。
  他形容当前的中国,犹如一部车子开进了一个环岛,这个环岛有四个出口:新专制主义、硬权威、软权威、半民主化,不同出口将导向不同的结果。如果回归到2009年的“软权威”路线,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目标将有更大可能能够实现,中国将出现部分政治改革,最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评估中国的未来?沈大伟以说,关键的问题是:“中共政权是否有信心,去推行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不可缺的政治开放?”

沈大伟“中国崩溃论”掀新一轮争议
  作者:明永昌整理
  来源:联合早报网
  来源日期:2015年03月19日
  美国学者沈大伟教授(David Shambaugh)3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引发了激烈辩论。这篇文章声称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决心不要坐视共产党瓦解,但他的专断给中国的体系和社会造成严重压力,让其更加接近崩溃点。沈大伟并预测,中国不太可能出现“和平崩溃”,一旦中共“陨落”,这个过程将是“长期、复杂、暴力的”。
  沈大伟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也是美国最著名的当代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他曾经对中国体制做过一些“正面解读”,因而常被划入美国的“对华温和派学者”,在中国也颇有名气。中国翻译并出版过他的著作,官方媒体也援引过他的观点。《人民日报》海外版还介绍过他;今年1月,在中国外交部下属的外交学院,研究人员把他列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的第二位,仅次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戴维兰普顿(David M. Lampton)。
  沈大伟在2008年曾出版一本名为《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的书,强调中国通过学习和适应,有潜力去克服或遏制其问题,比如腐败和受到削弱的权威等等,如今却对中共继续掌权的前景却提出相对黯淡的评估。对此,他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解释,这是因为中国和中共发生了转变,开始转向严厉的压迫式统治,并放弃积极的政治改革。沈大伟认为,压制正在让本已出现问题的体系严重承压,很可能会加速它的崩溃。但中共领导人似乎确信,如果不进行严厉打压,并且在诸多方面更好地加以控制,中共就会失去控制权。
  “崩溃论”遭官媒炮轰
  针对沈大伟最新的“中共末日论”,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措辞严厉地批评沈大伟指中国官场腐败、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自由派受到打击等,大多是“中国崩溃论”老掉牙的论据。文章又指全世界看好中国未来的人无疑在增多,第三世界相信中国道路的人尤其越来越普遍,西方愿意反思对中国认识的人也呈增加之势。沈大伟本人对中国的悲观“在他周围的圈子里容易得到共鸣,但在世界上却是反常识的”。
  文章也批评沈大伟“对非西方世界的认识始终隔着一层”,“对中国的研究缺少超越性的定力,最终没能跳出西方价值观或政治规律对其研究的干扰,他变得像章家敦之流一样庸俗,靠给中国‘占卜’来博西方舆论的眼球。”又指“无论沈大伟是在做机会主义的新站队,还是这是他晚年对华认识变化的真实反映,这都将被证明是他学术研究的败笔。”
  章家敦是美籍华裔律师,2001年曾出版一本名为《中国即将崩溃》的书,引起轰动。书中断言中国社会体制因种种问题将在少至五年、大至十年内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然而,中国经济顶住了金融危机的冲击,章家敦的预测没有实现。
  中国经过三轮“崩溃论”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去年8月在《红旗文稿》发表文章,总结过去20多年曾有过三轮“中国崩溃论”,但都失准。第一轮唱衰源于1989年后,大致可称为“中国政治崩溃论”。当时,中国经济过热,通胀高企,通胀率高达 18%。财政、货币政策双紧,国家重点治理整顿“官倒”。而国际环境更加恶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倒下。美国等加紧对中国的遏制与渗透。在所谓“西风全面压倒东风”的大形势下,美国积极倡导“华盛顿共识”,整个西方世界洋溢着“历史终结”的判断,认为下一个崩溃的国家一定是中国。
  第二轮唱衰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即所谓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中国出口锐减,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短期内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加之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效率低下负债沉重、银行呆坏账情况比较严重,中国经济再次面临严峻的下行风险。国际金融大鳄还乘机围剿香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态势有可能就此中断。
  第三轮唱衰源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逻辑重心是“中国社会崩溃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为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再度受到外部的强烈冲击,股市高位下泄,经济急剧下降,出口大幅下滑,造成部分行业产能极度过剩,产品大量积压,社会不满情绪积聚。与此同时,互联网2.0技术开始普及,2011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北非国家由此陷入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整个社会几近崩溃。中国社会在连续发生“郭美美事件”、“7·23动车追尾事件”之后也陷入各种不安中,一些人甚至放言要借微博“谣倒中国”,不少外媒还宣称中国要爆发“茉莉花革命”。
  文章指三轮”崩溃论“都恰与中国经济三次下行周期相重合,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最为困难、改革最为艰巨的时候,唱衰中国的论调也抬得越高。唱衰中国的言论与中国经济暂时滑坡、风险累积等因素有一定的关联,这导致部分国内外人士对中国产生悲观预期。但文章认为这可能只是很小的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某些外部势力想借中国经济陷于危险境地之际,否定中国前景,打击国际国内社会的信心,加剧对中国的恐慌心理,进而达到“预期自我实现”的目的。
  王文指出,随着2012、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风险累积,新一轮对中国经济悲观预期的论调再度来袭,尤其是以房地产市场低迷、地方债难题和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担忧为主要逻辑的“中国金融崩溃论”悄然兴起。但他认为,与其说中国经济会出现崩溃的可能,不如说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阵痛后再次起飞的前夜,正在为更加扎实有力地实现经济长期稳定高质量增长进行修炼,未来的中国经济就像传说中的“凤凰涅槃”所描述的那样,将再度腾飞。
  欧美对中国“另眼相看”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不仅是中国学者,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经济模式、政治制度和统治模式也重新开始审视。《环球时报》去年12月发表的一边文章注意到,美欧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反思甚至批判开始展现有趣的一面,与之形成“参照物”的是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价值观等重新认识。例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一书中流露出对美国政治衰败的失望,写过《当中国统治世界》的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在英国媒体上批评西方对中国经济崛起“短视”等。
  谈到福山从过去高唱“历史的终结”到现在也开始思考“强大的政府”,雅克认为,这说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西方的国家治理存在一些严重问题,“欧洲的统治精英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美国相对好一些,但问题也不小”。他的看法是:“这种反思还会延续。因为目前西方并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无法在短期内逃离经济停滞。另外,西方开始相对衰落,而预测显示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西方在治理和民主上享有声望的先决条件是政府体制能正常运转,而且成功。但现在政府不能正常运转了,体制看起来也不那么成功,接下来会怎样?这种反思的声音会越来越大,得到更广泛认可。”

发布时间:2017年02月22日 来源时间:2017年0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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